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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说：“我过去的众议员选区只有三家报纸，保持曝光并不难。突然间，我成了代表全州的议员以后，大们还以为我从地球上消失了。我接到许多来信，问我：‘你还在那里吗？我是支持你的，很久没听到你的消息了。’第一年任期结束之际，我们已不胜其烦类此之事，所以又开始比较定期的返回选区与选民聚会。我们发新闻稿，报导活动。我们发现在跑遍全州、到处露面以后，我在民意测验中的声望又快速上升。”
我问他：“即使在这期间你在华府的言行并无不同？”
他悲哀地说：“事实上，你可以想见由于幕僚忙着让我曝光，议员职守已经荒怠了。民意测验中声望窜升的同时，我已经称不上是尽忠职守的议员了。”
有时候，曝光——包括说些和做些令选民难忘的事——简单得令人吃惊。因健康原因退出参院的桑格斯愿意公开承认，而其他议员只愿意私下谈的一点，即曝光比内涵重要，而且很容易令人觉得你是可亲近的人。他在1978年竞选参议员时起步很晚，制作了几个政治广告叙述他的政策立场。后来发现落居第三，而大部分原因是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或念不出他的名字。
他带笑回忆：“于是我们在电视上做了一个不断把我名字念错的广告，结尾是一个男孩子气馁地把我名字擦掉，干脆念‘选票’。结果那则广告成为经典之作。我在游行行列中时，人们直呼我为‘选票’。不是盖的，许多人说他们在厨房听到这则广告就跑出来看。听到那则广告的人无不莞尔。大家还记得的，只有这则广告。很多人会说：“我喜欢那种能自我解嘲的幽默。”我虽自认是一个非常认真研究问题的议员，但内心深处也很明白，能够进入参议院是因为我的名字很特别。”
他说：“在我们频频上电视以后，我总是听到一遍又一遍相同的寒暄。人们总是走过来说：‘我上星期在电视上看到你。’我说：‘噢，是谈什么的？’他们说：‘我不记得了，但你看起来有些累的样子。’或‘我喜欢你那条领带。’完全是印象派的回答。大概只有二成左右的人能告诉我，那次见我在电视上谈什么。我常为此错愕。别人是因你有名而来，并不能把你跟某一些特定问题联想在一起。而且他们若看你顺眼——电视是很适合我的媒体——他们也就会忘了你的一些立场。里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许多政治人物相信，不断上电视是生存的不二法门，因为电视能增加一个人的知名度，所以他们会抓住任何上电视的机会。这牵出视讯政治的第二条法则：另辟蹊径，亦即无法闻达于全国性电视网时，直接向地方电视台诉求。
1986年2月的一天傍晚，我看到某些民主党议员，想借里根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机会，制作为时30秒评论里根演说的电视谈话，立即向家乡传送。在过去的类似情况下，他们通常是发新闻稿，或于次日接受家乡电台的电话采访，但这些方法欠缺时效，现在他们的政党为他们组织了更好的方法。
里根演说后，我发现约40名并不出色的民主党议员，隐藏在国会山庄的一处酒窖中，像大学毕业生接受文凭时那样安静的排着队。其中一、二人吸着咖啡或饮料，室内一片肃静。片刻之前，他们都才参加了美国的一项盛典——总统对国会与全国的年度演说。当里根向“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上殉难的7位勇士致敬时，他们予以喝采，但当他叙述经济措施时，许多人则交叉着双手。
现在众院议场里的冠盖云集与热烈气氛已经退去。总统的车队驶入雾夜，转入宾州大道向白宫驶去。坐在台中央前排的内阁，以及坐在讲桌左方“小提琴区”的外交使节团已经离去。记者们在走道上就先前根据预发演说稿写就的新闻稿再增添些描述（例如里根夫人穿了一袭小红莓色的套装，或里根向奥尼尔就任议长10年致敬，民主党人的反应等）。这时观众也已各自走向停车场。
这些民主党人仍在忙着。有些人梳头、有些人整领带。大多数人像学生在考试前似的正在默默演练短短的讲稿，他们紧张地彼此揶揄对方的表现。每个人分配到45秒到1分钟的时间，不能背错词或重录。如果他们要赶上纽海芬、克利夫兰或旧金山的11点地方夜间新闻，则全部作业须在90分钟之内完成。东部议员的要借太空网一号卫星传送，西部议员的借‘西星四号’卫星传送。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以每半小时900美元的代价，租下它们。
室内的陈设十分简单，背景是一面美国国旗，和一台架在三角架上的摄影机。地毯上用胶带贴出一个“T“字。每位议员就站在“T”字上。一位年轻女士拿着麦克风，逐一发问：“议员先生，您的反应？”
来自俄亥俄州杨斯镇的崔福肯承认：“我是新任议员。我认为第一个国情咨文是华德迪斯耐与西席地密尔（译按：“十诫”导演）的结合体，而这次的有点像史蒂芬史匹柏的作品。在有1500亿美元贸易赤字的情况下，总统又提出一个将国防支出再增加280亿美元的预算，使我不得不认为他脱离现实。”崔福肯身材魁悟，在当议员以前是杨斯镇的警长。
