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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还要去向外国人寻求支援，购买更加先进的武器，厉兵秣马，然后把丢掉的土地给夺回来，报了如今的血海深仇。”
祖父仍旧恨恨不已：“他蒋某人说得比唱的好听，他的仗有他说的一半好，也不会打一仗输一仗，输到连面子里子都丢光了的地步。”
他叹了口气：“再勋啊，你也别再替他开脱了，乱世人命不如狗，是生是死还是自求多福吧。不过，你和启明既然决定了要做一番事业，就一定不能贪生怕死，丢我们朱家人的脸面。现在全中国的老百姓能指望的也就只有你们这些人了。”
祖父说完又做了一件让大家大出意外的事情，他把装着金条的一个小木盒郑重其事地交到了父亲的手上：“他蒋某人不是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救国抗日嘛，我把我的棺材本可都拿出来。我就再相信他最后一次，要是这样做了这仗还是要输，那就是中国人的命了。”
祖父的行为和战争打响以来他的言行截然不符，但这也许正是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态度。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个人对于在徘徊中前行的祖国都是爱之深责之切，虽然有着看似难以平复的不满，实际上却永远不会抛弃她。
父亲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郑重地从祖父的手里接过了沉甸甸的木盒。我看到里面黄澄澄的小黄鱼整整齐齐地码着，看起来不会少于十根之数，怪不得一旁的伯父伯母们看的脸都青了。
祖父顺了顺气又说道：“还有件事情我也想明白了，启智那孩子，虽然平时看着总让人操心，可实际上在大节上一点不亏。本来我想着他在国外能好好发展开枝散叶，可这毕竟是我的想法，不能强加给他。现在他音信全无，你们要是有谁能联系上他，就替我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活着，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我再教训他。”
母亲听了他的话不由得暗自流泪。她后来告诉我，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祖父如此动情。她想，祖父的内心深处一定是关心二哥的，不仅如此，他也一直关心着父亲和大哥。他是真心希望他们好，所以才会那么严厉地要求他们。她说，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们一定要照顾好祖父。他现在把最后的积蓄都捐了出来，未来可以依靠的就只有我们了。
我问母亲，那么久以来祖父对她一直很苛刻，哪怕是对二伯母的“相敬如冰”也比对她好许多，这样一来他会不会怨恨祖父？
而母亲却说，她拐跑了祖父最心爱的小儿子，又没把他最喜欢的两个孙子教导成他想要的样子，祖父对她有怨言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老人家从来都是口是心非的，她生病的时侯祖父也会十分着急地找人来替她看病，也不会再去计较中西和西医的问题，这也许说明祖父内心深处还是疼她的。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以怨报德，就有多少人以德报怨。母亲的做法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也深刻地影响着我未来的人生轨迹。
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份，比往年的秋天要来得更为萧索和清冷。法租界的街道上梧桐落叶积了一地，行人走过时便会发出“沙沙”的响声。往年的叶子渐次落下，那是一种带着诗意的节奏。可今年却不同，厚重的落叶层层叠叠地落了一地，又被秋雨浇了一遍，就有了破败的味道。这梧桐树叶壮烈赴死的态度，就如同日本人进占上海的速度，一路所向披靡、摧枯拉朽。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距离淞沪会战打响不过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虽然租界仍旧安全，但是人们心中坚定的信念却被现实彻底击溃了。
学校里本来一切如常，可突然班主任曹先生急匆匆地冲了进来，要大家全部集中到大礼堂里去听广播。在回声嘹亮的礼堂里，我们听到了一段永远也不愿意再回忆起的话，那便是由市长吴铁城发布的告市民书，如果说军队的节节败退还让大家保留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也许国军还有奇招，也许过几天还会卷土重来。但是告市民书一出，就等于给所有的希望都判了死刑，连最乐天的人也感觉到自己正在接受灭顶之灾的洗礼。
这一天，是钉在耻辱柱上的日子，也是每一个上海人苦难的开始。随着国军的战略撤退，上海成了日本军队的俎上之鱼，从此更是被残忍地割裂了。当同出一脉的地缘文化被硬生生地分割开的时侯，也就是上海文明崩落的开始。很多人说上海的辉煌时代是伴随着张爱玲的离世而终止的，而我却坚定地认为上海的辉煌时代在日本人踏入上海地界的那一天起便已经陨落了。上海还是那样灯火通明、彻夜不息，甚至还奇迹般地出现了畸形的孤岛文明。但是这个上海却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了，虽然有着相似的面容，但灵魂深处却已经变得空空荡荡。
