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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好的行动。这是不公平的！他明知道，我们两人都十分明确地和一再地告诉他，在我们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真正想到过这类的行动；我们也说明，那个所谓的“计划”，事实上是在森将军的强迫下，仅仅是一纸虚假的编造。我们还明确地指出，在当时派部队过克节朗河，十之**会导致大灾难。然而，考尔觉得，他必须吹牛皮，从而表示不辜负克里希纳·梅农和尼赫鲁先生对他的信任。我的印象是，他希望对塔格拉山脊作一次象征性的进攻，然后脱身而去（就某种意义来说，我认为他的确脱身而去，但是第七旅却没有能够逃脱）。
10月8日，匆匆吃过早饭之后，考尔又同军官们和熟悉地形的低级指挥官举行一次调论会。他特别倚重莫哈比尔·普拉沙德上尉，这是第一锡克联队的军官，他原先曾偕同阿萨姆步枪队的一个排在扯冬建立哨所。考尔最后决定，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乔杜里少校带领50人渡过克节朗河，进行一次强大的“巡逻”，并在憎崇建立存身之地。
乔杜里少校带领着他的部队很快就开拔了。我们注视着他过了河，并开始上山。到下午，我们得到他的报告说，他已在僧崇安置下来而没有遭到反对。考尔立即拟电向军区和陆军总部发报，把这一行动通知他们，并且另派一个通讯员把消息带到第一号桥电台（从那里通过无线电中转到吉米塘和在提斯浦尔的军部）。
我惟恐考尔由于他的军事“成功”太兴奋，便又把他拉到—边，企图劝阻他，改变他关于继续留在克节朗河谷的决定。我要他批准第七旅撤回到哈东山口，在那里我们能够占据更多的战术上可以设防的据点。考尔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第七旅在河谷下面占据的阵地，是不合战术要求的，是危险的；但是他说，他觉得在此情况下，他的唯一选择是向前推进到塔格拉山脊，而不是后撤。在我继续同他争辩之后，有一会，他同我的主张非常接近，把第七旅调回到哈东山口和章多去，我甚至把这个消息转告了达尔维。然而，过了一会，考尔收回他的决定，重申他决定留在河岸线，并且在一两天内，派一个营进占塔格拉山脊。
在10月8日余下的时间里，考尔同达尔维围绕着我们的哨所走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他强烈批评达尔维，不应选择这样暴露的阵地作为防御工事。达尔维企图指出，不是他选择了这些阵地，甚至到现在还是他在要求撤回到南部更高的山坡上，建立较好的阵地。但是到了那时，他们两人的争辩已成了循环的论证，双方似乎都已放弃客观冷静的估计。
当达尔维把比吉对他的批评告诉我后，我尽力规劝比吉。说来也奇怪，比吉同意我的看法——选择扯冬这个不合战术要求的地点，可以说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较好的阵地位于南方。但是，又一次使人恼怒的是，不论他多么不赞成现在暴露的占领线，他还是不采取向后撤的决定。我把同比吉谈话的大意，传达给达尔维，而且我尽力使他放心，以提高他的信心。我说，我确信，考尔最后会同意把第七旅调回到哈东山口和章多高地——然而，最终我未能使比吉这样做。
这时第四军的“马戏班子”开始零零散散的来到了——卡·卡·辛格准将、拉加瓦德准将、二号参谋官和其他人。颇不容易为他们分配掩蔽洞子，但是最终我们全部进到洞里，挤作一团去休息、度过我们在扯冬的第三个夜晚。
