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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是因为对乌克兰原总理拉扎连科提出刑事指控。拉扎连科是季莫申科“乌克兰统一动力系统”这家巨型公司的商业伙伴，是国内天然气市场的垄断者。这场官司不可能不涉及她这位公司首脑。2001年4月季莫申科被迫离职，遭到逮捕。出狱后成为“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这一政治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
这时传出记者贡加杰遇害的消息，加之总统以前的卫士梅利尼琴科少校偷录库奇马的谈话被揭露出来，这些事弄得群情激昂。在最高拉达会议上所放的录音证明，库奇马总统与记者的消失有关，其效果就像一枚引爆的炸弹。这些录音成为指控库奇马篡夺权力的根据。后来又公布了库奇马家族贪赃的大量事实，他们参与非法占有国家财产，遂为公众所知。
社会党人首领莫罗兹是“要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和“乌克兰站起来！”这些行动的积极组织者之一，他声称，运动的想法不仅是要剥夺某个具体人的权力，而且还要改变造成乌克兰所有不幸的根子——权力制度。运动在乌克兰大多数地区展开，这样一来，在2004年年末为总统权力而斗争期间，这些活动便成为“橙色”群众集会的序曲。
尤先科、库奇马和最高拉达主席普柳希在轰动一时的“三巨头公开信”中谴责这些活动违法，称其参加者为法西斯主义的引路人，但这种做法却使反对派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对抗总统一伙。
2001年4月，尤先科被迫辞职，从那时起，便开始了他同季莫申科以重新掌权为目的的政治合作。
上面提到的乌克兰的这些事件，严重破坏了库奇马在欧盟和美国当局眼中的威信。但是，正如下面一些事件所证明的那样，总统不仅不打算在宪法规定期限内下台，而且还想在2004年大选后连任乌克兰首脑。为了这个目的，2003年他提议国家进行政治改革。改革意味着向议会总统制模式过渡，议会由两院构成，下院由普选制产生，最高拉达可以选举国家总统。
众所周知，反对派未能允许库奇马实现这些意图。他的政府被迫同意反对派提出的国家宪法修正案。不过这份修正案也考虑到由议会选举总统的问题，而这一点符合库奇马的利益。但2004年2月3日召开的最高拉达非常会议却保留了当年仍由全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做法。
正如后来事件所表明的那样，直到最后一刻，库奇马仍未放弃掌权的希望，这对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竞选对阵期间出现群众性对抗（“橙色”和“蓝色”）愈演愈烈的情况，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反对派的形成、精英们的冲突、反对派有声望的领袖的作用、外部势力的地缘政治利益、“天鹅绒革命”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大选近在眼前的局势，所有这些都起了作用。
大多数政治学家早就预见到乌克兰总统“竞赛”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尽管想当总统的人很多，但形势越来越明朗，总统宝座之争最后必是在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之间展开。
尤先科—季莫申科反对派联盟的所有重要人士都预言，现任总统毫无疑间会取得胜利，并断言，只有行政因素方能从他手中“窃得”胜利，即伪造投票结果。为推举尤先科登上大位，选择了南斯拉夫和格鲁吉亚的斗争方式，即由街上和广场上的人群向现政权施压。
乌克兰“橙色革命”的进程定期在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上得到说明。规模如此宏大且又相当持久的行动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活动资金来源和外部干预程度又如何呢？
乌克兰的历史表明，在所有重大事件中，东南部和西部（加里西亚）地缘政治对抗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当利益攸关的势力组织大量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员来到基辅时，这种对抗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次的情况亦然。成千上万来自利沃夫州、捷尔诺波尔州、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罗夫诺州和西部其他各州的人，在宣布第一轮选举结果那一天，有组织地聚集到基辅，打出的口号是：“尤先科是我们的总统！”
不仅如此，乌克兰的“民主”还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现象。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苏维埃、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和文尼察市苏维埃不等宣布投票结果，便声明不信任中央选举委员会，并承认尤先科为国家总统。许多人都知道，这次活动是蓄谋已久的。正如最高拉达的一位代表所言，在宣布投票结果那天夜里，正是基辅当局，批准了成千上万的人在五月广场上集会……而且是大选前两个月就开始了。
