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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对这个族群开始施加压力。1926年之前，各村小学教的都是土耳真语，可是到了1937年，教学改成了格鲁吉亚语，而大部分土耳其族人并不懂这种语言。
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剥夺格鲁吉亚居民中穆斯林族群的民族认同感问题。土耳其族人，还有别的穆斯林，都被迫改换格鲁吉亚姓氏，改换族属。
土耳其族参加卫国战争的有4万多人，其中约有2．6万人牺牲在各个战场。8位土耳其族同胞荣膺苏联英雄称号。
有可能同土耳其爆发战争的危险，以及土耳其国境的近在咫尺（大约60—70公里），似乎又构成了一种把土耳其族从可能成为战场的地带强迁出去的客观理由。1944年11月14日深夜，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梅斯赫蒂地区的全部220个居民点共迁走了10多万穆斯林信仰的居民。
列车一直朝东开。到了12月中旬，头几批土耳其族人开始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移民们主要安置在费尔干纳及其郊区——科坎德、塔什拉克、库瓦塞和马尔基兰。一般都是成建制地安置。在城里的人都进工厂、到基建上工作，主要是当工人。农村地区主要是种棉花，搞畜牧，种果园。大部分土耳其族都是农民。受高等教育的很少。塔什拉克区的50名土耳其人中，只有8人上过大学，18人上过中专。
孩子们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学校学习。日常讲土耳其语和乌兹别克语。但既不懂土耳其标准语，也不懂土耳其的科学语言。就连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也逐渐被遗忘了。
这种情况引起了土耳其族的惊惶不安，他们害怕被同化之后作为一个民族就再也不存在了。所以他们梦想回到自己历史上的祖国，其实倒并没有什么解放自己已经放弃了40多年的家园的想法。他们并不希望给格鲁吉亚造成混乱。
总之，战时的民族迁移成了民族冲突的一个因素，过了好几十年之后，到了和平时期，在乌兹别克斯坦又爆发出来。
很遗憾，这样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
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在6月4日以后，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冲突具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应该到当地去把问题搞清楚，去解决那些在内务部队和民警的保护下栖身军营的人们的命运问题。
乌兹别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卡德罗夫早就在6月3日从全会上直飞费尔干纳，他不时给我打电话，对着听筒喊：
“应该有所行动才行！他们随时都可能从这里动身，所有的1。5万人同时走，要回去，回到费尔干纳去。那该怎么办呢？……”
这时莫斯科的梅斯赫蒂人代表也找到我，看样子都是些常驻首都的，自称是“返乡委员会”的，要求我不必急于一时，也不必十万火急，但一定要把问题解决得彻底：
“请把梅斯赫蒂人送回梅斯赫蒂去。那是我们的土地，不是格鲁吉亚人的土地……我们明白，不可能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迁过去，那就先从一小批开始好了。而且应该立即解决民族自治的问题。”
卡德罗夫在电话那头发火：
“哪来的委员会！我们这儿也有个委员会！就在军营里。您过来吧，跟他们见个面。他们非常明白，回格鲁吉亚是将来的事，忙不着。现在他们要求的是能过上人过的日子。这里可都是些孩子、老人……”
“那你就把他们弄出来，”我对卡德罗夫说，“把时间告诉我。马上给你派飞机。”
当时俄罗斯有好几个州已经做好了安置难民的准备。这个问题俄联邦领导解决得倒挺快。
“不行，”卡德罗夫挺固执，“他们不同意。他们希望能跟哪个国家领导人谈谈。他们希望了解以后的安排。”
一群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6月9日正式找到我，提出了请求和建议：
“尊敬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考虑到您生性仁慈，务祈飞临费尔干纳。相信大驾临幸之日，当为人民平静之时。受损的社会经济正立待恢复。”签名的是14位代表。
最后作出决定：6月2日一早飞往费尔干纳。跟我一块儿去的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现已去世的切尔比科夫；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当时还没有从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上退下来的尼沙诺夫。
说来也许是个巧合，当费尔干纳悲惨事件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总书记又跑到国外去了，这一次是到波恩。我的手头现在还保存着 1989年 6月 15日乌兹别克斯坦出版的《东方真理报》，头版刊登着两幅照片，一幅是微笑的戈尔巴乔夫在波恩市政厅阳台上向德国人招手，还有一幅则是雷日科夫和切尔比科夫为眼前的悲哀所震惊，站在费尔干纳梅斯赫蒂人被烧毁的房子前面……
我们眼前的费尔干纳酷暑难当，一片寂静，街头是无数岗哨，梅斯赫蒂人的房屋被烧毁了，坍塌了，它们原本都是结结实实的好房子……
在我公布的照片里，死亡和血腥本来就已经够多的了，但我还是不能不说，那些被打死的人，那些被兽性折磨致死的人，他们的尸体都是在我们到来之前才好不容易找到的，而且直到我们走了以后还在搜寻之中。仇恨再次把人民淹没在血泊之中。代价是多么高昂啊！，
晚上到达市里之后，我提议立即前往难民营，可是卡德罗夫坚决反对。这是因为当天正是埋葬死难者的日子。聚集在现场的人——那可是好几千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哪——坚决要求开棺。被糟踏得不成样子的和烧焦的尸体，使整个难民营处于极度激愤之中。据传来的消息，在这种局势下，根本就不可能正常地谈任何问题，而且，安全也大成问题。
