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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到新华社驻南京军区当记者，就直接面对将军们了。因为是职业身份要求，经常列席军区常委会和其他有关会议，那时大军区领导起码都是开国少将。
当时还没有写他们的打算，写将军是从许世友开始。产生写将军的念头是这样的：许世友越战回来后，定居南京写回忆录，我要写一篇关于他的报道，约好下午两点见，老地方——中山陵8号。我提前几分钟到，两点一到，就听楼梯响，“咯噔咯噔”下来，很准时。他坐下后，未容我开口，劈头就问：“记者同志，你要我谈什么啊？”采访许世友是困难的，他确实是大老粗，我只是个营级干部，对他还有点害怕。准备了很多的问题，但他话不多，总是三句半。比如我问他：
“首长，想请你谈谈打仗的情况？”他就说：“一靠的是党的领导；二是群众支持；三是勇敢不怕死。”“你负过几次伤？”“我负伤多了，一身都是疤，一次手臂负伤，把子弹一拔，取出来，用冬瓜瓤子敷一敷就好了。”将军回答问题就和他打少林拳一样干脆利索，三言两语答完就会问：“记者同志，还有什么呢？”幸好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采访得以顺利进行。
田炳信：许世友为什么写回忆录呢？
吴东峰：许世友说他现在写的是抗战时期在山东的回忆录，红军时期不好写，因为和张国焘有关。我的问题很长，他回答问题很短、很直率。我还特意问了『毛』『主席』让他读《红楼梦》的事，他说自己已经读了四遍。后来秘书告诉我，他哪里读得懂《红楼梦》啊，连金陵十二钗也搞不清楚。这是许世友的狡猾之处。
这是我第一次与我军高级将领面对面地谈话。还谈到在少林寺当和尚的传说，他当年与地主少爷打架，把人家打死了，躲到少林寺去谋生。当我问他，你在少林寺当过和尚吗？他说，我没有当过和尚，在少林寺打过杂役，也就是长工，因为我没有受戒。这是许世友亲口所说。但现在许多书都说他是少林寺和尚，那是不对的。我是最后一个采访他的记者。他一身的伤痛，为了治脚痛，绑腿，塑料袋装热水，用绳子缠起来绑腿。他确实是脾气暴躁，很孤独，每年参加春节晚会，就他一个人坐前排，其他人坐在第二排。他讲话也没有什么逻辑『性』，东一句，西一句。
田炳信：许世友将军敢说敢干，打仗勇敢，身先士卒，个『性』也极具张扬，这种『性』格又极具张扬的将军恐怕不多了。
吴东峰：从『性』格上来讲，他像张飞、李逵、牛皋这样一种人。说起话来，直率干脆。许世友将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着江青说：“你张狂什么，『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言罢奋臂挥拳，江青愕然变『色』。
1982年，中顾委华东组在南京开会，许世友愤然说：“江渭清、张春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要杀掉。为什么不杀？就是『毛』『主席』老婆，也要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为什么不同罪？”当时江渭清正坐在对面，聂凤智将军连忙纠正说：“不是江渭清，是江青。”会场一阵笑声。
那时，我对许将军出席的会议都争取参加、记录。对他原来是一种传奇的、高高在上的形象，后来慢慢接触，觉得是普通人的形象。后来参加追悼会，他比较特殊，搞土葬，邓小平特批，只此一例（所有将军中唯一的一位）。当时许世友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支持他的人很悲痛，反对他的人也有放鞭炮的。许的遗体运回河南老家，都是半夜里路过大城市，怕影响不好，凌晨下葬。棺木里放茅台酒，100元人民币。后来我就收集了一些材料，写了一篇《魂归大别山》，可以说是第一篇写许世友将军的报告文学，也是第一次披『露』了将军土葬。到处转载，十几年过去了，到现在网上还在转，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田炳信：你采访的都是开国的战将，像许世友、张爱萍、萧克、陈士榘、刘震、聂凤智、李德生、张震……中国的整个20世纪，几乎都充满了他们的影响。
把这么多位将军纳入自己的笔下，写完他们后，你觉得与现在和平时期的将军有什么不同？
第49章 附录：田炳信专访（2）（）
吴东峰：过去我们的一些报道、作品对他们（开国战将）的记述有失真的地方，大多数都是很正统的描述，从出身穷苦到参加革命，勇敢不怕死，高大全，或是夸大传奇，胡编『乱』造。因为我有这个条件，可以和他们直接接触，采取平视的角度来看他们、写他们，这些将军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七情六欲。去掉光环以后，我觉得许世友朴实得像位老农民，张爱萍就像普通乡村教师一样谦和。陶勇将军结婚，找了一位知识分子，喝醉酒说：“真有意思，‘洋包子’把了个‘土包子’。”『共产』党将军并不都是“土包子”。刘震将军接受我采访，三次换三套衣服，高档服装，像个归国华侨。解放战争时，他在东北就穿自制吊带裤，家里有三辆秋林牌摩托车。邓华将军喜欢京戏，不但能上台唱，40岁时还能连翻几个空翻。你比如皮定均将军午休，打个呼噜即起。人称“皮司令睡觉，驴打滚”。1964年夏，皮将军率福州军区各军军长、师长至闽北武夷山看地形，跋山涉水，日夜兼程，众将领皆疲惫不堪，而将军脖子上挂一铜哨，哨响即出发。每至午后，将军说：“睡觉。”众将领刚躺下，哨声便响，皆恨之咬牙。“文革”中，有人言皮定均将军“战场上英雄，党内斗争狗雄”。将军坦言：“狗雄就狗熊，自己斗自己算哪路英雄？”
