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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学识与他对西方历史和思想非常表面化的熟知混杂在一起。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被埃及政府派往美国学习，但他带着对西方社会和历史的无比憎恨回了国。他认为西方国家的成就完全是物质方面的，因为西方社会并不拥有“使其问心无愧和使其存在合理化的东西”。
库特伯的作品有3个主题。第一，他指出，世界上充满了残暴、无法无天和无信仰（他称这种状态为蒙昧时期，这是一个宗教术语，指真主对穆罕默德给予启示以前的无知阶段）。库特伯认为人类只能在信仰伊斯兰教和处于贾西利亚状态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第二，他告诫说，其实大多数人（包括穆斯林）是为贾西利亚和它的物质享受，而不是它有关伊斯兰的观点所吸引，因而，贾西利亚战胜了伊斯兰教。第三，库特伯认为，除了神和魔鬼之间的争斗，不存在任何其他中间状态。因此，所有的穆斯林——如同他所定义的那样，都应当拿起武器投入这场战斗。任何不接受他的观点的穆斯林都是应当遭到毁灭的无信仰者。
本·拉丹与库特伯有着同样刻板的观点。在本·拉丹和他的追随者眼里，甚至是无缘无故的大规模杀戮都被看做是为捍卫他们为之随时准备战斗的那些信念所做的“正当防卫”，从而将这些行为正当化。许多美国人问：“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还有些人问：“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阻止这些袭击？”
本·拉丹和他的“基地”组织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予了回答。对第一个问题，他们说是因为美国人袭击了伊斯兰国家；美国应该对与伊斯兰有关的所有冲突负责。这样一来，在以色列人袭击巴勒斯坦人、俄国人攻打车臣、印度人与克什米尔穆斯林发生交火、菲律宾政府镇压其南部岛屿的穆斯林等问题上，美国人都脱不了干系。而且，美国人还要为穆斯林国家的政府行为负责，因为“基地”组织认为这些政府是“你们的代理人”。本·拉丹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反抗这些政府的战斗与同你们的战斗不可分割。”在数百万对美国有仇恨情绪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这种指控颇有市场，因为，从伊拉克到巴勒斯坦，压制人民的统治者都曾得到过美国的支持。
本·拉丹对美国的仇恨可能始于对美国所采取的一些政策的反应，可是这种仇恨很快就变得越来越深。对于上述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美国人能做些什么才能阻止这些袭击，“基地”组织的回答是，美国应当放弃中东，皈依伊斯兰教，并结束其社会和文化中的邪恶和不信神状态，“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是人类历史所见证过的最差的文明”。如果美国不遵从，那么将会发生与伊斯兰民族的战争。“基地”组织领导人说，这样的民族“对死的渴望比你们对生的渴望还要强烈。”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本·拉丹对伊斯兰世界的号召力（2）
历史和政治背景
在伊斯兰国家，通过原教旨主义者的运动取得的政治权力很少能长久。在19世纪和20世纪，原教旨主义者帮助人们阐释了殖民主义的痛苦，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争取民族独立的世俗斗争中，他们起的作用不大。大量的独立运动是由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律师、军人和政府官员领导的。在民族前进的进程中，教士的影响和传统文化被视为民族前进的障碍。
阿拉伯中东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西方列强手里重新赢得了独立，但在其后，这些国家经历了由最初的光荣和乐观向今天的冷漠、愤世嫉俗和绝望的转变。在至高无上的部族家庭的领导下，一个个有活力的国家已经存在或迅速建立。君主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摩洛哥、约旦一直存在至今。而在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和也门等国，宗教权力最终被世俗的国家主义革命者所推翻。
世俗政权向人们承诺了一个辉煌的未来，这种未来通常与一种排他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这种意识形态要求建立独立、世俗的阿拉伯政权（如由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拉·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或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所提倡的意识形态）。然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几乎都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独裁政权，它们通常不愿容忍任何反抗——即使是在埃及这样有议会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他们的政策——镇压、奖赏、移民以及用寻找替罪羊（通常是外国人）的方式解决民愤问题——都深受其权力欲的支配。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世俗、独裁的国家主义的破产已经成为事实。同时，这些政权封锁了几乎所有的和平地提出反对意见的渠道，其强迫批评家们只能选择沉默、流亡或者暴力反抗。伊朗1979年的革命赢得了什叶派的神权统治。这一成功鼓舞着其他地方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