9日，我们过了一个安静的日子。比吉·考尔还在为他的“成功”而得意洋洋——中国人对于他的僧崇行动一直还来作出反应；而且他急于想在第二天，跟着再派拉加普持联队的一个营去僧崇。我们去看望指挥官李克上校和他的士兵们，他们全部沿河岸在我们的下面露营。李克没有多少作战的经验，但似乎有信心而且很果断。但是，对于向塔格拉发动进攻是否可取，他也不能不抱有相当大的怀疑。他的一营兵力是，仅有大约400人——大约相当于半个营的兵力，而更使人担忧的是，他的士兵如同在僧崇的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哨所一样，只带着一袋子弹，没有弹药补充的储备。他们没有中型机枪，只有很少的三英寸迫击炮弹药，而且到明天，他们只有两天的口粮了。当然，我们已经安排，把更多的补充供应，由脚夫背上去，送到僧崇下面，过了木桥到他未来的营地，但脚夫是一个不可靠的因素。总之，供应线决定于空投区的情况和天气。所以整个后勤上一系列的问题是值得怀疑的。
考尔决定，第二拉加普特联队于第二天早晨过河去（10月10日，政府提出的“预定日期”），并且在塔格拉山脊建立阵地。这是考尔用以讨好梅农和尼赫鲁的“姿态”。
我必须谈谈关于我在扯冬哨所会见的指挥官们，因为尽管对于普遍的缺乏准备，我们都感到令人痛苦的忧虑，但是他们执行任务的那种冷静而有信心的态度，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我已经提到过李克，旁遮普联队的米斯拉是第一流的领导人才，并为我们全体人员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7日那一天，他自告奋勇，为我们一伙人作向导，从第一号桥把我们引到扯冬，然后，他步行回到自己的哨所去。此后，他每天到我们驻地走一趟，在夜间再返回他的营部去。此外，他的部队士气是好的，这主要归功于他。
另一位指挥官是第九廓尔喀联队的阿鲁瓦里阿，他的身材高而瘦，看样子像是一个坚决的锡充军官。从他到达之时起，他就不遗余力地忙于安顿他的部队。这些部队还穿着夏装，因而他选择离我们南边有几百码的地方，建立一个隐蔽的凹形防御工事，让他们全体下去，进入阵地。他的部队有很多人染上了肺水肿和肺炎，必须撤到伦坡去，有些死在路上（撤离重病号的唯一办法，是沿着小道，由人半背半扶，或者用树枝临时扎成的担架，运上陡坡，送到哈东山口）。但是，他没有为这些不幸的意外事情所惊扰，也没有太大地影响部队的士气。
当然，部队没有任何挖掘壕沟的工具，因而掘进岩石地面是办不到的。部队所建立的阵地，是边界式的圈地——就是从河谷取石头筑起矮墙。我们到几个营地转了一圈，我所能说的是，不论高级司令部干了什么蠢事，把这些营置于何等危险的境地，但这些营都尽了最大的职责，功劳应当归于这些指挥官和下级军官。
即使在扯冬举行的多次会议和非正式的讨论中，这些指挥官从未对供应短缺的情况“抱怨”。他们倾听，表示坚定的意见，不管有多少困难，总是准备在绝对的逆境中尽力而为，我对他们全体抱有最崇高的敬意。
下午，我抽空洗了一次澡。部队其他人员，如同士兵们通常做的那样，到河边去洗澡，用河里冰冷的水冲洗。我不要那么吃苦。阿萨姆联队的厨房给我烧了一桶热水，我彻底洗了一次海绵擦身浴。我们不得已，一直是穿着皮靴和衣而睡，不曾带来任何换洗的衣物，即使在这样的冷天，能匆匆擦洗一次、也是好事。
在吃了一顿罐头土豆和大饼的午餐（官兵们一日三餐的食品都一样）并且喝了一怀热茶之后，考尔和我退到我们的小掩蔽所躺下睡觉。每人只有两床毯子，一铺一盖，再盖上我们暖和的军服，还不觉得太不舒服。我记得，当考尔继续他的独白时，我不停地打盹儿，偶而他的问话突然唤醒了我。
大约10点钟的时候，营地有一阵骚动，我们全都仓促走出掩蔽所。引起这一切惊恐的是由于在对面塔格拉山坡上，可以清楚地望见一列列的火炬队伍，所有的火光都向山下移动。然后横过山脊从我们的右边到左边——那就是说，总的方向是走向僧祟。这是一种可怕的奇异的景象，我不知乔社里和他的部队在僧崇如何感受。不久之后，我就勿庸置疑了：来自达尔维的消息说，乔杜里已经报告，大约有一营敌人正在黑夜里集结向他们进逼，而且他估计到黎明敌人就会展开攻击。
一面想着明天的惊人前景，我们转身进了洞：我终于抛却思念入睡了。而比吉陷入了忧闷的沉思，因为火炬队伍的景象，已经驱散了他的全部“得意”。
