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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加瓦德说，在他看来，森是完全漠视第四步兵师的。可能因为他对自己曾经作过的事，现在感到惭愧——但更可能是因为他认为第四师已经完蛋了。在会议期间，任何军部的军官，对这个问题或其他有关的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据说都受到制止或被驳回。一切都十分令人迷惑不解——在这种混乱状态之中，完全没有可能安排做些建设性的工作。
我去见军区司令之后不久，一位参谋交给我一份从提斯浦尔来的特急电报，大意是，据可靠的情报来源，中国将在10月23日攻打达旺。我立即把电报交给军区司令。使我吃惊的是，连这样的电报，他也不作任何反应，却继续把自己隔离在直升机场。
卡尔茵·辛格准将和我的第一参谋曼诺哈尔·辛格中校，以及拉加瓦德准将和第四军奈尔准将全都集合在达旺旅部。我和他们讨论了最近的局势。在我看来很清楚，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把达旺暴露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但是，在攻打了克节朗河之后，中国的威胁来到达旺如此之迅速，却十妙令人吃惊。我们这些人，对保卫达旺和门巴人的安全，负有主要的责任，现在眼看敌人要对这个显要的宗教和政治中心，施加巨大的压力，我们却成了无能为力的旁观者。
除了第一锡克联队和炮兵部队以外，所有其他部队原来部署或指定用来保卫达旺的，都被推向克节朗河前线，现在全部完了。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的两个连最近开到了，并且在沙则附近——沿着让地区小路的一些阵地接防；但是，原来计划保卫达旺的整个布置，被彻底打乱了，达旺防御的基本潜力已经大大削减了。
以我现在所能支配的部队——一个半步兵营和一些缺少弹药的支援武器——达旺实际上不能抵御—次猛烈的进攻。对此我深信不疑，并且决心把所有的部队从达旺撤到色拉，如果森能批准，我将从色拉进行一次主力军的战斗。
当我完成了为撤到色拉而拟定的预备计划，天已很晚。我决定次日上午去见森，即使这意味者我强迫他接见我。
10月23日一早，天还未亮，我收到一份电报，在棒山口的阿萨姆联队受到攻击，而且全部被歼。敌人甚至正在集结兵力准备攻打通潘拉的锡克连，该地在达旺北边只有大约15英里。据报道，在沙则一让地区附近，高尔瓦尔联队正受到炮轰。
我派人把我的参谋和卡尔茵·辛格准将找来。我告诉他们，既然军区司令碰巧在达旺，我要请他作出决定，究竟我们是在现有阵地作战，还是撤到色拉，色拉是一个很坚固的阵地。
我走到军区司令的小茅屋。在我几次响亮地敲了他的门之后，军区司令决定要露面了，但是很生气地问是谁。
我回答：“我是尼兰詹·普拉沙德，先生。”
在长久停顿之后，他很恼火地问我，现在是几点钟。没有等到他的允许，我就把门推开，进入他那灯光微弱的屋里。
我粗暴地说：“别管时间了，我有情况向你报告，中国人已经攻打我们在棒山口的边境前哨，而且把它摧毁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达旺。”
森在床上挣扎着半坐起来。在暗淡的灯光下，他面容憔悴而且在发抖。
他说，“叫西巴尔来。”我没理睬他，却继续阐述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采取的行动，我描绘的作战局面如下：
（1）只有第一锡克联队（在棒山口正南方），是根据战术上的要求部署的，而且处于有准备的状态，据有坚固的防御阵地，还可以得到山炮的支援。
（2）中国人很可能越过锡克联队，经过沙则小路向色拉推进。
（3）高尔瓦尔联队的一个连在沙则匆忙准备的阵地，阻挡不住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预料，中国人在几个小时以内到达让，然后直趋色拉山顶。
我作出这种直接了当的但却不夸张的估计，是为了刺激军区司令，使他采取行动。正相反，这对他的震动太大，他似乎瘫痪而不能动作了。他毫无表情地凝望着屋顶，过了一会，他又要求叫他的参谋长来，我到隔壁把西巴尔请来。
森告诉西巴尔，“打电话要求立即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我必须回德里去报告。”西巴尔出去执行他的吩咐；森继续斜倚在床上，似乎是真的瘫痪了。
由于情况紧迫，我得从他口中获得至关重要的决定，因而我继续说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第一，在达旺战斗到底，但是这样，我们很快会被压倒。不然，就把可以撤退的部队全部都撤到色拉去；在那里，我们利用从提斯浦尔能够调来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把那个阵地建立起来。可是，首先你要立即作出决定，我们才能撤到色拉去。
使我吃惊的是，森不理睬我的问题。事实上，他好像没有听见我所说的话。他一心挂念着直升飞机怎么还没有来，他大声叫唤西巴尔，问他打通了电话没有。
“先生，我必须马上得到你的决定，”我催促他，“如果撤离达旺，我们在一两小时以内就要行动。”
