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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基教授，还认识了郭小姐、Karen、Petty、阿梅、唐先生、芬妮、刘小姐等 “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这以后，我每年都会来“中心”，或者是应“中心”之邀来做研究，或是应中大其他单位的邀请访问中大，不管什么名头，只要我去香港或途径香港，我都要来“中心”。无因它由，就是“中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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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中国研究》2005年春季卷（总第1期），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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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忘，不仅在于它的丰富的收藏，更因为这里的人——他们的热情，周到，细心，使得来访的学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一块令学人流连忘返，真正属于学者的“学术家园”。
“中心”的来访学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中心”，90年代以来，“中心”加强了和内地学者和研究机构的联系，几年前，“大学服务中心”也正式改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中心”的负责人关教授、熊老师，以真诚、友善、热情的态度对待造访的每一个学者，不管是学界享有盛誉的名人，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后学，“中心”选择来访学者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她）的研究是否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他的研究是否有真知灼见，而绝非以头衔和“名头”见人待人。“中心”既邀请过秦晖、朱学勤、萧功秦、何清涟、谢泳、金雁、曹锦清、沈志华、徐晓等知名学者；也请过民间研究者胡伯威、刘宗秀；后起的李永刚、葛新斌、陈辉等也曾应邀来做研究。
以后我知道，Jean一直有一个想法，这就是“中心”要尽量为那些在内地边远地区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正因为有了Jean这个想法，我在“中心”见到了做“青海省贫困地区能源替代研究”的朱华女士，她是她所在的青海省贫困地区研究中心第一个有机会外出学术交流的学者；我也看到专门研究农村女童问题、来自安徽省淮北煤炭学院的青年女教师赵慧芳，显然，如果没有“中心”的支持，她们都难有机会前来香港中大研究。因为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这种现象：国外、海外的学术机构一般只会把目光投注到少数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和研究单位以及知名学者的身上，唯有Jean和关教授别具眼光，“中心”把关心和支持投向内陆，把机会慷慨提供给那些卓有成就，或具有研究潜力而资源又比较缺乏的内陆中青年学者。
“中心”的重要意义在于给来访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广泛交流的、开放多元的平台，在午餐讨论会上，来自相同学科和不同学科的学者聚集一堂，共同分享交流看法。只要能抽出时间，关教授都会主持讨论会，他的谦和、善良和对学术的尊重使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倍感亲切。在另一些情况下，Jean又会邀请在该领域有研究的来访的学者做讨论会的主持人，沈志华和我都曾忝例主持人之位。中大的陈方正、金观涛、刘青峰、刘擎、萧今、苏纪郎、叶汉民、郑会欣等许多教授经常来参加讨论会，香港其它大学的中外学者也会从不同的地方赶来参加讨论会，在会场，我也每次都看到来刘淳、小何等博士生。虽然与会者有时也会就某个问题发生颇为激烈的争论，但在关教授和Jean的智慧幽默的话语中，争论者都会“化干戈为玉帛”，因为大家都知道，发展学术的唯一途径就在于兼容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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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讨论和交流并不限于午餐讨论会，Jean是“中心”讨论的灵魂，当新来访的学者到达“中心”后，她会把客人介绍给已在“中心”的研究同行，在她的影响下，“中心”的来访学者们都会打破学科界限，自然而然的讨论起各种学术问题，先来者也会自觉给新来者各种帮助。小葛——来自华南师大的葛新斌是Jean“任命”的今年（2003）春季来访学人的“班长”，他除了热情为大家服务，没有任何“特权”，每晚小葛都率领我们一行11人沿着雅礼宾馆去山下的大道，散步到吐露港的海边，我们听沈志华聊朝鲜战争，朱华谈青海农村情况， “邱县长”（江西师大的邱新友曾挂职江西某县副县长）说乡民自治，王志筌（河南前《法制世界》副主编，大学毕业后主动去西藏工作八年）说西藏和河南卢氏县那个腐败的杜二旦书记……我们每晚天南海北的神聊虽无主题，但每个人都真切的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对社会进步多少有一点帮助，也都由衷的感谢“中心”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好的交流和彼此学习的机会，让我们相聚在“中心”这个如此美妙的“学术共同体”。