第五章 中国第一次攻击——10月10日僧崇哨所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床——10月10日——我从隐蔽所里爬出来，看看有什么动静。这是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塔格拉山脊较高的山坡，被成片的阳光照亮了；但是我们在低处，当然还很暗；只有中午时分，我们山谷里的大片地方才有阳光。我看不见对面中国哨所有任何动静。好像那天早晨他们全都下山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我在厨房为自己泡了一大杯茶，喝了之后，回到自己的“地堡”去盥洗。比吉已经起床，正对着安装在杜鹃花丛上的一面小镜子刮胡须。
大约在6点钟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二拉加普持联队的几股部队，沿着克节朗河南岸向上行军，向第三号桥走去，他们正在去“木桥”的途中，那里是他们的过河点。我对比吉说：“我敢跟你打赌，一旦他们开始过河，马上就被射击。”这只增加他的郁闷，所以我不再继续说下去。我不是在开玩笑：我从节骨眼里感到危险。
我盥洗完毕，正在犹豫不定，是不是匆匆洗个澡。这时，大约是上午9点钟，听到河谷对面密集的枪声。我们沿着陡坡向上跑，站到制高点上；但是未发现对面山坡上有任何的行动。枪声继续在响，既有自动步枪声，也有步枪声，间或还有迫击炮的连发射击。然后，在天空线下中国阵地的较高处，我们看见中国的野战炮，正从他们伪装的隐蔽处拉到外面来。仍然看不见僧崇的空旷地附近较低的山坡上有任何动静。我们争辩着，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是否应该爬到更高的地方去。但是。爬了几个山坡之后，放弃丁这个打算：森林太密，无法看见。
中国人没有开火，但是我们清楚地看见川流不息的中国部队沿着天空山顶轮廓线向下移动。离这么远看，他们好象成行的蚂蚁爬下蚁冢。我们看见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至少有两三干人，当他们到达树林的边沿时，就看不见了。
达尔维发出一道“固守”的命令。我们看见我们的部队蹲在“围墙”中，隐藏在他们的武器后面。他们用武器作为隐蔽，从山谷对面较低的山坡就看不见他们。在这里，我们还看不见有任何行动，但是中国部队一定在黎明前就坚守在阵地上。
我预计中国可能随时过河来袭击，但是他们从未这样做。在大约半小时以后，枪声开始渐惭地消失；然后是完全的寂静。这是出人意料的：在那次激战中，僧崇的部队在二、二十分钟之内，弹药就用完了——我们在各处的战斗潜力都是如此。
同时，达尔维收到僧崇通过第九旁遮普联队指挥哨所发来的电报。无线电的初步报告说，受到了大约600中国人的沉重打击。我们得知，第一次冲击被打退了，使敌人遭受“重大的伤亡”；但是后来的攻击来自不同的方向，并有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然后，乔杜里发来呼吁电，要求从我们的主阵地给予机枪和迫击炮的支援。
关于如何对待要求支援的呼吁，是应该稍加说明的：战后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对此曾有许多指责。所以，我必须说明，达尔维对于呼吁要求机枪支援，是不便作出反应的。
达尔维的驻地是山谷的上坡，在第四号桥，显然从那里他能够看见当时的某些作战情况。米斯拉中校已经转达了僧崇哨所关于支援火力的要求，并且加上他自己的紧急要求。甚至部署在第四号桥周围地区的武装部队，也恳求达尔维批准他们开火；显然达尔维觉得，就他所负的责任来说，是不能发布这种命令的。
