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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真的就是命了吧，命运它这么调戏了我，不由得我不相信它的存在啊。而且按照大师的说法，在命运跟我开了玩笑之后，我不仅不应该翻脸，而且应该感激它跟我开了这样一个玩笑。
信命也好，不信命也好；信大师也好，不信大师也罢，只是10岁的这场玩笑开得太大了。老天要伤我筋骨，而我不能饿我体肤，多吃多喝，快乐自造吧。生存需要 hold住，不翻脸。
【第2章 合适的事不一定都让你赶上】
人体器官就像机器的零部件，不知会出什么故障，而医院就是这么一个收纳、修理、组装人体器官的大车间。脱离了生命危险之后，我又继续在这个大车间里度过了
3个月时间。骨头与血肉的咬合，神经与意志的斗争，每天都会在这个大车间里轮番上映；种种人、事和场景，即使是对于我这种善于“失忆”的家伙来说，也永远不会抹去。
我从小就比较瘦，再加上出了事以后，身体状况直线下降，血管非常不好找，输液成了大问题。最恐怖的一次，4个小时之内，护士姐姐“乐”此不疲地在我身上各个部位一共扎了 23针也没有成功，最后我忍住没哭，她却哭了。原来她真的不是虐待狂，大概她从来没遇到过我这种身体条件的病患。如果现在有机会再见到当年的护士姐姐，我很想跟她说一声：“对不住，给您添麻烦了，不过您也长见识了不是？以后跟同事聊起来，我还给这样的一个家伙输过液呢！而且最后您不是把第 24针稳稳地扎进了我的脖子吗？足以证明您是一位有创造性、有勇气、有毅力的好护士！”因为针头在脖子上，而且又是在我被折磨得千疮百孔之后才成功的，我自然要百般小心，生怕碰掉了它再扎一次——不对，那就绝对不止是一次的事儿了——所以我一直歪着头。当时我们病房里有一个颈椎出了大问题的大哥，他的脖子也不能随便动，还要靠脑袋上插着的钢条和钢针固定着。我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哈哈，我们一样了。在那个看谁都觉得惊悚的病房里，相看两不厌的估计也就只有我俩了。我俩像两个螺丝坏掉了的机器人，不敢乱动，连笑都不敢太大幅度，怕稍有差池，就散架子了。
在积水潭医院里，我看到了太多太多“不正常”的人，其实我才是我们那个病房里伤残程度最重的。还记得，一次做完手术，光拆线就拆了3个多小时。为了忍受住巨大的疼痛，老爸给我找了一个木棒让我咬着，没拆完就被我咬断了。我恨老爸为什么不找一个粗一点的来，当时我已经不想咬着什么东西了，我是想让他直接拿根大棒子把我打晕，因为那种生生的疼痛简直不是凡人能够有幸“享受”到的 ……
从积水潭医院离开时，我的健康状况并未有多大的改善，脱离了生命危险的我，面临着更为漫长的治疗、康复和休养。于是，在妈妈的陪伴下，我来到了马家堡博爱康复中心。
马家堡博爱康复中心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风景秀丽。如果忽略中心里的那群奇奇怪怪的家伙，那个地方绝对算得上是个 AAA级度假胜地了。我在马家堡康复中心住的地方很特别，门口挂着几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大字：重症VIP监护室。更为特别的是，这间病房的隔壁就是太平间。
病房外的道路铺着镂空的地砖，每当有运尸车推过的时候，都会有车轮嘎达嘎达的声音有节奏地响起，然后消失。在那些清幽的夜里，每当我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嘎哒嘎哒 ……”的声音，节奏均匀，不慌不忙，和房间里病友起伏的鼻息交相呼应。这声音成为那段时间里，反复在午夜时分上演的交响曲目。
多的时候一天会响起数次，最初只要声音传来，我就会开始不淡定，偶尔我会默默地站在窗户边上看着，看着人生的结束，即使生前有天和地的差别，死后也不过是公平地一人一块白布。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可能有一天我也会躺在上面。生与死就只隔了一堵墙，那一刻死亡离我这么近，近得足以令人窒息。但是只要一想到我一直没机会登台表演这种嘎哒嘎哒的交响曲，我就开始对命运千恩万谢了。
跟我一起住在这个地方的共有5个“重症病友”。当时，病房里有一位重度烧伤 98％的大哥，在我和这位大哥接触的几个月里，我一直都致力于寻找他身上那2％的好的地方，最终也没有发现。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全身缠着绷带，让我想起了神秘的埃及木乃伊。有一天，他的绷带终于被拆了，向我们露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没有头发，被烧伤的皮肤也没有毛孔，一块一块地纠结在一起 ……
熟识起来之后，这个哥们儿有一次很神秘地跟我们讲：“我在出事之前去算过一卦，先生说我最近会有‘美女’缠身，我还挺开心的，回去还跟我媳妇说我要有艳遇了，她没答理我。后来我去车间视察，正赶上油漏了，解放车后边耷拉着的那根铁链子擦出的火星就把整个房子点着了，火烧起来的一瞬间才知道原来是‘霉女’啊 ……我就是犯贱，我就不该去视察，