基辅市的高等学校和中学都停课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穿上橙色衣衫，聚集在五月广场。他们的努力实际早已使政府和总统办公厅的活动瘫痪，许多街道上交通断绝。训练有素的人士指挥了全部活动，这一点从电视台的实况转播中亦能看得十分明显。
治安机关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说得轻一点，很难判断，因为内务部和乌克兰安全局的领导早向五月广场集会的人群声明，他们严守中立，保证绝不会对他们使用武力。
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卢甘斯克、扎波罗什、辛菲罗波尔和东南部乌克兰其他城市，开始举行群众集会，作为对“橙色人士”压力的抗议，他们在选举中支持亚努科维奇。一旦亚努科维奇在大选中取胜，但他作为国家总统的地位得不到承认，而“橙色人士”还继续对当局施压，这些地区的地方自治代表在北顿涅茨克的代表大会上已通过决议，就要在2004年12月12日就建立乌克兰东南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在此之前，最高拉达作出决定，宣布第二轮选举结果无效。
今天，任何人都无法推翻一个事实，即乌克兰的“橙色”行动大选使用了舞弊的手法。每个人都明白，成千上万顶帐篷、睡袋、橙色衣物等等，都是事先早就备好，运入基辅的。成千上万的人要吃，要看病，每昼夜要领“工资”。每个人都清楚，行动的资金来源，不是尤先科那点极为有限的竞选基金，而是“外援”。早在大选之前，美国便拨出数百万美元，以供欧洲驻乌克兰安全和合作组织协调员在各地区开设25个分部之需。
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些特别的现象，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奇韦尔斯于2005年1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仅就题目而言，就显得意味深长：《乌克兰间谍部门的高官是如何改变国家道路的》。文中详细描写了他们旨在阻挠亚努科维奇当选的种种活动。顺便说一下，意大利邮报的著名观察员、欧洲议会代表凯扎声称，美国对第比利斯事件的影响亦十分明显。
现在还弄清楚了，什么事都少不了的别列佐夫斯基，对这些事件也没有袖手旁观。他要求尤先科的幕僚向他报告“为民主目的”拨出的数百万美元的花销情况。众所周知，别列佐夫斯基绝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干事的人。季莫申科同这位叶利钦“家族”成员的电话交谈，暴露了他同“橙色人士”的广泛联系，以及对五月广场事件的直接影响。
毫无疑问，西方的压力对尤先科的胜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欧洲议会甚至作了个专门决议，呼吁乌克兰当局宣布第二轮总统选举结果无效，不承认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亚努科维奇为胜利者的决定。
那些日子，以波兰总统克瓦斯涅夫斯基为首的欧洲议会使者以“调停人”的身份两度访问基辅。“橙色革命”使他欣喜若狂，他声称：“没有乌克兰的俄国比有乌克兰更好”。现在看来，这位波兰前总统、青年组织的前领导人已经忘记，俄国的相当一部分历史，就是由无数次反对波兰侵略的斗争构成的。波兰侵占过罗斯南部诸公国，还侵占过“罗斯城市之母”基辅，造成了1605—1612年间的大混乱，波兰军队还随同拿破仑的大军一起入侵。还可以提醒克瓦斯涅夫斯基先生记住，他国家的政府在现代史上曾经做过许许多多不甚怀有好意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解放波兰，有60万苏联军人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谁能让他们复活呢？
俄国已为斯大林统治时期在卡廷地区造成数千名波兰军官死亡的事件道过歉，波兰为1919—1920年间发生在波兰集中营的俄国战俘的可怕悲剧道过歉吗？牺牲在这些波兰集中营的战俘共有8万人哪！不管是俄国，还是国际社会，也并没有为了博爱而敦促波兰高层认罪，要求为折磨致死的俄国军人修建纪念碑，以便亲人们能像波兰人到卡廷那样，好为纪念亲人而鞠躬志哀吧。
俄国政治家不可能对乌克兰境内境外发生的事件袖手旁观。2004年11月23日，国家杜马为乌克兰局势专门通过一项声明，代表们“对乌克兰反对派激进分子的违法行动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西方各国不要干涉该国选举局势的发展。
然而政治家的这份声明对大选结果已回天无力。
青年是“橙色分子”的积极部分。在群众出动前夜，按照格鲁吉亚“克赫马拉”模式组建起来的大学生组织“到时候了！”，在训练有素的领导人带领下，巧妙地操纵着大批群众。所以“橙色分子”在五月广场才能做到组织严密，服从统一指挥。而“蓝色人士”则没有这种组织。一列列由顿巴斯开往基辅的矿工列车，以及莫斯科大牧首辖区教会打着“尤先科是魔鬼！”的旗帜，举着十字架游行的教众，看来简直像是被“橙色分子”的巨大人群“吞没”了。像400家企业同时拉响汽笛，为支持亚努科维奇而罢工这样的行动，亦未能有助于“蓝色人士”。
为了支持“橙色人士”的“革命热情”，媒体编造出毒害总统候选人尤先科的难以置信的故事，甚至点出了一些投毒者的姓名。根据乌克兰总检察长在电视上发表的正式声明，原来并没有发生任何下毒事件。根据报纸消息判断，原来只是搞了一次美容治疗，想把脸变得年轻点，但搞得不成功而已。