“你是师长和军长，”森最后答复说，“你看着办吧！”
我对自己说，第四步兵师恢复本职工作啦！
我对森说，纯粹出于军事考虑，决定了我们撤到色拉，但是对于门巴人的安危，特别是达旺寺庙，我们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森回答说：“不管你作出什么决定，我一定向德里报告”；他再一次查问要求直升飞机的电话打通了没有。
我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撤到色拉；但是由于我是在极大的压力下撤退的，我需要得到各种可能的支援。我建议，在提斯浦尔不管能够集结多少部队，全部都要调到色拉去准备防务。至于达旺寺庙，我建议在庙上升起一面白族，以免敌人破坏。军区司令答称，他没有部队向色拉调派。至于庙里的和尚，森说他比我更了解中国人：不论挂不挂白旗，他们将把和尚、门巴人和在那里的任何人全都杀光。因为我和军区司令谈不出结果，我把计划概要对他重说一遍就走了。
就在机场的上面，在一个山脊上有一个炮兵军官的食堂，我走进食堂打电话，要我的师部人员到这里来会见。我不愿失去机会看一看下面机场上的两位客人，我决定举行一次现场作战会议。
卡尔茵·辛格和所有在场的军官，在半小时内都集合到食堂。我向他们作了形势分析；然后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决定，撤到色拉去。我用明确的语言讲明意图：
意图：第四炮兵旅立即与敌人脱离接触，带着全部可能带走的武器与装备撤到色拉去。
然后，我向他们讲明后勤及其他方面的一些详细情况，并且告诉他们，我要抢先赶到让地区，调动更多的运输力量，从那里帮助撤退工作。全体军官都冷静地接受了我的命令。散会之后，分头回到各自的岗位。卡尔茵·辛格正表现出是一个有经验的内行炮手，他最关心的是他的炮。他说他将努力把炮都拉出来，但也可能必须破坏一些。他要求我从后方尽可能地多调拨一些吉普车给他。我毫不怀疑，卡尔茵会很好地执行他的任务。
当我在发布命令时，军区司令正在食堂前面的一片草地上踱来踱去。我提议送一杯茶和一些早点给他；但是，当他一听见从提斯浦尔飞来的直升飞机的响声时，他立刻就向机场奔去，拒绝了我们送给他的茶点。他在机场翘首望着飞机，飞机刚一着陆，便立即登机起飞了，没有对我们任何人说一句话。至少可以这样说，军区司令在下级军官面前的表演，是不能鼓舞人心的。
倒是西巴尔一如既往地和蔼而周到，当直升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他走到我面前，提议带我和他们一块回去。他解释说，因为我现在是代理军长，可以要求回到提斯浦尔。但是，不论他的提议多么具有吸引力，我觉得作为军长，我到色拉比回提斯浦尔更能多做些事，所以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我得到报告，在纳·卡·拉尔准将指挥下的第六十二旅正调来东北边境特区。拉尔本人已动身前来达旺，但我不能等到那时同他会面了。我给他留下一份书面命令，大意是，尽一切可能就地集合部队，负责保卫让地区和色拉。当我刚要动身去让地区时，碰巧会见了拉尔，我又口头向他作了指示。
让地区离达旺大约只有12英里，但它是在我的撤退计划中，处于战术上关键的地位。简单地描述卡门北部的地形，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我为何如此重视保卫让地区的原因。
达旺地区是一个宽广的山岳地带，它从南边的达旺河开始（高度约7500英尺），一路徐徐上升到棒山口，大约高达15000英尺，位于达旺以北18英里。达旺在山坡的半中腰，是由一块块高原、山脊和居民区所组成。公路从达旺到了让地区就急转直下到达旺河，公路到此要跨过一个很深的峡谷；在这里架了一座木结构的桥，桥已加固，可通行车辆（正待最终改称为九级桥）。这座桥是渡过水深流急的达旺河的唯一通道。因此，在让地区待命警戒的一个卫兵，在适当时机炸毁该桥，就可以阻挡中国人，推迟他们的前进，使我们赢得时间，在色拉建立阵地和挖壕固守。相反地，如果过早地把桥炸毁，就可能把我们的部队都陷在河对岸的达旺一边。在让地区守卫这座桥，并且及时地破坏它，则是一项关键性的任务。
在达旺，我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做：与政治官员取得联系，把放弃达旺的计划告诉他，特别是要问他，是否需要我帮助撤离当地的门巴人——尤其是著名的达旺寺庙的和尚和庵堂里的尼姑。我派人传话给蒙古亚先生，我急于要见他。
我愿强调撤离门巴人的重要性——至少对那些愿意撤离的人而言。门巴入是爱好和平的，信奉喇嘛教，但是对西藏人并不特别友好。西藏在德让宗直到1951年都委派有错本①，他常常强迫门巴的青年男女到西藏的喇嘛庙和尼姑庵去填补空缺。这种高压措施在当地不得人心。六十年代初，印度军队进驻门巴国②，当地居民对印度部队表示很大的热情和忠诚，也不隐瞒他们对中国人和西藏人的厌恶。在东北边境特区的门巴人，比大多数其他部落的人，更为坚定可靠地拥护我们。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愿在危难时舍弃他们的原因。如果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为了怕报复而愿意撤离，我觉得，我们在道义上说必须提供他们各种方便。我从来不相信森将军耸人听闻地预测中国人可能作出的反应，但是我肯定地认为，中国人很可能对门巴人采取某种惩罚行动。
