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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非常大，那个时候妇女穿的裙子里面都是用鲸鱼骨来支撑的，而且家家户户点灯用的都是鲸鱼油。但是在浩瀚的大洋上，那些分头进行捕猎和作业的船只之间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太大了，因为一头鲸鱼那么大，不可能一个鱼叉叉上去它马上就死，一般会带伤逃亡一段；第二艘船上去再来一叉子，这条鲸鱼死了，请问这头鲸鱼是谁的？非常容易产生纠纷。
奇怪的是，在18世纪中期，将近100年的时间里，英国法院很少接到这个方面的诉讼。说白了，就是捕鲸船的老板们和水手们之间形成了一套规矩，没有法院的掺和，没有成文的法条，他们就可以解决自己的纠纷。
根据李子旸先生的介绍，欧洲的捕鲸船大概形成了两个规则。第一个规则在英国海岸周边适用，叫系牢原则。什么意思？就是一个鱼叉叉上去，你后面得带根绳子，这头鲸鱼负伤跑掉以后，你可以像牵着一条狗一样跟在后头追，一直追到这头鲸鱼死掉，你把它收获上来。但是请注意，什么能够证明你是这条鲸鱼的主人呢？就是这条绳子，一定要系牢。
可是到了北美海岸就不一样了，就不能用系牢原则了，为什么？因为鲸鱼品种不一样。英国海岸的鲸鱼叫露背鲸，性格比较温顺，它不会往下沉，不会跟你折腾，它就是跑，跑累了就死了。美洲海岸的叫抹香鲸，抹香鲸的脾气很大，你扎我，我就下沉上浮跟你一通折腾，所以这个时候再牵一根绳就太危险了，容易把船都拽到大海底下去。那就得另定一套规则体系，叫“鱼叉占有规则”。就是每个鱼叉上要带有这艘捕鲸船的标志，最后这头鲸鱼死了，就看上面的第一个鱼叉是谁的，那这头鲸鱼就归谁。
虽然形成了两套规则，可是这两套规则不能互换，比如说在英国海岸，如果你用鱼叉规则的话，那就很麻烦，因为露背鲸常常单独出现，一堆捕鲸船要是都上来用鱼叉戳，最后怎么判别哪个是第一个叉的？但是抹香鲸不一样，抹香鲸成群出现，几艘捕鲸船可以一起作业，分头追捕，所以容易平息纠纷。
任何一个长期在一起博弈的群体，都可以形成大家默认的法规，而没有必要用白纸黑字把它写下来。
但是很奇怪，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法院突然接到很多捕鲸业的诉讼，为什么呢？根据李子旸先生的分析，原因很简单，这个行业没奔头了，大西洋海域的鲸鱼都被捕杀得差不多了，这个行业很快就要日落西山了。
所以这又得出另一个结论，人们在长期博弈过程中，要想形成一套共同遵守的规则，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有盼头、有奔头。如果没盼头、没奔头，大家都倾向于打破这个规则，这个时候就得法院介入，就得中心化的那个社会结构来介入了。
西方的法理学当中有一脉理论，叫作自然法理论，它的理论就和李子旸先生讲的这个理论差不多。自然法理论认为，人类的法律是客观的，它有一些公序良俗、天理人心、公平和正义、先验的原则在。我们人类制定法律，不过就是把这些早已经客观存在的法律条文落实到纸面上，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更倾向于公平正义、公序良俗，仅此而已。所以法律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不是什么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是我们努力去发现的一个天条。
第46章 看不懂的中国经济（3）（）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发现，这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利息、利率的来源有点像？美联储不是去制定利率，而是去发现市场已经形成的利率，然后把它表述出来而已。所以这个社会到底是由中心来控制，还是由大家分头决策，早已经形成，最后只不过是通过价格、法律法规这些显示屏把它显现出来而已。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阴谋论这个话题，阴谋论有一个隐藏得更深的前提，那就是阴谋论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以谁战胜谁、谁控制谁、谁把谁搞定为基本样式的，就像30多年前的一首歌唱的那样：“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到底谁怕谁？”但是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谁怕谁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和谁发生了良性的、有行为规范的合作，这个世界才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02中国窄门
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
国庆长假期间，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是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
我跟吴老师认识很多年了，最开始他写了企业史大败局，然后是中国经济史，一段一段地往前写，先是激荡三十年，然后是跌荡一百年，最后是浩荡两千年。所有朋友都跟他开玩笑说：“你用了这个‘荡’字，后面可没什么好词了。”正当我们等着他再捧出一本什么荡多少年的时候，他突然就捧出了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前不久遇到吴老师，我请教说：“这么枯燥的专门史，又是古代的，有多少人会看？你为什么要写呢？”
吴老师给了我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回答。他说：“如果不理解中国的古代经济史，就没有办法理解现在的中国经济。”这话听着有道理，但是当时我觉得太牵强了。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经济结构多简单呀！而现在是多么大的经济体量，多么复杂的博弈环境，多么复杂的经济分析工具，以及多么复杂的产业结构！这东西你非说有联系也行，但是借鉴意义并不大。
