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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对于这类人物特别关注（有时关注过分，起反作用，反而促成他们向对立面的转化），谨防他们冲击主流社会，对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造成威胁。
过去的边缘人不像现代那么潇洒，如经济学家汪丁丁在他的随笔集《走向边缘》序中，仅仅把“边缘”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并认为“假如一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局限于‘主流’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迟早会枯竭”；这对学术来说是正确的，各个学科的原教旨的“学究”，大多只能抱残守缺，新的追求、新的发现往往属于被视为野狐禅的边缘学人，意识到这一点的边缘人是独来独往、天马行空的。可是在古代社会里，处于边缘状态的人们常常要被视为“造反者”的后备军，是要受到主流社会人们的嫉视，甚至要被送上火刑场的。布鲁诺不就是一个例证吗？处在下层的边缘人更是要被打压的。
应该看到中国社会既不像欧洲中世纪，教皇、教士、贵族、农奴、商人、手工业者，各守其业，历数代而不变；也不像现代的欧洲，人们的社会角色像万花筒似的，变得令人眼花缭乱。与欧美近代相比，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其社会角色是相对稳定的；如果与欧洲的中世纪相比，各阶层之间的流动还是很频繁的。因此，一个王朝的兴盛时期，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统治者、被统治者，各安其位，士农工商，各司其职。此时某个社会群体是处于社会主流，还是流荡在边缘，可以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往往有不同的社会边缘人。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这个社会的边缘人就是脱离宗法的人们，在他们没有违法、没有身陷囹圄、没有啸聚山林时，他们还是会被主流社会视为处在边缘状态的人们。久而久之，游民逐渐从边缘走到主流社会的对抗面。也有许多本属于主流社会中的各阶层人物，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了社会边缘人。
2社会边缘人形成的原因
社会边缘人的形成大致有三种原因：一是经济的原因迫使主流社会的人们流向边缘；二是统治者的政策导致一些本应属于主流社会的群体边缘化；三是一些身处主流的人士主动走向边缘。
①我们说古代的中国是宗法社会，它的社会基础是“士农工商”等四民，他们被视为社会的柱石，这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的。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观察，其财产的多寡，生产效率的高低，则是其社会地位是否能得到保证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饭吃的人自然会产生一种边缘感。历史学家孙达人在《中国农民的变迁》一书中指出，宗法社会中国农民的生产可用“小”、“少”、“散”三字概括：“小”是生产规模狭小，而且自宋代以来越来越小；“少”是指财产很少，直可以“一贫如洗”来形容，大多数农民仅靠农耕是不足以糊口的，还要从事其他副业以补不足；“散”主要指居住分散，除了宗族戚里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交往，不能形成有自觉意识的群体。手工业者、商人大多也是如此。这种经济现实很容易破坏他们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农民，正如汉代晁错所说，今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任你把这些人捧到天上，他们也不会有社会主人的感觉。因此，从社会规定来说，士农工商是处于社会主流的，但是贫困则可能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抛向社会边缘。因此部分农村人口的边缘化，最后成为流民或游民，这是小农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形成的。
说江湖（6）
②其次是统治政策造成的。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统治者的意志对于社会的走向影响极大，他们制定的政策和法令，也可能把某个阶层或某个群体推到社会边缘。例如宋代武将焦光瓒率部降金，宋乃贬其部伍为“堕民”；明初把元末割据一方的张士诚和方国珍的部属划为“堕民”，这些人群被驱逐出主流社会，成为边缘群体，人们称之为“贱民”。“吏”的社会地位的变迁，也与统治者政策有关。宋代以前，吏是官僚队伍中的一员，只是级别低了一些；宋代和宋代以后，“吏”逐渐边缘化；明代和明以后，吏则成为边缘人。这就与宋太祖期间开始禁止吏人参加科举考试有关（见《续资治通鉴·端拱二年》），士农工商都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队伍，而吏人反而不能，其社会地位显然低于平民，再加上这个群体是官与民的中介，他们贪赃枉法、欺压百姓，道德水平低下，更为人们所贱视。