班主任特意给我们上了一节特别的“课”。他让我们每一个人准备三分钟的即兴英文演讲，题目是“我的祖国”。这样宽泛的题材用作演讲的主题其实并不那么合适，况且只有短短的三分钟的时间，怎么可能做到言之有物？要是过去，我们遇到这样的题目，肯定不免要调侃一番：“我开个头就要五分钟，抒个情又要五分钟，还没切入正题已经十分钟过掉了，三分钟？还不如直接拿把刀killme。”
可现在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恶化，原本存在于身上的幽默细胞却荡然无存了。听到“我的祖国”这四个字的时候不知为何胸口一滞，所有的血气一瞬间都冲到头顶，眼里抑制不住地泛起了泪光。
第54章 意料之外的噩耗（）
我听见我用一种陌生的声音讲述了自己对祖国的爱，讲述了这些日子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切。我不曾见过战场硝烟，也不曾直面炮火之下的满目疮痍，然而我在每一个伤员血肉模糊的伤口里，在街上灾民或渴求或麻木的眼神里，看到了战争在人们身上造成的难以弥合的创伤。
同样的，我也看到了战争对人的巨大改造力，就像是上帝之手，慢慢地将每一个人的命运之轮拨偏。看到了平凡的农家子弟因为仇恨变成了钢铁的战士，也意识到自己几乎在一瞬间成长起来。
我想，我的祖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有绵延千里良田和富饶的资源，我的同胞曾经创造出改变了世界历史的伟大发明，他们特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勇敢的一群人。所以我始终坚信我们会把所有的侵略者和殖民者赶出这片土地，她也必将会找回曾经称雄世界的辉煌。
我说出了我从来不曾想过会从自己口里说出的豪言壮语，而更令我震惊的是我的同学们同样不遑多让，她们的演讲不似往常一般优雅而富有文艺气息，但却是发自肺腑，带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一堂课下来，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被深深地震撼。卫二月抱着我的肩膀，简直泣不成声。我们不晓得自己想要宣泄的究竟是什么，是对过去的缅怀还是对未来惧怕？亦或是触底反弹、浴火重生的无畏和决绝？班主任曹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也许我们永远不能够像一个战士那样上战场冲锋陷阵，但我们能够做的远远比自己想的还要多。
如果说身处租界的我们的苦难还算是隔靴搔痒的话，那么身处华界的老百姓就是在和死神捉迷藏。半个上海都沉默了，家家都闭门不出，路上除了尸体看不到半个活人。日本兵横冲直撞地在大街小巷中逡巡，人们则提心吊胆地躲在暗处，心中的恐惧就像是蛛网一样蔓延开来，那是一种挣而不脱又无法逃脱的宿命。
这里面有许多熟悉的面孔，有老虎灶上的大爷，有走街串巷的小皮匠，有在弄堂里做着游戏的小囡，也有烟纸店里做小生意的老板娘。当日子过的四平八稳的时侯，这些人就像画纸上的配角舞台上的旁白，从不会被人注意。当他们的生命平白无故地消失了，能记起他们也只有寥寥几个人而已。
在长达近八年的时间里，无数默默无闻的人默默无声地死去了，没人知道这个数字究竟是多少，就像人们永远无法丈量出这场战争里中国到底蒙受了多大的损失一样。所谓的痛苦，也是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拥有的，说起来也算是另一种幸运。
下午的时候，我从收发室里领取到了一份邮包，拿着这份沉甸甸的邮件，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如今从国外发来的邮件是根本收不到了，家里人也不太可能给我寄什么东西。那这玩意儿会是从哪来？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我当下就抱着一种防备的心态把邮包打开，没想到里头却是厚厚两本皮面记事本和一封没有署名的信。记事本是我最熟悉的样子，上面有激情飞扬的签名。我的心里“咯噔”一下，猛然升腾起一种不详的预感。预感从脑袋传递到全身，拆信的手也抖得和秋风扫落叶一般。现实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我们：女人的直觉虽然没有道理，可就是那么准得不可思议。
这封信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是一个噩耗，我的二哥启智在转道东南亚一路北上回国的途中因为躲避土匪而与自己的同伴们失散了。同伴们找了他两天，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因为形势严峻，只好带着他留下的两本笔记匆匆上路。随着战火的蔓延，这一路走得也是无比艰难。他们本来想要去南京，却因为华东局势急转直下，便去了南边的广州。他们在路上写完了这封信，这个邮包在路上又走了两个月，才终于到了我的手里。
我很好奇这个邮包为什么不寄到家里而是寄给了我，好在信里特别写明二哥本来先从国外写信给我，所以笔记里还记了我的联系方式，若非如此，怕是我们永远也不晓得他的行踪。我心里头对这件事的判断是“兹事体大”，但又觉得这么风雨飘摇的时候告诉母亲这个噩耗她定然会受不了。我一脑门子的官司，只好同卫二月商量。