还有，与许世友同出自少林寺的钱钧将军也练得一身武功。“文革”时期他乘车途经南京中山门，造反派手持长矛要检查军车。钱将军笑笑伸出左手擒住『逼』在胸前的长矛，造反派想回收，长矛纹丝难动。将军又伸出右手握住长矛首端，略一使劲，铁矛弯成弧形，造反派大惊放行。
他们有土有洋，能土能洋。但往往土的一面写得多，洋的一面写得少。以后的将军很少有人能跟这批将军比，那么活泼鲜明，个『性』张扬。许多回忆文章和研究文章往往忽视了这些细节，忽略了感『性』认识。有细节的感『性』认识往往有助于我们对他们当时行为的正确定位，有助于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正确认识。
开国将军们应该说是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动『乱』。战争年代打仗，出生入死，轰轰烈烈；“文革”期间“三支两军”，又轰轰烈烈。因为两次都处于动『乱』岁月，生死绝境，以死相拼的力量远远大于优良的装备和从容的智慧。动『乱』的时期使其生命力异常坚韧，智慧超常发挥，生命力发挥到了极限，智慧力也发挥到了极限，聪明才智运用得淋漓尽致，个『性』张扬表现更加充分。经历了生与死，大彻大悟，死了好多次，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提升。
他们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也有着人『性』共有的特点和弱点。他们一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非常人所能及，在历尽肉体和精神的苦难，在一次次大起大落是非曲直当中，他们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群人。
这些将军绝大多数都负过伤，都经历过死亡。粟裕六次负伤，两次重伤；许光达两次重伤，由上海转到苏联治疗；罗瑞卿已经要进棺材了，又活过来，棺材都做好了，发现还有一口气，又救过来了；许世友负伤八次；刘震两次负伤；张爱萍是位儒将，也负伤六次；贺炳炎十多处伤疤。而和平年代的将军，没有经历这么多的生死考验。
田炳信：中国的将领是非常服从命令的，党『性』很强，但又是个『性』非常张扬的。这些将军们对元帅的评价又是怎么样的呢？
吴东峰：是的，他们党『性』很强，个『性』又很张扬，这是矛盾的统一。是和产生中国军队的客观环境有关。中国军队的诞生、发展和壮大离不开山头。每个山头的头，一般就是元帅，因此每个山头的将军对他那个山头的元帅评价都比较高。如果不论战功，我个人觉得刘伯承和林彪很值得研究，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刘伯承在战争年代编译了许多军事论文，对我军中高级指挥员影响很大，他翻译过苏联的《步兵『操』典》、《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合同战术》等，整整影响了一代指挥员。林彪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战术思想的普及，解放战争在东北提出“三三制”“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三猛战术”等，通俗、易懂、好记，对当时以农民或基本上是文盲为主体的基层官兵改变游击战习气，进入现代战争的转变影响巨大。
这些将军们所经历的战争年代特别长，从辛亥革命起，近半个世纪，大多三十多年的战斗经验；而且是从未间断过，经历的时间之长罕见，次数之多也罕见，浴血奋战，身经百战毫不夸张，甚至是上千战。除了经历军事斗争，也经历了政治斗争的残酷，这是我们的后代将领无法经历的。战争年代的短兵相接、肉搏、面对面拼刺刀，血流成河，也是后代将领所无法经历的。
田炳信：一将功成万骨枯，情感的、心灵的创伤也是残酷的，身边的最熟悉的人都死去。
吴东峰：是的，大多数的将军是农民出身，所以很多时候也许要用朴素的心态去理解他们。新中国成立后皮定均将军休过一次假，回老家探亲住了一天，就跟他夫人讲回去。夫人不理解，你动员我来，说家乡有多么好，为何只住一晚就回去？皮将军后来解释说：你看我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衣锦还乡了，可那么多人跟我一起出来都死掉了，他们亲人好受吗？