“中心”创造的不仅是一种尊重学术的气氛，它更是一块提升人的心灵的人文净土。2003年春SARS肆虐香江，最严重时中文大学宣布停课，诺大的校园一片冷清，在关教授和Jean的带领下，“中心”照常运转，一切如常，来访的学者们依然沉静地在做着研究。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个周末，Jean在“中心”安排了一次诗歌朗诵会，细心的她特别采撷了校园里几支怒放的野花摆放在桌上，来的人中，不仅有所有“中心”的访问学者，刘淳，小何等一些中大的博士生也都来了。在王志筌朗读了他诗选中的一篇“哀农夫”（他也是诗人，出过一本诗集）后，每一个参加者都朗诵了自己喜爱的诗歌，最后，Jean带着大家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在人们精神低迷的日子里，《满江红》激昂的旋律激励起人们的信心和希望。
“中心”对人的关心和关怀体现在一切方面。当你来到“中心”，你不需为没有港币吃饭而担忧，Jean早已想到，她会事先做好一切财务申请事宜，访客到的当天，阿梅就会带你去校财务处领取生活费的支票并陪你去银行兑换成现金，她也会把涮洗干净的口杯送到你的研究室；当你为使用电脑的事操心时，脾气特好的电脑专家唐先生会立即来帮助你，几分钟内就解决了难题；今春我在使用校园快照时出了麻烦，那机器吃下钱但不吐照片，我随意和秘书郭小姐说起此事，郭小姐很快和快照公司取得联系，一周后我就收到了快照公司寄来的退还25元港币的支票；几年前我来访时被“中心”安排住在“新研宿”的单人公寓，Jean想人之所难，到达的第一天，郭小姐就带着阿梅给我搬来电视机、电话和一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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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品；而Petty和Karen在任何时候都是那么亲切友善，她们永远会不厌其烦的教我如何使用那台“高精尖”的复印机。在Jean的影响下，“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是那么敬业，在他们的身上真正体现了“服务”的精神，而这一切又都是如此自然，看到“中心”一个个如此善良的好人，怎么不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内地，看惯了衙门办事人员冷脸的学者生出无限的感慨？
由Jean组织的 “中心”每周六的郊游活动也给来访者留下美好难忘的印象。关教授特地买了一辆大的越野面包车做为私用车，为的是为多载一些学者去郊游；萧今也是开一辆面包车，多次专门来雅礼宾馆来接我和其他学者。有一次我不慎扭伤了脚，伤不重还能走，于是Jean就安排当日的活动不去爬山而是去看海，那天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其中有来自武汉，现已六十多岁的胡伯威先生，也有来自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年轻的董瑾，大伙儿三三两两，坐在海边听沈志华讲朝鲜停战问题，那种亲切随意而又充满人与人友善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几年，“中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心”把关注的目光更多集中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基层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研究，去年十月，“中心”主办了内地部分县乡长和“三农”问题研究者的对话。“中心”还有新的举措，这就是为年轻的研究生提供交流和互相切磋的便利，今年年初，来自内地，香港，台湾，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十一国和地区的66个博士生，在“中心”主办的的“当代中国研讨班”上交流论文，分享看法，听说“中心”以后每年都将会举办这样的讨论班。
在“中心”，我又几次见到我过去的学生李比特，他现在改名叫“李磊”，已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了，和过去一样，李磊还是每年来“中心”，为他的新的研究查找资料。
自1998年我第一次来“中心”后，我个人的研究也从“中心”获益很多，我利用“中心”所藏的丰富资料，修改补充了我的书稿，该书于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我又利用“中心”的资料，撰写了有关“鞍钢宪法和鞍钢工人生活”等论文。我在“中心”的体会和收获是如此丰厚，我由衷的感谢’‘中心”，感谢“中心”的所有朋友，感谢在这里相遇的每一位学友。
上个月中旬，我在从台北返回途中再次来到“中心”，景物依旧，只见又一批研究者正在孜孜埋头研究，Jean还是那样忙前忙后，她正在准备“中心”为配合中大成立四十周年而举办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国际研讨会，届时将有来自世界17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聚集“中心”，我为有事不能来参加会议而深感遗憾，在此预祝会议圆满成功！在“中心”，我见到了老朋友，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我停留时间较短，没有机会听张鸣的报告，请求Jean开一个特例，让张鸣先讲一次，Jean征求他的意见．张鸣慷慨允诺，我这就和大家一起，愉快的分享了他的有关“义和团和民族主义”的新见解。
