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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这套做法给当时齐国带来的那种繁荣，就是毒品，历朝历代都不会忘。一个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以后，也就是西汉之后，管仲这套做法就复活了。
管仲式经济政策的复活
西汉初年真是穷，按照礼制，“天子六骏”，可是此时皇帝出门乘坐的马车，六匹马的颜色都配不齐，普通官员出门只能坐牛车。因为长期战乱，打得十室九空，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办呢？当年我们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西汉就是一个字——放。就是轻徭薄赋，原来不是十税一嘛，现在三十税一，而且曾经连续12年不征田赋。
史记里面有记载，当时“开关梁”，路上不设关卡征税了；“弛山泽之禁”，不再有所谓的“官山海”，没有盐铁专营了，老百姓随便采盐、贩铁。于是，汉兴七十余年，非水旱灾荒，老百姓是家给人足，京师太仓里面的粮食陈陈相因，致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府库里面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国家富成这个样子。
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历史老师告诉我们，“文景之治”好啊，那是一代善治，没错。可是历史老师没告诉我们“文景之治”也有害处，那就是“七国之乱”。
民间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以后，中央反而会变得比较弱，这就叫弱干强枝，这种局面一出现，地方挑战中央的苗头就会出现。“七国之乱”就是来自吴王刘濞的挑战。吴王刘濞掌控着东南沿海一带，既能自己铸钱，因为他有矿；又靠着海，还能煮盐，所以他非常富有，就有了向中央发起挑战的能力。
第47章 看不懂的中国经济（4）（）
虽然“七国之乱”很快被剿平了，但是这个问题算是摆在桌面上了。继续这么放，对中央的集权、全国的统一是不利的。所以汉武帝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颁布“推恩令”。就是诸侯生了儿子，要把土地均分给儿子们，领地越分越小，最后不就没有实力挑战中央了吗？这是当时政治天字第一号的问题：如何解除地方割据。
你不要以为汉武帝是多虑，往后再推几百年，唐玄宗的开元时代那么富有，天下的经济活力那么好，“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可是随着中央在全国财政重心位置的下降，弱干强枝的局面再度出现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次“安史之乱”就把整个大唐帝国击垮了。所以汉武帝当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汉武帝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字——收，把权力和财富全部收到中央来。这个时候他任用了一个人——桑弘羊，让他主管天下财政。汉武帝虽是一代英主，也有点刻薄寡恩，他之前10年用过六任大农令，两个被他宰了，四个被他废了，唯独这个桑弘羊执政40年，得君专宠，哥儿俩关系特别好。
桑弘羊用的是什么办法呢？第一招，金融管制。从此铸钱这件事，私人、地方政府就别沾手了，统统让中央来。那个时候铸的五铢钱一直用了六七百年，唐代之后才被废掉。第二招，平准和均输。“均输”就是凡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的物品，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的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出售；而“平准”就是价格管制，由国家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也就是中国30多年前使用的百货商店、供销社那套体系。
第三招，盐铁专营政策，正是复活了管仲那套方法。当然，汉武帝与时俱进，又加了一条——酒也得专营，这就是第四招。专营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管仲的时候盐铁专营，汉武帝的时候加了个酒，到唐代又加了个茶，到宋代，醋、矾、香料、象牙这些外贸用品全部专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毒品尝上一口就知道好，那个瘾是戒不了的，所以层层加码。
汉武帝时，盐、铁、酒称之为三榷，“榷”就是木字旁加上“鹤”字的左半边，象征一种外形似鹤颈的城门吊桥。老百姓、商旅经过这儿都要收税，所以“榷”实际上就是一种管制手段。
这套办法实行之后，中央就富了，卫青、霍去病就有钱去打匈奴了。但是老百姓却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做了盗贼。汉武帝临死的时候很伤心，下了一道轮台罪己诏，承认自己的错误。
收放之间，无限循环