室内有人喝采，队伍向前移动。短小精干来自哈林区的黑人蓝吉尔，入众院已16年，他对里根的评语更不客气：“我想这是一部不错的二流电影的一个伟大的结局。但它并没有实际考虑到我国一部分人民无家可归、失业、以及绝望的情形。”年龄较长、有思想、苦瓜脸的密歇根州的赖温谴责着说：“演说者侃侃而谈，但与施政计划的实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民主党的吴斯来自共和党人居多的科罗拉多州，他正在竞选参议员，自诩是中间路线、总统的盟友。他说：“我想总统谈的是未来远景是对的。我们皆愿政府有所作为，我们也必须使五角大楼像其他施政计划一样发挥功能。……我认为总统以贸易为焦点是正确的，美国现在每五个工作日中就有一个是直接或间接依附于贸易。那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必须有自由、开放与公平的贸易。”
当我们一起离去时，身高6英尺5英寸、颀长、英俊，有政坛贾利古柏之称的吴斯，对于当晚及次晨科罗拉多州电视上将播出的他的电视讲话颇为自信。他的新闻室已通知从丹佛到科罗拉多泉、大双溪、与杜兰哥的各电视台利用碟形天线，经西星四号卫星接收的他的画面。吴斯滔滔述说电视政治如何如何之好。
他热心的说：“你必须上台表演，你一定得克服不好意思的心理，把它当成玩戏法。你必须体认到这35或40秒的时间，有好几万人会看到你。”然后他哈哈大笑的说：“举行记者会很好，举行有电视摄影机的记者会更好，举行电视摄影机多达3位数字的记者会那就棒到家了。”这正是新生代政治家的座右铭。
政治视讯竞赛
国会山庄唯一的手提电视摄影机（系阿拉斯加州史蒂芬斯参议员所有），是一具售价6000美元的日制廉价摄影机，拍出来的片子边线还有红色，够不上专业水准。权充摄影的，是曾在南加州大学学习影片制作的参院共和党联谊会新闻助理李文斯顿。李文斯顿使用30卷录像带，在国会一个隐秘处拍摄每一参议员对里根演讲的评论。拍好的片子用脚踏车载送到参院罗素办公大楼剪辑，再开车送到市中心的“金字塔制作室”作进一步加工，最后用微波传送到维吉尼亚郊区的一个卫星传送站，送上卫星。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手忙脚乱、时间延误与险象环生。
为免出状况，共和党摄影小组用里根演讲的预发稿，提早数小时作业，却不料被电视网的摄影小组逮个正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钟斯，撞见明尼苏达州的波希维兹参议员事先录制评论一事。钟斯于晚间新闻中促狭的报导：“距里根总统发表国情咨文还有5个半小时，但是波希维兹参议员正在发表他对里根演说的反应呢！”
经此教训，这方面的技术发展又有长足进步。为了迎头赶上，1984年民主党人在国会山庄将一间车库改建为一个媒体中心。这个车库连同房子，是一位民主党大善人哈里曼夫人买给民主党同事们使用的。现在，两党在国会山庄都有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媒体制作设备与摄影棚。技术上蔚为大观，举凡现代电视的技术均囊括在内。两党也均已有能力从自己的制作中心直接进行卫星转播，无须费事地用车载录像带到市区的制作中心。
共和党联谊会的电视执行制作人维斯汀热衷的说：“技术上我们占了很大优势。”他以前是一名立法助理。他说：“一位参议员可以在4分钟内从他的办公室走进我们的摄影棚，和他州内的电视台讲话。这种技术太神了！掌握了最大时效与新闻现况。有了自己的广播机构，我们形同共和党参议员们的一个公关机构。”
理论上，拍摄参议员的动态、平民恳亲会以及记者会，都是在向选民作服务报导，因此就像免费邮件一样可使用纳税人的钱。但这种节目里面包藏的却时常是国会议员露骨的竞选运作：参、众议员们提些明知会没有结果的法案，向大会发表演说或提议把一些文件列入国会记录，用心是加重自己在家乡选民心中的印象，而非说服同僚。
1986年争夺参院控制权的选举大战，可看出视讯政治虽然重要，但亦非绝对可靠。那一年有一批共和党新鲜人（许多是在1980年随里根旋风进入国会的政治新手）力拼连任。在十多处实力接近的选战中，卫星传送是他们的重要工具之一。但是，尽管得到视讯政治的助力，在南、北达科他、亚拉巴马、佐治亚、华盛顿以及佛罗里达等州的共和党新鲜人却仍告落选。
一名共和党参院军师辩称：“有些失利的共和党人试图以视讯政治来弥补工作表现不佳缺点。一个参议员如果表现平平，一天播送一段视讯也无助于他的表现。但如果表现够格，良好的视讯政治的确能使情况不一样。”
对于家乡观众，最重要的问题是有多少电视台肯播出这些视讯宣传的饵？有些电视台很有戒心不愿被政客利用，不愿播出不标明来源的录像带报导。