尤先科选举获胜后，主要问题是形成“权力树”的问题：谁在哪个枝上，占个什么位置。首先是谁当国家总理。从“橙色革命”的准备和进程来看，有希望得到这一职务的基本上应该是这一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季莫申科。但尤先科的亲信中有不少也是处于掌权地位的，也希望得到这一位置。比如，尤先科的干亲家波罗申科就是。反对季莫申科的还有接近未来总统的幕僚，于是这权力结构中的二把手的问题便迟迟定不下来。
关于总理宝座的决定在最后一刻即尤先科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才定下来，尤先科签署命令，任命季莫申科为乌克兰总理。也许，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有他们选前的协议，还有“橙色”运动中发生的分裂——季莫申科的拥护者这期间把政府大楼团团围住，公开声称如果季莫申科不是第一个进楼，任何人不许进去。
政权瘫痪使乌克兰经济陷入凄惨状态，尽管如此，摆在首位的却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开始迫害积极支持亚努科维奇的人了。解雇浪潮滚滚而来——各部和各部门所有领导、东南各州的所有州长统统被撤了下去。某些州苏维埃的领导受到了刑事迫害。一些代表甚至向最高拉达提交了“秘密检控”法草案。据报道，该项法案规定，甚至幼儿园和中小学校的领导人也要报告，总统大选期间他们支持的是谁。据《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提供资料，被剥夺工作的有1．8万人。
然而颜色革命，亦称“天鹅绒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般来说，可以把它列入革命的科学概念，即“从一个质的状态向另一个质的状态的飞跃式的迅速过渡，是自然界、社会、思维的辩证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律性之一的表现”吗？
政治学家意见不一。一些人说，乌克兰、格鲁吉亚重复了俄国1991年的“天鹅绒革命”；另一些人坚持说，必须把革命的经典概念同“天鹅绒革命”概念区分开，天鹅绒革命实质上并不是革命。某些人称这些“革命”是代用品，从欧？亨利时代起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称，叫做“香蕉革命”，香蕉革命是由特工机关端出来的、按需要的“口味”建立政权的一道名菜。
尽管意见纷纭，但其中的主要之点和共同之点却可以剥离出来。在苏联空间，发生“颜色革命”的各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国体上并未出现原则性的根本变化，只是统治精英在变。乌克兰则更是如此：把这些人推上台执政的不是别人，还是库奇马。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支持库奇马的。
乌克兰“橙色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便是有权有势的精英代表（库奇马本人，内务部、乌克兰安全局的领导人，最高拉达议会党团“劳动的乌克兰”的代表）的行动。
五月广场上看似坚如磐石的尤先科—季莫申科联盟，实际上从一开始走向执政，便有可能被不可调和的矛盾所瓦解。季莫申科准确认定，她的主要敌人就埋伏在总统身边，绝不会放过她的任何一点过失。
总统在群众大会上和国情咨文中多次保证，要使经济摆脱阴影，要消灭腐败，要对非法获得并国有化的财产进行二次私有化。起初谈的是3000家企业，后来谈的是300家，最后企业数字减少到29家。“克里沃罗格钢厂”，特别是尼科波尔的几家铁合金厂似乎是在向世人显示，正在研究的不是要把这些企业收归国有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的问题，而是在总理和总统的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对财产进行简单的再分配的问题。
季莫申科的政府作出的决定，导致危机爆发——肉、糖、汽油都陷于危机之中。
许多人都开始对政府政策表示不满，但季莫申科本人把一切都推到自己的政敌——“总统亲信”的身上。2005年4月，她作为“父辈遗产”联盟的首领，对这些亲信—一点了名——有波罗申科、别兹斯梅尔特内、特列季亚科夫、日瓦尼亚、马丁年科等等。指控他们破坏。“橙色阵营“统一，谋划在2005年7—8月份撤她的职。五月广场上两个获胜的集团开始对抗起来。
尼科波尔铁合金厂是世界上最大的铁合金生产企业，该厂发生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家企业的主人是库奇马的女婿平丘克。最高经济法院根据政府的命令，认定该厂私有化为非法，而平丘克所得到的50＋l％的股份为无效协议。当时真是整个乌克兰都感到“欢欣鼓舞”了；但波尔塔瓦、尼科波尔、费奥多西亚法院立刻介入该案，作出对立的判决。所有的乌克兰人都在电视上看着：这场游戏怎么收场？2005年9月 1日，警方特勤分队强行冲进工厂，保着符合另一集团利益的新领导科洛莫伊斯基进入厂内。平丘克的拥护者派出该厂数千工人纠察队与警方对抗。
尤先科迫不得已介入此案，他声称，在尼科波尔工厂一案中，季莫申科政府未能有效保护国家利益，未能防止对立家族双方的挑衅行为。乌克兰媒体极力渲染一种说法，宣扬季莫申科在此事中参与游说科洛莫伊斯基集团的利益，恐怕会惹上很大的麻烦。
事件开始急剧发展。
总理的亲密战友决定抢先发动打击：2005年9月1日，总理季莫申科的顾问布罗茨基在第5频道直播节目中指名道姓地指控尤先科的亲信重新分配乌克兰的财产，为己谋私。总理本人又火上浇油，在9月3日内阁会议上声称，似乎俄国企业家阿布拉莫夫亲自给她打电话向她报告，他向国家安全与国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