卫二月和二哥见过几次面，却算得上神交已久。喜欢大哥的小姑娘大把大把，都觉得他那样稳重而有担当的是男人中的楷模与典范。只有卫二月对此颇为不屑，她偏爱的向来都是二哥。用她的话来说：“像你大哥这样的人，做做朋友便罢了，要是做夫妻肯定会被他闷死的。我觉得你二哥的个性就很好啊，有冲劲有热情，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
而二哥听我讲起卫二月“劣迹斑斑”的经历，摇头晃脑地总结说：“这样的女孩子没什么不好，人又不是东西，可以用一个模子做出来，她这么活着才真实。”
如今卫二月听到二哥失踪的消息，果然是花容失色：“到现在都没消息么？那里还没打仗，不该是这样啊。”
我把信上的内容给她看：“那里虽然没打仗，可是照样是民不聊生、匪患不断。再加上连年内战，消息也不怎么通畅。我哥的朋友怀疑他掉下山崖，可是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他们估摸着他要么是摔死在山涧里，要么是掉在水里被冲走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土匪看他穿得好，以为是条肥羊，所以给绑上山去了。”
卫二月激动得仿佛随时要从轮椅上拍案而起：“那他们就放着你二哥不管了？”
我叹了口气：“二月，我本来也很气。可后来想一想，也可以理解他们的做法了。他们要是再耽搁下去，说不定连自己也要遇到危险，他们能够找两天已经仁至义尽了。”
第55章 消失的二哥（）
卫二月似乎是被我说动，若有所思地接过我的话：“那接下去要怎么办？回去告诉你母亲显然行不通，可也不能放任这事不管。若是你二哥还活着，若是他真的落到了土匪手里，总不见得见死不救啊！”
她的担心正好戳中我内心最纠结的部分，我扶着额头，试探性地问她：“要不我给大哥拍封电报，让他动用身边的资源帮忙找找？还是打电话给我爸，可是他现在忙得焦头烂额的，状况并不比我妈好多少。”
我们俩在那盘算了半天，可结论并没有多少进展。最后还是卫二月比我更快反应过来，她一拍大腿恍然大悟道：“然然，顾作言那么神通广大，你为什么不找他帮这个忙！”
原本我对顾作言避之不及，可一旦有求于他，却又恨不得他随叫随到才好。我找到已经改换门庭的照相馆，用上一次他教我的暗号留了话。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他已经安然地坐在我的对面喝起了咖啡：“怎么想到来找我？还是你想明白了？”
我焦躁地揉搓着餐巾，没一会儿平整的白布已经被我揉得不像样子。我望向顾作言，他如今正抱臂靠在椅背上，一脸玩味地望着我。心理学上，他这种状态叫做“自我保护”。他到底想要得到怎样的答案呢？
我直了直肩膀打破沉默：“我今天确实是来告诉你，以后你若是再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很愿意来帮你。我想过了，我家世清白、经历简单，如果我愿意替你们做一些事，一定能够省却很多的麻烦。”
顾作言静静地看着我，那副样子就像是考场上的考官，若是我有什么阴谋，肯定也能叫他一眼看穿了。他仍旧是疑问：“然后呢？”
我双手一摊，回应给他一个茫然的表情。
顾作言这才慢条斯理地理了理衣领，不情不愿地说道：“恕我小心眼，我觉得你是有求于我。”
我本来最担心被他拆穿，然后一口回绝我的请求。可被他一语道破，我却反倒生出一股勇气，把所有的忐忑担心都抛到脑后：“你都这么说了，我自然也不需要再掩饰。我知道你和你的‘同志’神通广大，有自己的渠道可以获取很多别人无法得到的消息。”我腆着脸，全是讨好的笑容：“所以我想你能帮我查一查我二哥是生是死。”
顾作言脸上的惊讶倒是没有半点掺假的成分：“你二哥不是在美国留学么？我的‘同志’们可没厉害到这种程度，美国那么远我们也是鞭长莫及。”
我忙着解释：“最后一次得知他的消息，并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江西。”我见顾作言一脸的迷惑便又补充道：“他一听说让中日开战，怎么肯乖乖待在美国袖手旁观？所以他就索性来了个先斩后奏，休学回国。只是没想到他千里迢迢赶回来却不知所踪。同伴们找了他两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担心自己也会遭到意外，只好先离开了。他们安顿下来以后给我寄了一个包裹，我收到的时候新闻已经变成了旧闻，已经是两个月之前的事情了。“
顾作言这才换上严肃的表情：“你的意思是她已经失踪两个月了？”
我下意识地舔了舔干涩的嘴唇：“恩，他是在走山路的时候失踪的，大家怀疑他要么是滚落山崖尸骨无存，要么就是被山上的土匪抓了去，准备从他身上捞一把。可如今那么长时间过去了，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又是个什么道理。”
顾作言用食指在自己的嘴唇上反反复复地摩挲了几回，郑重其事地保证道：“我倒是有办法打听到你哥哥的消息，可是组织的资源却不是能随便动用的，我们的同志也要冒很大的风险。”
我打断他的话：“你不用为难，我今天来找你帮忙，自然不会让你白白卖我那么大个人情，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一定万死不辞。”
顾作言却仍旧是一副铁面无私的模样：“可是我们也需要考察你的价值，再判断值不值得我们的同志去冒险。”
我最讨厌别人同我讨价还价，愿不愿意给个直接的回答难道不更好？我强忍着愠怒道：“你不如直接说要我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