从汉初一直到汉武帝，中国历史其实走过了一个大循环，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规律：穷怎么办？就搞活经济，就放。放了之后，民间拥有了财富，地方就酝酿着挑战中央，一统的趋势就面临瓦解，怎么办？收。一收之后，国民经济的活力整个就降低了，国富但是民贫，国进但是民退，结果就是天下再度陷入不安定之中。那怎么办？再放。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个经济学家说，这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就是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乱了再收，收了再死，死了再放。
其实放眼这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是这样一种格局。从西汉初年到汉武帝去世的这段历史，给我们完整地演绎了一遍。
所以，中国政权只要维持大一统，维持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前提不变，那么历史的河流永远只能在河床当中左冲右突，跑不出这个河床。这个河床的左岸是什么？发展是硬道理。右岸是什么？稳定压倒一切。
吴晓波老师这本书里，用小平同志这两句话把这河床的两岸都标定出来了，就在这当中走，因为这个矛盾是中央集权政府的一个内在的、结构性的、逻辑性的矛盾。
西汉初年这个故事在后代的历史上一遍又一遍地重演。唐代也是，开始先放，然后地方挑战中央，出现了“安史之乱”；到刘晏改革的时候，又收。宋代也是这样，刚开始放，民间很有活力；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开始收，收到最后，整个北宋崩溃了。
到了明清的时候，皇帝一看，王安石变法把我们搞得伤了心，看来在现有的体制内搞全面配套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所以明清两代，对外就变成了铁桶江山，把国家封闭了起来。对内呢？把老百姓打成一盘散沙。这方面做得最绝的就是朱元璋，他发明了一套“路引”制度，只要有人出门，就得让地方官提供一封介绍信，如果没有这封介绍信，出门的人连饭都吃不上，因为当地饭馆不敢卖饭给他。朱元璋用这套办法，把所有老百姓像植物一样栽种在他们的土地上。
“桑弘羊之问”的现实意义
其实民国时期也有这么一轮。民国总共38年，比隋朝多一年，它也分两段。1927年之前，也就是国民党上台之前的政策就是放，中央政府颜面尽失、权威尽失，收税也收不上来，连国债都发行不出去。但民间经济非常发达，当时的中央银行完全私有，99。9％的股份都是民间股本，与汉初非常相似。
汉初的时候，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列了一个“福布斯排行榜”，里面有21个大富豪，前4个都是钢铁大王。民国初年也是这样，比如说荣家垄断了面粉业、棉布业，张謇在纺织业做得非常好，刘鸿生是火柴业，交通运输业则是卢作孚，各种大王涌现，陈光甫、张公权这些人在银行业也是声名卓著，民间资本非常活跃。
可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全国表面上统一了，可他使了几招来收，国民党整个意识形态也是偏向收的。先是把银行收归国有，利用各种经济危机把私营企业搞到国家手里，变成我们一直在批判的官僚资本主义；然后把商人的自治组织——上海总商会解散掉，成立官办的组织，让商人都到政府这儿来报到。再然后，整顿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等等。
从1927年到1935年，蒋介石上台之后三拳两脚就把国家经济全部搞到了自己手里。当然，这里面有抗战的因素，但结果导致继续国富民穷，老百姓只好抛弃这个政权。短短38年之间，就把这个逻辑演了一遍。中国老百姓这几千年，好像完全离不开这个像迷魂阵、鬼打墙一般的内在的逻辑缺陷。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81年，这个时候汉武帝已经死了6年，桑弘羊在朝堂之上组织了一场辩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论”。很多地方上来的儒生指责他，说这40多年来，盐铁专营制度搞得国穷民贫，有三大害处：第一，国营企业与民争利，民不聊生；第二，国营企业产品质量太差；第三，国营企业导致权贵横行。
桑弘羊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对答如流，一条一条地反驳。最有力的是桑弘羊最后的发言——你们说我这套制度不好，那我问你们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不这么干，请问战争的军费从何支出？第二，如果不这么干，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第三，如果不这么干，地方割据如何避免？你们告诉我一个建设性的、替代性的方案。儒生们哑口无言。
在吴晓波老师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把这一段提问称之为“桑弘羊之问”。如果桑弘羊这三个问题还得不到解答，那么中国经济不管总量有多大，有多么现代化，其实都没有走出左冲右突也不得突围的河床。
中国历史始终逃不开的死循环
中国历史中的这个死循环，这个闭环逻辑，在当代中国你以为不存在吗？不，我们也能找到它的影子。
话说30多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办？放啊，当时的话叫放权让利、分灶吃饭，激发各地的活力，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再说。
十几年过后，农民吃饱饭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贫穷的帽子也摘掉了，国家开始蒸蒸日上了。到了1992年，新问题出现了，并不是说中央遭到了地方的挑战，但是这种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了。