但是我非常明白，不到难民营，不同他们的委员会见面，我这一趟费尔干钠就算白来。我向共和国领导宣市，明天上午9点我到难民营去。。
整个一晚上卡德罗夫都在同难民营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他们作出共同决定，我们的会见明天上午在难民营进行。委员会为代表团创造谈判条件和保证代表团安全。
一大早我们乘大客车出发了。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震惊了：这里怎么能生活？完全是一片焦土，一片不毛之地，没有一棵树，营房到处是露着天的窟窿，架着军队的帐篷，水是用罐车送来的，晒得几乎到了快要沸腾的程度……
我下了大客车，走上了一道由许多壮小伙子挽着胳膊组成的特别长廊。别的男男女女、老人，还有无处不在的孩子们，都挤在他们身后。周围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嚎声。两名妇女立刻走上前来抓住我的胳膊，带我穿过人廊，朝营房走去。那边正在等着我们。那就是卡德罗夫所说的委员会。还有就是老人们、长者、议事代表。
谈判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讲话的是一个妇女，就是把我从大客车接过来的两位妇女之一。谈话进行得很生硬，但很安静，任何人只要想要叫喊，或是表露出一点点胸中澎湃的感情，都立刻被她严厉地喝上。没有一个人说一句乌兹别克人的坏话，没有翻老账。相反却说：
“当我们到这边来的时候，当我们挨饿的时候，他们把最后一块饼子分给了我们……
然后又说：
“可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上大学的人有多少？您知道吗？他们当中梅斯赫蒂人又占多少？这就是问题嘛！我们，是干活的牛马。我们只能在黄土地上打磨磨。这就是人们指给我们的路，不是直截了当，但却是毫不含糊。我们再也不愿意这样活着了。我们要回格鲁吉亚。不一定要明天，或者后天，我们明白，那边已经有别的人把我们的士地占了。但一定要对这个问题做个原则性的决定……”
谈判中作出紧急决定，用军用飞机把难民营的人运送到俄罗斯腹地。早在我起程来到乌兹别克斯坦之前，我们就已经商量好，可以在俄罗斯联邦的8个州安置他们，而军用运输机也在费尔干纳机场做好了准备。
不过谈判结束后并没有让我们立刻就走。还是同样的一套办法：由壮小伙子组成的人廊，由两名妇女挽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胳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健健康康的人，需要由妇女们来挽着胳膊。后来才听有人对我说，他们有个风俗，就是如果一个男人跟妇女在一起，那么谁都不许动他。所以她们才从两面夹起来保护我。
临时用木板搭起来的讲台，l。5万群众——老人坐在晒得滚烫的土地上，妇女们穿着黑袍，还有孩子。下边一片嗡嗡声。不是交谈声。那是受苦受难的人民痛苦的呻吟。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不管是以前，还是后来。仿佛是那晒得焦烫的土地发出的悲痛欲绝的心声。难怪这片靶场的名字叫做“仇恨和悲哀之营”。
一个与我同行的妇女——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任何开场白，就宣布让我讲话。全场一片死一样的寂静。讲话很短。宣布了跟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号召他们赶紧迁移到新住地去。这时从前排站起一位白胡子长老对我说：
“在接受您的建议之前，请您回答我们，雷日科夫同志：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在40多年前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是他们的错吗？”
“不，”我回答。“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党已经有了相应的评价。”
又问：“在这次野蛮的大屠杀中，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有错吗？”
“不，”我回答，“不过乌兹别克人民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错。40年前他们收留了你们，把最后一块饼子分给了你们。有罪的是那些挑起民族纷争，肆意打砸抢和凶杀的人。”
我当场下了保证，同时也在共和国的其他场合下了保证，安全部门和内务部一定要找到罪魁祸首，一定要把他们绳之以法。对那些匪徒和暴徒绝不会有丝毫心慈手软。谁也逃脱不了自己的罪责，其中包括幕后的黑手。谁也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
我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视察了难民营之后，我又同共和国以及中央机构的领导人商量了一些问题，听取了他们对局势以及刑事案件侦查情况的详细汇报，然后前往安吉让、纳曼冈等地，视察了一批国营农场和工厂，出席了多次同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乌兹别克人的会见。
后来查明，参加暴行的甚至有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工作人员。这就使得事件具有了另外一种色彩。下面引用一段共和国报纸上的报道：
……据雷日科夫称：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必须先要搞清各种情况。这需要时间。不过即使在今天，有一些情况也还是清楚地显现出来。比方说，卷入暴行的居然有个别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强调说：我要把那些向暴徒提供汽油、运输工具，用酒把青少年灌醉的人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要迫使他们对那些无辜的人们作出回答。我这一辈子见过的事情不算少，可是要跟昨天在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难民营里的所见所闻相比，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杀人犯和强奸犯可以按罪量刑，依照法律严惩不贷，可是那些玷污了党的威望、乌兹别克人民美好名声的共产党员呢？他们应该受到特别的惩罚！……