战争给将军们留下很多难以复原的创伤，乃至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性』格、爱好，如林彪、许世友喜欢坐车颠簸。很多将军在战争年代生的子女都夭折了。黄新廷将军爱人曾告诉我，有一年冬天，和一些家属去部队探望，由于路途遥远，天气冷，就把小孩放用棉被裹着。放在箱子里，到了目的地了，夫妻团聚，非常高兴，可有的把箱子里的孩子打开来看，却发现孩子已经冻死了，这种大悲大喜，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他们张扬的个『性』也是战争经历所造成的：死都经历过了，还怕什么？
田炳信：战友、亲人的死去，给他们留下的创伤是一般人无法体会到的。而对国家的忠诚更是到死相随，像胎记永不消失。
吴东峰：这种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这些将军身边死去了成百上千的人——同乡、战友乃至亲人，所以他们不但是战争的强者，无疑也是人生的最强者。我在采访时，有的将军说：现在有些西方国家想要推翻『共产』党，我了解的情况是，只要这一代人在，就没有能推翻的了，你想他们身边死了几千个人，能把江山让人？顶多再死一次，怕什么！很多将军死后，要与他们当年的战友埋在一起，这些忠魂一直缠绕着他们，心态很复杂，有的牺牲是必需的，有的牺牲是失误造成的。
田炳信：他们这些将军晚年时期的心理状态怎么样？
吴东峰：大彻大悟了，也有人对战争的反思，总的来说还是自豪的。颜文斌将军十次受伤，三次开刀，关公刮骨疗伤也不过如此，有一次已经被民工挖土埋了，他又坐了起来。刘昌毅将军全身上下都有伤，他说，负伤后做手术取弹头所受痛苦比中枪时更加难受。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许其孝将军腹部有三十几处弹创，他拍着胸脯对我说：“我可是前面负伤，后面负伤那是逃兵。”
田炳信：中国的开国将军哪个省份最多？
吴东峰：湖北，江西，湖南，四川。
田炳信：战争年代将军们的优点和缺点就两个字，和输，其他的缺点、弱点在那个兵戈相见的年代无人顾及，而和平年代，人们的评价就多了。
吴东峰：这些将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生理超常发挥。决心大，要牺牲一部分人，包括牺牲自己，敢于牺牲，哪怕一个连，一个排，一个团，当机立断，牺牲意味着不惜成本。不但要有战争智慧，更重要的是战争决心。现代战争也是一样的，千钧一发时要做出判断，要下定决心。现代战争，将军面对面地见血的机会少了。
第50章 附录：田炳信专访（3）（）
田炳信：对现代战争中的将军有什么要求？
吴东峰：还是智慧，平庸的人还是不行，要有实战经验，演习也要搞，如抗洪抢险，也是一种演习。
田炳信：战争年代的将军，人格魅力是很强的，那么现代的将军其人格魅力如何？除了授衔，你怎么去服人？他的魅力如何体现？
吴东峰：不好说，现在的将军整体素质是应该比过去强，过去完全是靠经验，『摸』索，不断改进。美国现代战争经验非常丰富，而我们就没有这些实战经验。现在的指挥员还是要多搞演习，但演习不是演戏，要真实程度高。将军一定要超常的，平庸的不行。那是要死人的。
田炳信：拿破仑说，狮子领的羊群胜过羊领的狮子群。经过对这200位将军的采访，你有什么遗憾？
吴东峰：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开国将军是举足轻重而又意义深远的存在。
他们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因此他们的经历是这段历史最权威、最真实的记录。我写的这些东西谈不上什么水平和艺术，实际上是在做抢救资料的工作，到了下一个世纪，他们中健在者越来越少了。有的人采访不到；有的人是采访了一半，没有完整，很多是采访后不久就去世了；有些是历史上的原因不愿谈。这些史料都要随着这批老将军们的辞世而将湮没。现在我国许多学者十分重视学界名人的研究，有许多突破和成果，但不太重视对开国将领的研究。
我有一个观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军队将领们的际遇与当时的学界名人基本相同，他们的经历是相同的，困『惑』是相同的，抗争也是相同的。
田炳信：什么事情对你是个刺激？
吴东峰：将军们的相继去世，对我刺激很大，也是促使我采访他们的动力。
这几年，我参加了尤太忠、刘昌毅、龙书金、邓逸凡等将军的追悼会。每次回来，我都想好久。开始仰视，神化；接着平视，近距离接触，看到了普通的一面，人的一面，有缺点、反差；当他们去世后回顾，他们不平凡的一面又凸显出来，确实不简单，有过人之处，宝贵之处，难得之处。
真实、诚实、不虚伪，没有伪装，也不需要包装。没有唯唯诺诺，没有装模作样，他们是一批真人，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人。在过去的年代，人们对他们有一种片面看法，要么是大老粗、野蛮、极左、简单，要么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没有缺点错误。采写了这么多将军后就发现，外界的一些看法和传言是不正确、不真实的。
我在《布衣皮定均》一文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某日，时任福州军区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