1992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3500亿，中央只拿到1000亿，剩余的2500亿都归地方所有。分配还特别不均匀，当时共和国的长子，还没有启动改革的上海，一年上交国家的财政有120亿；而广东经济已经那么好了，只需要交10亿。所以当时有人戏言中央财政是“讨饭财政”，每年开两会的时候，总理都得到各个代表团去慰问，让他们多交点儿。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回忆说，那时中央机关已经到了不借钱连工资都发不出去的程度了。
接下来怎么办？只好收。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著名的经济强人，前任总理朱镕基先生。通过“分税制”的改革，他把税务部门一劈两半，一半叫国税，一半叫地税，把相对好收的、资源丰厚的税源放到国税里，把一些不太好收的放到地税里。这次改革是1993年启动的，到1994年底的时候，一算账，中央财政当年增长了200％，原本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2％，如今上升到了56％，所以解决了弱干强枝的问题。
可是1994年之后，地方财政也发不出钱，很多乡村教师发不出工资，怎么办呢？中央开了一个口子，搞“土地财政”，就是地方政府可以经营城市，可以卖地，可以搞房地产。现在房价的飞涨正是植根于此。
所以，你不理解几千年来的这个闭环逻辑，就没法理解现在这个状态是怎么来的，国营企业是怎么“垂死病中惊坐起”的。一切的前提都是，只要你想维持中央集权统一的、安定的局面，就走不出这个逻辑。
你可能会说，干吗要统一呢？民国的时候就有文人提出“联省自治”，中华大地像美国那样，每个省都来自治，这多好？我敢铁口直断，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中央政府，等待中国人民的一定是一场灾难。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地方自治，也不是没有好事，比如说残唐五代时期南方的藩镇割据，当时的地方经济发展得很好，老百姓也安居乐业。但紧接着，就发生了五代的互相残杀。
民国时也搞过地方联省自治，广西就是那时的模范省；阎锡山在山西搞得也很好，但是结果呢？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向心力，迟早会把这个局部的繁荣、富庶和安定，卷入到一个大乱流当中。
如果统一是前提的话，那换句话说，我们至今也没有走出历史的闭环逻辑。
中国要面对的也许是一扇窄门
在这本书的最后，吴晓波老师提出了一个结论，他说这可能是一个保守的结论。
他说：“中国式改革在可见的未来，是一个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之间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这段话的每个词都很重要，“在可见的未来”，太久了咱们说不清，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当中可以看到；“以自由市场为导向”，这个大政方针已定；但是底线和前提是“维持统一和坚定、强大的中央政府”；然后平衡点很重要，在“民主法制和中央集权之间找平衡点”。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词，“非西方式改革”。中国这头大象冲进了全世界体系这个瓷器店中，没有任何条条框框能够框定它的未来，这就是中国人要面对的局面。传统的风险我们今天仍然在面对，现代化的机会我们也正在接纳。
关于中国的未来，有很多极左和极右的说法，我们不去理会，它们只是配饰。但是对中国的未来，有两派观点。
一派是历史学家唐德刚老先生提出来的，老先生认为，中国历朝历代的体制大概分三种，第一种叫封建，第二种叫帝制，第三种叫作民制。从封建到帝制的转型用了300年，从商鞅变法一直到汉昭帝时期。第二段，从帝制到民制需要多少年？说白了，就是中国全盘西化需要多少年？老先生说，大概要200年，就是从1840年到2040年。他说这一段叫历史三峡，是剧烈的动荡期。到2040年前后，中国如果运气好就冲过去了，从此变成自由、民主、富强、法制的国家。
这派说法充满了诗人般的浪漫主义的气质，其实也没什么依据，凭什么上一次转型用了300年，这次一定要用200年？它的前提是，中国一定会变成跟现在世界主流国家一模一样的国家，至少基本的内核是一样的。
另外一派是费正清老先生提出来的，费正清是美国学者中到现在为止研究中国成就最高的。他曾经在中国各地行走了十几年，对这个国家的了解非常深。1948年他写了一本书，叫美国与中国，他在这本书里讲了一句话，也是吴晓波老师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费正清说：“中国可能做出的选择，中国一切历史事件可能流经的渠道，也许是一条比我们可以轻易想象的更窄的路。”
中国人面对的一定不是一条宽广的大门，我们必须自己去探索一条通向一扇窄门的道路。
也许费正清是对的。
03是非功过说泡沫
经济不能没有泡沫——从荷兰“郁金香泡沫”说起
“经济泡沫”这个词大家都很熟，它指的是人们追逐某一个商品或者投机机会，导致它的价格虚高；而这种价格又和它真实的价值完全背离，这个泡沫破灭之后，导致经济受到巨大损失，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经济泡沫。
很多年前，我听一个经济学家讲过一句话，他说经济不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