蒙吉亚很快来了，他同往常一样，很自负，不烦恼。当我告诉他关于我要放弃达旺的时候，他泰然接受了，虽然他未曾预料到会如此。自从我们一开始同中国对抗，他就是一个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只要政府让他同中国司令员谈判（的确中国部队常常提出这种要求），他就能够使局势得到缓和。现在，当政府的政策以灾难与屈辱告终的时候，他并不浪费时间反过来责备我们，说他“早就告诉你们会如此的”。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回办公室，准备撤离。
我告诉他关于棒山口的情况，虽然山口已被攻克，那里的锡克部队还在阻击中国人。我说我预料高尔瓦尔部队是首先撤出的，然后是旅部，最后是锡克部队；他们在天黑时从前线“散开”，次日天一亮就脱离接触。当我问及喇嘛们的时候，蒙吉亚觉得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寺庙。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他，如果他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就找卡尔茵；然后我强烈地建议他要求寺庙的主持人，立即在寺庙和尼姑庵升起白旗。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按照我的劝告做了，但是结果证明中国人是文明的敌人，完全不像自称无所不知的军区司令所说的那样。
在我满意地看到我的命令已经传达下去并为各有关方面所理解之后，我偕同拉加瓦德准将，奈尔准将，曼诺哈尔·辛格中校和我的副官一起动身去让地区，时间大约是11点钟。直到那时，没有关于中国人第二次攻击棒山口的报告。
在此，我想暂停叙述，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简要的背景情况，关于保卫达旺的作战计划，导致了10月23日在棒山口的战斗和后来的撤离达旺。
1959年拉萨发生叛乱，达赖喇嘛戏剧性地经过达旺逃到印度；此后，中国人在西藏—东北边境特区的边境上开始施加压力。当时责任完全落到阿萨姆步枪队的头上。后来决定在东北边境特区部署军队。1959年11月，印度第四师从安巴拉调到东段；该师的第七旅，当时由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帕利特准将指挥，被调到卡门边区。那时候，只有一条吉普车小路通到邦迪拉，再向前去就得步行了（到达旺往返一趟要14天）。因此，第七旅继续驻扎在邦迪拉和登加山谷，只有一个营向前推进到达旺。
边境修路组织，承担着修筑一条全程公路到达旺。随着公路分阶段地向前推进，第七旅的后勤供应能力也提高了。在1961…62年期间，在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兰比尔·辛格准将和后来的达尔维准将的指挥之下，从第七旅调派去保卫达旺的部队日渐增多。
1962年8月，在卡门边区的公路路线情况如下：从提斯浦尔到德让宗是一条全天候都能通行三吨车辆的公路；德让宗到让地区，好天气是能通行一吨车辆的公路；让地区到达旺，是好天气能走吉普车的路；达旺到卢姆拉是骡子路；卢姆拉到伦坡，只有当地山里的小马能走；从伦坡再向前（就是到克节朗河河谷）只有脚夫可通行。
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在达旺，从后勤上说，最多能够维持供应第七旅的不到一个营（炮兵部队包括野战炮、重迫击炮和山炮各一个连）。该旅的第三营驻扎在登加山谷（在邦迪拉以南12英里，离达旺大约100英里）。
当建立扯冬哨所时，第九旁遮普联队从达旺推进到伦坡（主要由空运维持）。然后，在1962年9月，森将军强迫下令第七旅向前调到伦坡。这样，不但达旺前方的给养系统不能保证供应，而且达旺地区的防务也遭到破坏。因为仅有第一锡克联队的一个步兵营留守达旺——当然，还有炮兵部队。后来，第四近卫军联队（最近到达登加山谷）也被调去伦坡。
与此同时，军区司令部命令把第六十二步兵旅从拉姆加尔（靠近比哈尔邦的兰奇）调到达旺，代替第七旅。该旅的一个步兵营（第四高尔瓦尔联队）在10月的第二周开始到达达旺。到20日，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旅部和两个连的部队都已集中于达旺，接管防御任务。
同时，我安排第四师炮兵旅指挥部（旅长是卡尔茵·辛格）暂时指挥达旺的防务。这是一种特别安排，但是连这个安排也未能落实，最后卡尔茵在10月19日乘直升飞机到吉米塘来见我，当时中国的进攻已开始，当然他就困在那里了（尽管他及时返回达旺，指挥一次有秩序的撤退）。军区司令仅在这一次对形势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他派拉加瓦德准将（第四军军部的主要工程参谋）乘直升飞机到达旺，接管那里旅部的“代理行使职务的”指挥。第四军炮兵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