如果我不去，就不会有火星，如果没有火星，就不会着火，如果……”后来在看《武林外传》时，每次听到佟湘玉说：“额错咧，额真滴错咧，额从一开始就不该嫁到这儿来，如果额不嫁到这儿来，额滴夫君就不会死，如果额滴夫君不死，额也不会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 ……”我就会忍不住想起一个熟悉的人……佟湘玉跟我这烧伤的哥们在抱怨的时候那个语气相似度高达98％，剩余的2％还是找不到的。
除了烧伤的哥们儿，那两年我还见过许多“神奇”的人，真正创造了生命奇迹的是一位近
80岁的老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高位截瘫，从颈椎下面就瘫痪了。但是，在半年之后，他竟然可以推着轮椅自己来做康复，有时候兴致来了还可以自己拄着拐杖走几步路。过了这么多年，我始终还是难以忘怀。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算得上极大的鼓励了，或许上帝给了人的身体足够的恢复记忆的禀赋，只要自己坚信，并每天不断地用康复运动来提醒它，好起来是早晚的事吧。
伴随着病房里的病友出出进进，我在那一住就是两年。伤情的划分，有两个原则，一个是自理能力，一个是劳动能力，按道理来说，这两个方面我都是不行的，但是实际上，我做得还好，所以我倒好像成了我们病房里最乐观的（自恋的我出现）。看过了这么多生生死死，才知道人的祸福真的就在旦夕之间，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不是这儿就是那儿，反正总得有那么点儿不合适，活着即是最大福祉。我们不能在无偿受赠一块大蛋糕之后还抱怨上面没有樱桃，对吗？病友们常在一起讨论谁更“倒霉”一些，而我倒是觉得，我们都是比较幸运的，因为都只是局部不合适而已，真正全身都不合适的在隔壁的太平间躺着。
在积水潭医院疗伤的 3个月和在马家堡康复中心恢复的两年里，我见到了别人几辈子都见不完的伤痛和死亡，终于我也离开了，却有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当时积水潭医院里有一位资深的病友，忘了我们的病房中间隔着几间了，就记得她叫毛兰。据说两岁的时候因为被大火烧伤送进医院，好不容易被抢救活了，样子却惨不忍睹——没有鼻梁只有鼻孔，没有手，大腿和小腿是弯曲的，不会站着，只有右脚残留的脚趾是可以活动的。连她的父母都弃她而去了，从那以后她所用的称呼就只有“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是医院里的大夫和护士。当时国家可能是一天给 10块钱补助，她就早上一袋牛奶，中午一顿食堂的病号饭，然后就这样在一张病床上躺了 30多年。不过，她会用脚洗脸、刷牙、削苹果、写字，甚至还帮护士搓棉签。据说她还是很爱美的，床头总是摆着镜子，虽然在别人眼里她可能已经没有形象可言，但她自己还是那么爱惜，她还想“美美”地活着 ……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想，积水潭医院长久的收留、好心人的帮助固然是她的福气，然而可能最大的福气还是她自己对“生”的笃信。出了医院就没有不合适的事了吗？答案是人生处处都有不合适的事。
我们家里有一本葛优老师的妈妈给葛优写的传记——《都赶上了》。那天，我随口问老妈我的这本书叫什么好，她就想到了这本书。“人家葛优是大明星，有实力是肯定的，但是有实力的人也不少，为什么偏偏他这么火？那肯定也真的是赶上了很多好机会，咱不比人家，咱有些事赶得还真不怎么好，要不就叫《不一定都赶上》，怎么样？”“妈，您这个太‘山寨’了。 ”
她还有点不满意似的嘟囔了一句：“你老妈我就小学水平，你还非问我，你指望我能给你的‘大作’想个什么名字！”“刘伟呗！您的‘大作’就是我啊，20多年前您不就想好了吗？到时候不管这书叫什么名儿，您给起的这个名字铁定是写上去了。”这么一说，老妈的“微怒”才算是消了 ……
不论老妈起的书名有多山寨，但她的想法与我的“人生总有不合适”的理论倒是有几分相似。我们都是在生命这场长途旅行中错过了中间某个换乘班次的人，只是最不幸的人错过的是午夜的末班车，错过了，就真的只能葬身无边的黑暗了。人们总是把“赶上”视为理所当然，可毕竟载客量有限，哪儿能人人都挤得上去。对有的人来说，错过了这一趟还有下一趟，
骂两句终究还会上得去，其实相比那些错过了末班车的人，我们还有什么可骂的？
合适的事都让您赶上，您觉得合适吗？
【第3章 生活，就是生生地活着】
有一位记者曾经写到：“命运对刘伟的残酷之处在于先给了他一个美妙的开局，然后迅速地吹响终场哨。 ”对于原本是“男一号”的足球队长刘伟来说，这句话果然要比马家堡医院太平间的声音来得更加惊悚。