可就在我仔细拜读过这本书之后，我的认知发生了大翻转。这本书至少帮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微观问题，一个宏观问题。
微观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进行了30多年，可是计划经济残留的国营企业不仅没有死掉，反而死蛇翻身，越活越健康？不仅“垂死病中惊坐起”，而且返老还童了，这是为什么？
宏观问题是，当中国经济的体量变得这么大，在gdp这个单一指标上要赶超美国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总不能说中国崛起之后就是另一个美国或英国吧？我们总有自己文明的特质，可这个特质是什么？
这可不只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全世界都关心我们中国到底要往哪儿走，将来的变形方向到底是什么。就像关汉卿那首小曲里说的，那颗“蒸不熟、煮不烂、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从历史中带来又一定会带去未来的那个特质是什么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头看中国经济，会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阶段性的解答。
中国经济现在好可怕，西方人也觉得看不懂，因为它越长越大了。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死前写的一本书得出来的结论，让我大惊失色。他说中国经济有三大特征：第一，伟大；第二，非计划；第三，意外，说白了就是看不懂。他说这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美国人萨默斯曾经当过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政部部长，还险些当了美联储主席。他说，如果300年后再来看21世纪最初这十几年，很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是要被颠倒过来的。冷战结束只能算是第三流事件，现在觉得很热闹，300年后一点儿都不重要，不就是两个国家竞争嘛！第二流事件是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真正的第一流事件是什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精英看来，中国崛起、经济总量的迅速膨胀，是一件既重要又看不懂的事。
现在，我们中国的学者自己回溯到历史的源头和深处去看，什么东西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经济状态，以及它未来可能的走向和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
大一统：中国文明的内核
那粒铜豌豆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中国文明到现在为止还摆脱不掉的内核呢？吴晓波老师的回答是，这个东西叫大一统。中国上上下下其实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统一是好的，分裂是坏的。
分裂为什么不可能是好的呢？历史已经证明，分裂的时候，任何善良的统治者，可能有善治的开始，但是最后一定会结出一个恶果。最典型的就是元末的张士诚，他当时控制着华东的苏、松二府，也就是如今的江苏和上海一带，他老人家轻徭薄赋、礼贤下士，治理得非常好，可是又有什么用呢？最终张士诚没有获得全国性的政权，被朱元璋打败了，所以他的老百姓还是要受苦。有明一代，苏、松二府的赋税都非常重，带有一点儿惩罚的意义。张士诚的铁杆儿部下被朱元璋贬为贱籍，很多工作都不能干，只能干最下贱的事，比如淘粪桶，这种现象一直到清代才终结。
所以，在分裂的地方政权下，是没有绝对的安生日子的。老百姓真想过安生日子怎么办？只能盼望全国统一，天下太平，正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是中国上上下下的共识，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我们先以这个为逻辑起点。
如果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都是要实现大一统，那我们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建立了哪些制度呢？吴老师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四项基本制度。第一项，中央和地方分权制度，就是郡县制。第二项，全民思想的控制制度，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决了。第三项，精英的控制制度，这在隋唐年间通过科举制解决了。第四项制度就是宏观经济制度，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都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这本书最主要的叙述框架。
自由派市场经济大师——管仲
讲完这个叙述框架，我们回到公元前，回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叫管仲。大家都知道，管仲辅佐齐国公子小白登上了齐国的宝座，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齐桓公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雄才大略，他只有一个好处，特别信任管仲——只要我吃饱喝好，剩下的我都不管，我给你钱、给你权，你来操持这个国家。