一拨学者回去了，另一拨学者又来了，这就是“中心”—一个新思想、新学术、新人生态度的孵化器，我难以想象，如果不是关教授和Jean在这里主持这个“中心”，“中心”的这种功用和人文氛围是否还能维持下去？正是在这里，我感受到一种新的学术和生活的方式，这是远古“Academic”的声音在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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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响，未曾料想，在红尘万丈，物欲功利横流的当下，在关教授和Jean的辛勤耕耘下，在“中心”，我竟然能找到那种只有在典籍中才能体会的“学术家园”的感觉！
能不忆“中心”？
2003年12月30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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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集子所收的是我最近二十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写于2008年11月。文章所论及的，无论是近代转型、孙科、还是延安的新话语、建国初50一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都发生在一种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虽然每一次的“革命”的内容、目标不一；而文章的内容则涵盖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继续革命”，故以《革命年代》为书名。
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我对生活其中的那个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纪念。
有朋友在谈论当代新诗运动的发展脉络时说：”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这句话也可以用于再更广义的范围，今天五六十岁的许多人，都是从70年代出发的。翻读北岛赠我的自选诗集《守夜》（1972一2008）和《七十年代》，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70年代：那时你做了什么呢？
今天再回头看，还在“文革”时期的70年代，那是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革命的最后的阶段，整整一代人的思想，都来源于那个革命年代的刺激。我那时也是工人，也在读书和思考，但我是“外省青年”，北京和外省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那个时候的北京，在大改组、大动荡之后，还有许多“空隙”，也有较多的文化资源，劫后未毁的“黄皮书”、“灰皮书”以及散藏在各家未及被毁的书籍、音乐唱片成了催生新思想的鼓风机。被打散的新、老“贵族”的孩子们（大院子弟、知识名流的子弟）和一些平民子弟们，在经历不“文革”的狂热后，又重新聚拢，因而有地下读书沙龙，有郭路生（食指）的诗篇《我相信未来》，就是在分布全国的北京下乡的知青中，也有许多思想群落。可是在南京，在军人高度一元化的治理下，人与人是隔绝的，南京的“老贵族”——国民党遗老遗少，早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其文化留存只剩下民国建筑和夏日遮阳的林阴道；大院子弟都去当兵了，至于知识名流，本来人数就很少，“文革”中已被折断了脖子，只剩下一口活气儿，他们的子弟就更谈不上文化反叛了，在贫痛的文化土坡上是不会产生新思想的，所以南京的知青，除了思念家乡，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高远的、让人内心为之跳动的文字记录。人们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奋斗，没有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诗，极少思想可交流的志同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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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在那种环境下，甚至每天都得严格规范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而北岛他们有一个多么宝贵的朋友圈，费尔巴哈的话完全正确：窒息的、封闭的环境可以让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枯萎。
然而，70年代的思想碎片铺就了通往80年代的路，在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那些狂飙突进的日子里，北方的风吹拂校园，1987年后，南京大学青年教师中有两个思想群落，朋友们随时切磋交流，没有任何世俗功名心，都是那么纯真和坦荡，或许这就是80年代的精神气质。1988年11月，我去北京参加了一次研讨会，见到了景仰已久的老前辈李锐、黎澎、冯兰瑞等。那时我刚参加写了一本当代台湾史的书，于是在会上发言谈台湾权威政治的演变，其时台湾刚解严不久，人们对此话题兴趣较大。也记得萧功秦在会上大谈“新权威”，引起许多与会者的争议，我虽不同意他的观点，却赞他是“真性情”，这句话，他一直记到今天。外省青年在北京，在这历史的交叉点上，看到会场上的一个个雄辩之士，意气风发，优国优民，真正感受到了时代风云的激荡，以后风吹云散去，往昔的一切，成为生命中的难忘的记忆，现在回想起理想主义的80年代，还不胜留恋。
在80年代的思想风云中，我也写了一些思想类的文章，但是多和自己的专业有关，有两篇还发表在刚试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