生于健力宝足球时代的我回忆起那片绿茵场，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那么令人心潮澎湃。我渴望能够重新上场，再次在柔软的草上奔跑，感受风从周围掠过、阳光肆意地照在我的脸上、力量从我的脚尖传递到足球上、再传递到远方的感觉，没有双臂真的有那么大的不同吗？我不是还有一双脚吗？我还是那个喜欢像豹子一样飞奔的刘伟。
刚刚告别马家堡康复中心，我的心就已经在学校的足球场上驰骋了，我要重返从前的生活，我要重返我的地盘！
一直以为绿茵场是我的地盘，失去双臂后，我知道能让我振作的地方也一定是那儿。于是在我使用了各种无辜的小眼神之后，教练终于答应带我去参加一场学校间的足球比赛，那一刻我是多么兴奋，期待着能够重新奔跑在我熟悉的球场上。我终于站在了出场球员的队伍中，可就在这时候，教练一看对方上场的队员全部是超龄的，身体条件比我们好得多，立马将
我换了下来。比赛即将开始，面对我的恳求，他只说了一句话：万一把你撞倒了，出了什么事，我可负不起这责任。面对他的满脸关切，我的心像是顿时停止了跳动，花了两年时间才愈合的伤口，被瞬间撕裂。我懂，教练说的我都懂。再次踏上心爱的绿茵场，我却被它客客气气地拒绝，一个人佝偻着肩膀，站在场外眼看我的队友在球场上痛快淋漓地张牙舞爪、大喊大叫，那一瞬间的绝望，就像球场上汹涌的欢呼声将我生生吞没 ……
回到家中，翻起箱子里往日的旧东西，小学同学送的一张贺年卡片上“希望你将来能带领国足冲出亚洲”的字迹歪歪扭扭，依稀可辨。估计这话在当时看来，就像现在的“祝你学业有成，将来考上名牌大学”一样普遍吧。回忆起当年的梦想还是那么真切！二年级下学期，我光荣地成为校足球队最小的一员，经过一年的摸爬滚打，三年级时我就已经成为队长了。当然这中间经过了无数次艰苦的训练，但因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竟不觉得丝毫乏味。除了规定的训练时段，我们还自己寻找时间，比如上学前的那小段时间、中午饭的时间、放学回家前的时间，真是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是有的”，当时的我们实在太爱足球，太愿意挤了。当然漫长的训练付出的不仅是时间，还有体力甚至有时还会负伤，男孩子对这些大多是无所谓的，甚至还因为那点悲壮的英雄情结而分外骄傲。
我当上队长的第一次出征，就是带着我们三年级的同学，去跟四、五、六年级的大块头们比赛。小学不比现在，差个三五岁都不会太明显，那时候身体发育正快，差一岁，身高、体力各方面就差很多，不知道学校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安排这样一场无厘头的比赛，我猜是当时我们的实力太强了，他们觉得双方有得一拼吧。90年代的学校足球场还不是很正规，尤其是小学，可能成比例缩小了几倍，记得对方的守门员一发力，球就差点穿越整个球场，直接射进我们的门里。刚上场，我们就被他们的气场威慑住了，只得被动地防御着。这样持续了很久，始终没有让他们进球，我们的胆怯稍微缓解，抓住机会随时准备反击。突然，我后场转中场控球，一脚长传接一脚临空抽射，球进了！观战的女生激动地呼喊着我的名字，我和队友们的气势一下子高涨起来。对方好像有些没回过味儿来，呆呆地愣在那里。瞄准时机，咱又进一球。从小看球赛，进球的队员都要高高地跳起，然后用力地甩手，那天我进了两个球，不过瘾似的接连甩了两次，导致下场时，胳膊像脱臼似的抬不起来。
其实，我还有一个罚点球的机会，也是十拿九稳地进，但是我不想把这场球赛变成我个人的独秀场，于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的一个队友。他一开始还比较犹豫，我鼓励他说，你一定行的，尽力就好，反正我们赢定了，不要有压力。结果，我们就像2010年东亚四强赛中韩的第二场比赛国足对韩国队似的，奇迹般地 3∶0完胜。下来之后，他问我，你怎么知道我能行？我说，练习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的球技不错了，再说，我们每天跟足球厮混那么久，它也一定对我们有感情了吧，会罩着我们的。之后，他又多次提到特别感谢我当时那么相信他。是真的本就不该被怀疑，“怀疑”既伤身又伤心，这样算来，“相信”的心理成本反而要低一些。踢球需要团队集体作业，那些年踢了那么多场球，到了现在记得住的输赢不多，唯有对“无条件地相信”这条从球场上总结的人生经验印象深刻。
今天，再来斟酌这条格言，我想也许它只适用于 10岁之前的刘伟吧，
面对残酷的赛场，我的雄心再起，只怕身体无力载动。“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有的人不能看，有的人不能握手，我呢，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来一样。”和我同样身体有残疾的作家史铁生先生说得真是深刻。
咱们说点轻松的吧，你爱看动画片《海贼王》么？我喜欢路飞，小时候总是幻想，如果我也像他一样是个不导电的橡皮人就好了，如果我的手臂也可以无限地伸展那该多棒！长大了知道这些都是无望的幻想，失去双臂之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