20世纪80年代，沙特阿拉伯由于石油财富的急剧增长，便通过宣扬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对伊斯兰教的解释即所谓的“瓦哈比主义”来与什叶派的伊朗竞争。沙特阿拉伯政府总是以伊斯兰圣地管理人的责任为己任，它联合本国和波斯湾其他接壤国家的富有的阿拉伯人，捐款建造了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用来布道和讲授伊斯兰教经文。
在为争取合法地位所展开的竞争中，世俗政权并无良策。相反，有大量的事例表明，世俗统治者试图收买当地的伊斯兰运动，方法是退出对许多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的控制。出于底气增长而不是对条件的满足，伊斯兰主义者继续着他们对权力的追求——这一趋势在埃及最为明显。面对1981年杀害总统安沃·萨达特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埃及政府粗暴地镇压伊斯兰军队，迫害温和的伊斯兰学者和作家，致使许多人流亡国外。在巴基斯坦，军事政体为使其夺取的政权正当化，采取了虔诚的公开姿态，并笼络伊斯兰教教士来对教育和社会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政治性的伊斯兰教的实验步履维艰：伊朗革命势头不再，声誉渐微，支持的公众减少，而巴基斯坦的统治者发现，大多数人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没有太大兴趣。伊斯兰主义的复兴运动赢得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追随者，却输在了夺取政权问题上，惟有伊朗和苏丹例外。在阿尔及利亚，1991年伊斯兰主义者几乎对通过公开投票取得政权稳操胜券，结果却被军事力量篡夺了胜利果实，由此导致了延续至今的残酷内战。今日统治者的对手们很少有办法介入现行的政治体制——如果他们还有办法的话。因而，对穆斯林净化现实社会、抵制不受欢迎的现代化，尊奉伊斯兰教教法的号召，他们可以说是一呼百应。
社会和经济失调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前所未有的滚滚而来的财富使当时基本上未实现现代化的石油国家试图省掉几十年的发展时间。他们投资建设大型的基础设施，大范围地普及教育，创立给予津贴的社会福利项目。这些项目使人们建立起广泛的权利感，却没有在同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感。80年代后期，石油收入的减少、非盈利发展项目的经济流失、人口的增加使得这些获得国家授权的项目难以为继。中止项目的结果又招致接受者的极大不满，他们已经习惯于将政府的慷慨视为自己的权利。当公众获知有多少石油收入直接进了统治者和他们的朋友、助手的腰包时，这种不满情绪更加高涨。
与石油国家不同（与阿富汗也不同，因为那里几乎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一度近乎朝着平衡发展的现代化国家迈进。这些国家已经建立的商业、金融和工业部门在创业精神支持下，在自由发展实业的宽松环境下呈良性发展态势。但是不盈利的重工业、国家垄断和模糊不清的官僚主义缓慢地窒息着社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权重点保护社会上层人物对国家财富的控制权。国家不愿意为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此来保持经济的活力，因而经济变得停滞不前，国家却将工人向阿拉伯石油国家或西方国家的流动作为安全阀。而且，许多穆斯林国家对妇女的压制和孤立不仅严重限制了个人的发展机会，而且也阻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高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给穆斯林国家带来了普遍的社会问题：大量而又稳定增长的年轻人不大可能谋得合适的或者是稳定的职业——这显然是社会动荡的先兆。许多年轻人，尤其是许多只在宗教学校里受过训练的年轻人，都缺乏社会所需要的技能。更多的人虽然掌握了宝贵的技能，然而生活在经济停滞的国家里，依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数百万的学生，无论进行世俗学习还是宗教学习，都是他们的教育政权制造出来的产品——这些学生对世界其他地方人的思想、历史和文化很少关注，如果说还有所关注的话。世俗的教育表现出明显偏重技能、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倾向。即使有机会出国学习，这些年轻人中的大多数也缺乏起码的理解另一种文化所需的敏锐和技能。
在谋求正当职业时受挫，在以牺牲伟大家族为代价换来的教育中并未受益，加上没有条件开始属于自己的家庭生活，使得这些年轻人易于成为激进主义者瞄准的目标。
本·拉丹的历史机遇
绝大多数穆斯林对其信仰持平和、包容的态度，而非本·拉丹式的暴力极端主义的态度。基于随时准备将与他们有分歧的人变成魔鬼并加以杀害，本·拉丹的追随者在阿拉伯语中被戏称为“塔克菲瑞”，意思是“将其他穆斯林当做异教徒的人”。在神学以外，存在着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绝大多数穆斯林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无论他们具有何种合法身份，都会遭到大规模杀戮和野蛮、残暴的对待。