我可以保证，用我们沿河一线的武器，绝对没有支持僧崇的可能。如果从我们的驻地开火，只能是一种感情上的姿态，而不是战术上有利的行动。这首先是因为僧崇哨所远在左边，高高地在我们的上面，直线距离有1500多码，没有看得清的目标。我们的武器安装位置，不是瞄准山上的，机枪手和迫击炮手都未进行过定位或其他预备措施；而且他们只有有限的弹药供应。无论如何，向对面上坡漫无目标地进行射击，是毫无意义的，是达不到任何战术目的的，相反很可能促使中国决定沿河向我们暴露的阵地开炮。达尔维决定不从河岸阵地开火是有充分理由的。
直到那天很晚的时候，在考尔和我已经离开扯冬之后，僧崇的幸存者开始慢慢地走回来；也只有到那时，关于这次行动的一个比较完全的景象，才能描绘出来。
看来，情况是这样。乔杜里少校在10月9…10日的夜间，发现有大批部队朝着他的哨所走来的迹象，他就派一个班到远处的山坡上，进入一个隐蔽的阵地，从那里可向他的哨所发出纵射火力。中国人显然没有觉察到这一诡计，所以当他们在10日黎明攻击僧崇时，他们遭到轻机枪交叉火力的射击，遭受严重的伤亡。（据他们自己宣布，他们有一百人死亡，但我对这个数字是有怀疑的。他们可能是加以夸大，以便通过他们的宣传网，把这一事件作为宣战的理由。）
不论确切的数字是多少，这一仗肯定是出其不意的；但是他们很快重整队伍，并并从不同的方向攻击旁遮普联队的两个阵地。因为旁遮普联队的两个阵地的守军弹药用完了，战斗只能结束了。此后，由于印军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中国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然而，应该公平地给他们以评价，实际上他们未用刺刀向我们无能为力的部队冲击，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的任意乱杀。按照生还者的叙述，他们允许战败的驻军光荣地撤退，并且带回他们的武器和死者。旁遮普联队的士兵死亡6人，受伤11人，连长乔杜里少校本人也是伤员之一。他甚至在重伤的情况下，还继续鼓励他的部队，并且指挥他们战斗，直到他们的子弹打光为止。
虽然当时我们不知道那次战斗的全部细节，但是无可怀疑，中国人是严肃认真的，比吉脸上表现不知所措的样子，显然不能相信，一场小型战争已经在他的眼前点燃起来了。因为，肉眼可以看得见，越来越多的中国部队沿塔格拉山坡向下调动；最后比吉接受了这一事实，即如果我们企图越过事实上的边界——克节朗河，至少在这条战线上，敌人将会作出强烈的反应。
在射击停止之后不多久，达尔维离开他的第四号桥的指挥哨所来见我们。他问我，究竟我们是否应该停止派遣第二拉加普特联队过河并且爬上塔格拉山脊的计划。当我转问比吉的时候，他同意，应该撤消这一行动，而且说：“此事由达尔维处理，我要同你讨论问题”。
我应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有人有意损害考尔将军的名誉，暗示说，气球刚上去，情况一紧张，他马上就把战斗任务移交达尔维而推卸自己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在许多问题上，很多的罪责可以推到比吉身上，但是不能说，在危机关头他向后逃跑。事实是，有一个小时左右，他真的吓得目瞪口呆，思想紊乱了。德里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的和平意图的理论，考尔（如同德里的其他人）不仅接受了，而且热心支持；所有这些珍贵的理论都在他的眼前突然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比吉继续不断地说，他们必须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他亲自看见了中国在塔格拉山坡建立的军事力量。他们仍然在那里，不再掩盖他们的行动，他们从高山上川流不息地奔下山来。
达尔维和我趁机向考尔做工作，说明他现在有必要径直赶回德里，去见当权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