帮助暴徒作恶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是极个别分子。他们受到了最严厉无情的惩罚。而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在想办法制止这次野蛮的暴行。至于塔什拉克区那两位领导人的功绩，前面我已经提到。
6月14日在塔什干召开骨干分子大会之前，我们请了一些几十年在一起比邻而居的人过来，事先对这次残酷至极的民族冲突作了一次“总结”。
烧毁的房屋有数千座，到当天为止，共发现尸体106具，其中43具为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12具为阿塞拜疆人，35具为乌兹别克人，5具为俄罗斯人。以前多人受到人身伤害，其中约150人为军人。失踪者有数百人（其中有的在发现时已被悄悄掩埋）——这就是费尔干纳事件的可怕后果。
到1989年7月1日止，迁出费尔干纳州的人数达到2．1万，其中1．6多是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
当我在民族仇恨野蛮暴行肆虐的几个区视察时，并没有急于对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下结论。我的任务在于立即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制止互相残杀，深人研究事件的真正根源。这一立场可以从我在乌兹别克电视台答记者问中得到证实：
我们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目的是就地搞清近来此地发生的一些问题。
我们是从视察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栖身的难民营开始的。那些梅斯赫蒂人丧失了自己的牺身之所、住宅，或者干脆抛弃了自己的家园，被迫来到部队的打靶场避难。我们跟委员会的成员们谈了话，他们是人民选出来跟我们对话的。对话进行得很艰难。
现在看来还很难下最后的结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应该对所有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主要应该从政治层面上进行分析：我们这个加盟共和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出这样的事？为什么突然之间．简直就是在几天之内，从5月23日到今天，在国内就出了这么大的事，产生了如此悲惨的后果？的确是悲惨的后果，别的词我实在找不到。为什么对 45年来一直跟乌兹别克民族并肩生活在一起的一个民族，突然表现出如此的深仇大恨？
我还要说一句，就是尽管悲剧已经发生，尽管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精神压力很沉重，始终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状态，但照我的观察，他们依然珍视乌兹别克人民长期以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他们至今依然在说，我们不责怪乌兹别克人民，他们不该负责任。这是，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起作用。我们请政府，请我们的党要彻底搞个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实际上对我们下狠手的是谁，搞得我们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想，对今天共和国国内局势，评价应该是这样的：它很紧张。尽管在费尔干纳州，以及在我们所处的科坎德，并没有出现6月7—8号那种事件，但人们的疑虑和恐惧还是存在。他们害怕这种情况不仅会发生在土耳其族的梅斯赫蒂人身上，也会发生在别的民族身上。
以我的看法，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人们不能没有互信。大家比邻而居数十年，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对方：你是什么民族。我们跟人们谈心，到过两个工厂。那里的人都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从来不问谁是乌兹别克人，谁是俄罗斯人，谁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谁是土耳其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但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当然，从法律角度我们得出的结论，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把最优秀的检察人员派过来办案，他们已开始着手认真细致地调查分析每一个事件。
我们要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评估。当然，对每个人都要按罪量刑。但最主要之点在于，这是个政治问题。必须对发生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一群半大小子，哪怕汇集起来的有好几百号人，但若要他们在好几个州都造成这种简直是恐怖的态势，那是不可能的。以我们的看法，问题恐怕还有更深的根。
我想，共产国的党组织，将要召开的骨干会议，最终将会对事件作出正确评价。我相信，共产党人一定能查出在乌兹别克斯坦造成这类事件的原因。我绝不会放过共和国内发生的每一件事。一定有深刻的根源，没有根出不了这样的事。
问：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