布什总统曾指出：“所有的美国人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恐怖的嘴脸并不是伊斯兰教的真面目。”“伊斯兰教是一种要给世人带来幸福的信仰，一种使得每个人种的人都成为兄弟姐妹的信仰，它建立在爱而不是恨的基础之上。”然而，当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易燃的”社会的时候，本·拉丹便将伊斯兰教的极端和原教旨主义当做“火柴”。所有这些因素——包括宗教——混合作用后，最终成为了“爆炸物”。
其他极端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有他们的追随者。但在吸引对社会极度不满的人群方面，本·拉丹一直是走在最前面的，而其他宗教领袖和他们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则逐渐淡化。本·拉丹是抵制的象征——首先是抵制西方、抵制美国。他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反对前苏联占领的斗争中曾为阿富汗军队作出贡献。这段光辉的经历，使他以胜利斗士的形象出现在他自己及其同盟者的面前。
到1998年，本·拉丹因专注于袭击美国而获得了非凡的号召力。他说，那些以当地统治者和以色列人为攻击目标的其他的极端主义者做得还很不够，因为他们没有抓住“蛇头”。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拉丹还具有另一优势：他拥有一个实质上的、世界范围的组织。到他发表1998年战争宣言时为止，本·拉丹已经培育了该组织近十年时间。他能够通过吸引、训练和使用新兵来发动更为野心勃勃的袭击，他也可以招募到新的拥护者。他用这些来显示，他所发起的运动是属于世界未来的运动。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本·拉丹和“基地”组织的崛起
阿富汗1979～1989年为期10年的冲突给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团结核心和训练场所。1978年，一个共产党政府在阿富汗取得政权，但是统治时间不长。1979年底，前苏联政府向阿富汗派出军事小分队，以确保该国在前苏联影响之下的安全。对此的反应是阿富汗的民族抵抗运动，结果将前苏联军队打败。
世界各地年轻的穆斯林以自愿者的身份云集阿富汗，参加被认为是抵抗侵略者的“圣战”。其中最多的是来自中东国家，有些是沙特阿拉伯人，而乌萨马·本·拉丹也在其中。
1980年到达阿富汗的本·拉丹当时23岁，是沙特阿拉伯一名建筑巨头的57个孩子中的第17个。他6英尺高且瘦弱，显得有些难看，但事实上他非常敏捷，擅长马术、长跑、登山和足球。他曾经上过沙特阿拉伯的阿布杜尔·阿齐兹大学。由于某种原因，在听过巴基斯坦的一名《古兰经》信徒阿布杜拉·阿扎姆的激情布道的录音带以后，他大受启发，开始对宗教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本·拉丹在自愿者中的突出并非是由于他显示出多少宗教学识，而是因为他能获得他本家族的巨额财产。虽然他参加过不止一次的实战，但他的出名主要还是因为他能够慷慨资助反苏的“圣战”。
本·拉丹比其他绝大多数自愿者更懂得，阿富汗的“圣战”能坚持多久、最后能否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有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甚至几乎是世界性的组织。这个组织包括了一个后来被认为是“金链”的经济资助系统，资金主要来自于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国家的金融家们。资金还包括慈善机构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捐款。本·拉丹和“阿富汗阿拉伯人”依靠这一系统提供的资金，派出代理人奔赴世界主要市场，为“圣战斗士”购买武器装备。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包括美国，那里的清真寺、学校和边境房屋都被用来作为新兵招募站使用。其中有些是由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或者他们的经济支持者所建立。本·拉丹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和教士阿扎姆共同创建了“服务局”（迈克塔伯·艾尔·卡西德麦特），用来输送新兵到阿富汗。
此时，对于本·拉丹而言，国际环境也是十分理想的。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秘密支持阿富汗抵抗组织反对前苏联的侵略。这种资助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军事情报局帮助训练抵抗军，分发武器）。但本·拉丹和他的同伴还有他们自己的资助和训练渠道。他们没有从美国得到帮助，即使有也非常少。
1988年，阿富汗“圣战”取得了胜利。莫斯科宣布，他们的军队将在以后的9个月内撤出阿富汗。当前苏联人开始撤退时，“圣战”领袖们开始盘算下一步该干些什么。
本·拉丹和阿扎姆一致认为，为阿富汗“圣战”而成功创建的组织不应当被解散。他们还建立了他们自己称之为“基地”的组织，作为未来“圣战”的可能的总部。尽管阿扎姆被认为是服务局的第一号人物，然而1988年8月，本·拉丹俨然已经成了“基地”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组织的机构包括：一个情报执行部门，一个军事委员会，一个财政委员会，一个政治委员会，一个主管新闻事务和宣传工作的委员会。它还设有一个由本·拉丹的圈子内的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
本·拉丹对“基地”领导方式的设计显示出他日益增长的自信和野心。他很快便公开表示，要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准备“圣战斗士”进行战斗，实现他无可挑战的控制权。相反，阿扎姆却宁愿继续在阿富汗作战，直至那里出现真正的伊斯兰的政府。作为一名巴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