又如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和对于武官的防范，军人与行伍出身的将领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军人都要“黥面”，视之如盗贼。北宋官至枢密使的狄青，因是行伍出身，官至高位，面上仍有黥文。狄青曾对人说，文臣韩琦“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所以总觉得在韩琦面前矮一头。狄青为人极谦和，就这样，后有彗星出，也被指责为“跋扈可虑，出青知陈州。同日以魏公（韩琦）代之。是夕，彗灭”（《默记》卷上）。枢密使相当于现在的总参谋长，位尊权重，尚且如此，一般武将的情况可以想见。《水浒传》中也有武将受文官歧视、社会歧视的现实反映，清风寨的知寨刘高，除了贪赃枉法和使阴谋诡计外一无所长，但他是正知寨，就有能力陷害武将、副知寨花荣。他的话在上级那里要比花荣的话管用。《水浒传》一书代表了社会边缘人的心声，书中处处为武将鸣不平，抨击“假文墨”、“大头巾”（高级文官）。这些恰恰是当时社会中的主流人物。
③另外，就是个人的选择。也就是说，社会没有逼迫他，也没有人迫害他，走向边缘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现在“走向边缘”没有什么现实的危险了，特别是在学术领域，因此汪丁丁先生可以很洒脱地说，“真正的生活是主流以外的生活，这被海德格尔叫做‘世界’”。可是古代人们勇敢地脱离主流，洒脱地走向边缘的人是不多的。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人们，许多通过发家致富或科举考试，甚至是捐纳买官等多种途径来挤入主流社会，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另外，也有从主流走向边缘的。这大多是不安于平庸的循规蹈矩生活的年轻人。他们追求冒险，追求不平凡，这些想法和行为也可能促使他们离开自己本应有的社会位置，成为边缘人物。例如一些向慕古代侠客的热血青年，勇于充当社会良心，打抱不平，反抗社会，便成为自我边缘化的游侠。当然有野心的人更容易成为边缘人。如项羽见到秦始皇的车驾的威风，倡言：“彼可取而代之。”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如果他们只是说说就完事了还好，当他们处心积虑，筹备实现这些向往时，就走到了社会的边缘。这类人最为统治者头痛，防备也最严。事实上，项羽、刘邦的确也成为灭秦的主力军。“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项羽、刘邦就是其中的“两户”。这类人在社会的大动荡中，搏风击浪，以求一逞，往往改变了历史的面貌。这些人是被统治者视为不逞之徒的，是社会边缘人物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类。
社会边缘人物最容易投入江湖，有些处在社会边缘时就已经和江湖人物往来，甚至结成团伙，在江湖上作感情上的投资，为将来下海作准备，这是真正威胁到封建统治者宝座的人。因此，统治者对于这类边缘人物特别关注，识别和如何处置这类人，就是统治者绞尽脑汁也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社会边缘人是个灰色的群体，由于客观的社会条件而成为边缘人的还好识别，也好处理（如宋代对于武将老是心怀惴惴，监督很严，甚至是凭空猜疑，岳飞的冤案就与这种心态有关）；那些心怀不逞之徒就很难识别，更难处理。中国古代社会生产率不高，能够负担的社会组织成本有限，因此古代关于社会组织的思想（这种组织是需要花钱的）虽然很发达，但限于经济条件，实践中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是不高的，仅仅到达县一级（不同时代略有差别）。而社会边缘人的政治能量很大，社会想要实现对他们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仅就宋代的例子，看一看统治者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努力。
3宋代的社会边缘人
我们研究通俗小说，应该特别关注宋代的情况，因为通俗文艺作品到了宋代才大张其道，江湖文化（指游民的江湖）也是在宋代才被披露出来的。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江湖文化到了宋代才形成。从《水浒传》这一类通俗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些社会边缘人的感召力、凝聚力。唐代的文人士大夫“谋官谋隐（实际上是回乡当地主）两无成”，还要努力向主流社会靠拢，到了宋代，本来在主流社会有安适生活的偏偏向往江湖，要在江湖上一争高低，寻觅前途，岂非咄咄怪事！南宋诗人华岳在开禧三年（1207年）向朝廷献《平戎十策》，其中有《取士》一篇，对当时社会边缘人有很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控制他们的办法：
夫名山大川，秀由所钟；ND052山乔岳，神由所降。千岁之日至，则间世之士生。必有翘楚之材，特起之子，梦寐未形，占卜未见，寓于贫贱闾阎流俗之中，隐于耕农商贾草莱医卜之下。罗之以科举邪？彼不善于章句之儒；诱之以利禄邪？彼不由于闻达之路；置之于驻扎将佐之中邪？彼不生于营垒行伍之地。三城桐柏之耕农，罗源贾木之樵牧，六安辽峰之高隐，羊岘房陵之商贩，类多抱负所长，高出世表。能否相参，有无相授，非不欲求用于世以尽其所蕴。然上则拈致无方，而下则无阶可进；内则搜访无术，而外则无门可入。是必庙堂广于延纳，而无间于疏远；幕府勤于听览，而无拘于早暮；监司州县专于荐举，而不遗于微贱。其门有八：一曰有官，谓沉溺下僚，不能自奋；二曰无官，谓素在草茅，不能自达；三曰世家，谓将帅子孙，不能自效；四曰豪杰，谓江湖领袖，山林标准；五曰罪戾，谓曾犯三尺，求脱罪籍；六曰黥配，谓才气过人，轻犯刑法；七曰将校，谓素有谋略，久淹行伍；八曰胥靡，谓隐于吏籍，不得展布。……其有言词浮诞、簧鼓世俗者焚之；其有互易乡贯、指陈他事者毁之。言词朴直，无令弃之，恐过人之资，拙于朱墨；虚词华丽，无令收录，恐科目之儒，例于奔竞。