越读管仲的事迹，我越怀疑他是现代人穿越回去的，因为他那一整套经济管理方法，不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读个几年的博士，是根本不可能有那样高的水准的。按吴老师的总结，基本上就是八个字：“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听着有点儿熟悉吧！我接下来讨论的内容，你可以对照中国的经济琢磨一下，有多少神似和形似的地方。
“放活微观”很好理解，就是让老百姓到处去做生意，到处发财。管仲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鼓励全天下的商旅到齐国来做生意。投资环境极好，你只要拉一车货来，吃住我全包了，免费；如果你拉三车货来，你的马的草料我供了；如果你拉五车货来，那就是贵宾，我给你派小厮、丫鬟供你驱使。
此外，管仲特别重视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市场。比方说，他跟国君讲，如果国库里已经征了很多布了，就不能再对布征税了，而要对布的原料——麻进行征税。一旦对麻征税，麻的价格就会上涨。原材料一涨，制成品的价格也就会涨，麻的价格上涨5倍，没准儿布的价格就能涨上10倍，这个时候把国库里那批布在全国市场一甩卖，就能大挣一笔了。你看，这多么聪明，这不就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杠杆吗？
管仲的事迹非常之多，总而言之，所有事迹都会告诉我们，管仲是一个自由派的市场经济大师。可是你以为管仲只有这一面吗？no，放活微观之后还有四个字，“管制宏观”。
怎么管制？还是收税。有一天齐桓公跟管仲说，不收税哪有好日子过？咱们得收人头税、物业税、遗产税，百姓家里养头猪、养只羊，咱都要征个税，好不好？
管仲说不能这么征，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就是征税不能让老百姓有感觉，征得人嗷嗷叫有什么用呢？西方人也说，征税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这就是征税的技巧。那怎么征呢？
管仲提出了一套办法，叫“官山海而已矣”。什么叫“官山海”？就是把山和海都变成官家所有，说白了就是盐铁专卖。在农耕社会里，盐和铁是农家不能生产的东西，一定要通过市场经济去购买，只要把这两样东西看住，国家的赋税就不可能少。
管仲算了一笔账，比如说齐国有1000万人，但是真正能征人头税的，不过就100万人。每个月每人征30钱，不才3000万钱吗？可是，只要在盐价上稍微动点手脚，一个月就可以征到6000万钱，老百姓还没感觉，何必去征那30钱呢？还搞得老百姓鸡飞狗跳，各种贪官污吏还要中饱私囊。
铁也很重要，老百姓的农具、妇女做针线活儿用的针都离不开铁。管仲说，一根针我征它一钱，30根针就是30钱，何必再去征那个人头税？在针上做文章就可以了。更何况，齐国靠着大海，煮海为盐，只要是买我们齐国盐的，都等于给我们齐国交了税。
在管仲留下的很多事迹当中，你会觉得他是一个自由派、开放派。可是管仲也有残酷、严厉、绝不妥协退让的一面，那就是“官山海”。管仲发布的政令中有一条，任何地方只要发现铁矿矿苗，这个地方就立即圈起来，归官家所有。老百姓想要开采，那就严刑峻法伺候，左脚先踏进去就砍左脚，右脚先踏进去就砍右脚。这是他的底线。
在管仲的整套治理结构当中，有和当前经济很吻合的地方，比如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抓大放小。拿几千年的事和今天比有什么现实意义吗？没有。
我之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去讲管仲的这套做法，是因为他发明了一个税收制度上的先例，这个发明太天才了！
要知道，税收制度分两类，一类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税收制度，税收是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契约，老百姓交了税就要享有特定的公民权利。所以，在西方现代国家，税收一定要放在明面上。比如在美国买东西，商品的价格是商品的价格，交的税钱是要单算单付的。
可是管仲的做法就不同了，他的九字心法“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就是要偷偷地收，让老百姓没感觉。怎么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国营企业、盐铁专营就属于这一套。结果是什么？就是政府直接冲到市场当中，扮演一个与民争利的角色。
什么是国营企业？就是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什么是政府？就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那么民间资本，所谓自由市场力量的博弈环境就变得特别凶险，这是中国几千年经济架构的一个基本形态。
但是管仲这套做法，并没有一直沿用下去。在管仲和齐桓公死了之后，这套做法基本上就被搁置了，为什么？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博弈形势变得特别残酷，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国与国之间的暴力冲撞变得特别厉害。这时候管用的就不是管仲这一套和风细雨的做法了，而变成了商鞅那一套，更没有人伦底线、更反人类的法家做法，把整个国家和人民变成一架暴力机器，打造出了一个虎狼之秦。所以，管仲这套做法实际上中断了几百年。但是就像喜羊羊与灰太狼里面灰太狼那句台词，“我会回来的”。对，管仲这套做法会回来的。
打个比方，为什么毒瘾几乎是戒不掉的？不是生理问题，不是对于海洛因的生理依赖，以现在的戒毒技术，两周时间就能让人摆脱生理上的毒瘾。真正难戒的是什么？心理上的毒瘾。这个人只要吸过毒，他就知道吸毒的感觉很爽，吸完之后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即使他在生理上摆脱了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