维斯汀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很受争议。有许多人说这种做法不道德。报纸常常故作神圣状。许多报纸抨击电视台使用我们的东西。说什么‘你们用的不是自己拍的片子。’电视台实在该反击报纸：‘你们经常用不是自己撰写的新闻发布稿。’总之，电视台因报纸的指控而不太好意思，即使用了我们的东西也不愿承认。报章杂志的批评使他们产生罪恶感。”
新生代议员对老议员
卫星传送造成权力游戏中更广的变化。电视从结构上改变了美国政治的面貌。它改变了国会做事的方式，在华府造就了一批新生代政客，老人若不被逼得改变旧方式，就只有隐退一途。“映像管大哥”不但把不断进行竞选的技巧融入国会运作之中，同时也强调了和电视一起长大的雅痞政治人物与灰发、老式“政治家”之间的代沟。后者在人生向晚之年已不得不去适应视讯政治。虽然偶有倒外，一般而言，新老议员之间的代沟，1974年已见于民主党内，约4年后亦见于众院的共和党内。
就在倒转乾坤的1974年选举后；75位新当选的民主党议员中的龙头老大吴斯，接到众院议长艾伯特一通电话，一开始双方就不甚相投。据吴斯回忆，艾伯特向他道贺：“并说：‘我会邮寄一些东西给你，其中包括医疗、退休照顾、特别停车证等一切东西。’——好像这就是我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原因。”
艾伯特接着对吴斯说：“噢，还有一件事，12月间我们在此地有一个组织内的小型聚会，希望你也能来。”话中暗示有什么重要的事，但吴斯嗅到了什么。结果那是众院民主党的党团会议。密苏里州的波林等自由改革派议员，在会上向1971年开始实施的资深制度挑战。吴斯与另一名纽约州民主党新当选议员派提森决定拜访艾伯特议长。
当他们求教议长如何在众院中组织同期新进的民主党议员以形成力量时，艾伯特建议他们把这件事留给他的副手们去处理。但吴斯一帮人自己做了。他们筹集了1。5万美元，辟了一间办公室，聘用人员推动他们的工作计划：国会改革与反对越战。他们不愿静默地等待前辈传唤，自己搞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例如组织同期议员餐会，并邀请众院领导参加，或孟浪地要求委员会主席答覆他们的问题。这些在高位的委员会主席过去从未遭遇过挑战。
他们向大老们夺权的举动，成为全国电视网的新闻，然而这些新鲜人都还是新面孔，以至于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雷纳兹就把吴斯错当成蒙大拿州的鲍克斯。鲍氏也是一位仪容端整、沙色头发的西部人。最后，改革派在加州的波林、柏顿，与威斯康星的欧贝等议员领导之下，利用新鲜人作震撼部队发动起事，一举推倒了三名委员会主席，在众议院引起一场大骚动。而这些事全部发生在民主党新进议员尚未正式宣誓就职之前。在一个聚会中，于珍珠港事变之前便进入参院、有福克纳风格的密西西比州的惠腾，趋近吴斯，只听他尖酸地说：“你还没有宣誓就职呢，三天来连续上全国电视，我这一辈子在国会33年，还从来没有上过全国电视呢！”
选民反水门事件的情绪，使许多民主党新人在共和党的铁票区内当选。他们在竞选时走中间路线，与党的关系不及老议员那般紧密，而且他们也轻视传统的党组织。1948年即进入众院，属杜鲁门派的民主党议员波林说：“这一群崭新的议员不太像民主党政治人物。”他说：“他们夺走民主党的选票，但他们自己策划竞选。他们很善于利用媒体；水门事件造成的情势促使他们获得大胜；他们不依靠党；他们唯一真正感兴趣的可能只有反越战与改革国会，而这两件事使他们结合在一起。”
这些新生代对高科技问政方式趋之若鹜：他们竞选时标榜个人而不标榜党派。一朝进入国会，他们越过原有的权力阶梯玩起视讯政治的新兴游戏，而且迅速晋升。他们当中有半数进入了参议院，其余的人也在众议院成为大牌议员。新、老议员之间还有一些微小的差异，例如老议员习惯晚上聚在“大学俱乐部”玩牌；新议员则戏谑地自封为“硬木党团”，则在下午到众院体育场与共和党议员一起打棒球。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反映出不同的嗜好与成长环境。
奥尼尔的发言人马修斯说：“新生代议员诞生在电视摄影棚里，而老议员诞生于政治俱乐部中。”41岁的马修斯，有着新生代的能言善道，又有着北费城爱尔兰裔的老式性格，可谓一种奇妙的混合。他接着说：“这是高科技民主党人与街角民主党人之间的不同。老一辈议员按部就班的晋升，就像奥尼尔一样，他们非常讲究论资排辈。他们之间保持友谊，保持结盟。他们带谁参加舞会就与谁跳舞，他们关系紧密。新生代议员的聚合宛如一夜风流，他们总是在组新的结盟；他们总是为形象以及如何定位动脑筋。他们决定要什么形象，就把自己塑造成那个形象。”
人的出身可以说明许多：老一辈政治家，如奥尼尔与罗斯坦考斯基，成长于天主教信仰强烈的族裔社群，这种背景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外观与方言，而许多新生代的先祖是英国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