如此则闻达者既至，不求闻达者，亦得以识其姓名；利禄者可招，无心利禄者，亦得以知其岩穴。不然则草莱之雄，未能尽至，反有以滋他日匹夫窥觊之私；山林之奸，不能尽收，适有以启异时萧墙睚眦之衅。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华岳小传”中提到了这段话，并说华岳提到的这些人可以算得是《水浒传》的一篇总赞。在我看，这篇《平戎十策》讲的就是如何发现和识别社会边缘人物，如何把他们罗致朝廷，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把可能危及社稷的“草莱之雄”、“山林之奸”变成抗金力量；即使眼前他们还不会立即投奔到朝廷来，但是，他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档，他们的住址也被有司掌握，将来有事找他们时也是心中有数，十分方便了。华岳认为他们是“英雄豪杰”，但又是十分危险的“英雄豪杰”，你不收纳他们，小者他们会扰乱社会，大者就有可能与朝廷对抗。华岳把他们分为八类：包括沉沦于下层的小官；没有官职的穷隐士；没落的武将子孙；江湖领袖；急于脱离犯人处境的罪人；有才气、不怕犯罪的流放犯；久在行伍的小武官；有才力、有抱负的小吏。这八类人都在我们上面所说的三种情况之内。他们有的是因为穷，有的是被政策排挤在社会边缘。华岳主张应该对这些人先进行测试，看谁有才能，便编入“人才库”，或给予现实利益，或作为后备人选。但这些毕竟是纸上的东西，很难变成可操作的方案。又因为名分、礼制与其政策的完整性所限，统治者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对吏人、武将等的政策，更不可能从罪犯、流放犯中大量选拔官吏，至于“江湖领袖、山林标准”则是统治者打击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变成依靠对象；即使把他们招拢了来，地位的差距、多年的隔阂所造成的猜忌，也不可能一下子消除。
说江湖（7）
因此边缘人大量地回归主流社会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更大的可能还是舍主流社会而去，堕入江湖，成为江湖中的中坚力量。专制统治者也不可能全面招揽社会边缘人，纳入它的控制系统。统治者能够做的、而且要努力去做的，还是加强对边缘人物的控制，他们要弄清边缘人物的数目、姓名，在造户口册时要注明，并限制和管理其活动，避免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局面。对于那些在统治者看来是“不逞之徒”的人，更要严加看管。具体如何做，各个朝代还是各有特点的。总的说来，宋代因为缺少经验，对于社会边缘人管得不多。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起自游民，他对游民、江湖人、社会边缘人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特别注重控制士农工商的活动范围，限制其活动自由，连商人长途贩运都要有“路引”（凭证），并对所去方向、远近均有所控制。学生士子读书不许住庙。清代对于特别需要注意的边缘人物，则是通过户口册控制，在造户口册时把他们打入“另册”。
二、社会边缘人与《水浒传》
《水浒传》的主题就是写游民奋斗的成功与失败的，所谓的“游民奋斗”，也包括了社会边缘人在社会边缘上苦苦挣扎、堕入江湖以及回归主流等等复杂过程。《水浒传》里的社会边缘人都是自我边缘化的。
①例如晁盖是郓城县东溪村富户，属于农民富裕阶层。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这些做法不要说在八九百年前的宋代，就是前二三十年的中国，也会被作为“不逞之徒”的另类分子来看待的。为什么呢？他的“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的做法，就不是宗法社会中正统人士应该有的品质。汉代荀悦在《汉纪》中论及游侠郭解时，说游侠们“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宴享之好”。宗法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血缘关系，每个人的情感都应该从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开始，而游侠们把“父兄”、“骨肉”都怠慢了，而去追求“朋友”和“宾客”的欢心，这在正统人士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也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而晁盖所交往的很少有主流社会中的人物，大多是社会边缘人，如宋江之类；有的还是匪类，如刘唐之类。从《水浒传》中不仅看不到家境富裕的晁盖如何照顾自己的宗族（这在宗法社会中是义务），而且书中还写他“不娶妻室”，这更显得“另类”。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晁盖这种断绝自己后代的做法，肯定是为当时社会舆论所不容的。晁盖还有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就是“最爱刺枪使棒”。宋代禁止老百姓习武，不许私蓄兵器；宋真宗时曾下诏《禁河北诸州军民习禁咒击刺之术诏》，河北是当时抗辽的前沿阵地，这些地方都不许百姓学习“击刺之术”，其他地方可以想见。这样干犯朝廷的禁令，非要“好武”之人，自然是被主流社会排挤和打压的。
从表面来看晁盖是边缘人，实际上，晁盖一只脚已经跨出边缘，为什么刘唐、公孙胜知道了“生辰纲”的消息，不自己联系几个哥们去做，而要千里迢迢，到郓城报告给晁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