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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军把军队的装备比成硬件，情报等系统比成软件。他认为硬件是一个定数，而软件的东西是有变数的。因此没有硬件，再多的软件也不行。如果某国有意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那它就必然会分析中国的硬件和软件，硬件和软件加在一起，排除定数的部分，剩下那一点点变数，这种判断空间就很容易了。而中国的硬件建设滞后了10年，硬件的部分显得小了。因此宋晓军意识到，发展国防，强化自己的硬件，练好“上肢”，已时不我待。
宋晓军坚持认为，中国发展装备的惟一原则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不应顾及“中国威胁论”的聒噪，“有时对方聒噪得越凶的地方，恰恰是他们最担心的地方”。
由于宋晓军对加强国防力量多次发出强烈呼吁，外界把他为视为中国民间“强硬”的军事谋略家，甚至国外有人把他作为中国军事“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加以研究。
确保东北亚安全，中国担当着不可回避的责任
宋晓军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说，如果美国在地球村里是一个大人的话，那么它肯定是个坏大人。尽管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代表了现阶段较高的文明水平，从能量上说是个大人，但从“德”上来说甚至不如一个孩子。
宋晓军说这话的时候很激动，因为无数的事实使宋晓军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在“9·11”事件前，美国动辄拿所谓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来攻击中国，而“9·11”后，美国突然不提这些“问题”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适时就拿它做筹码，挤压中国。美国在伊拉克、伊朗等国更是拿“核”做掩护，大打出手。美国为了一己私利，随意发挥、出尔反尔的事情比比皆是。
然而，让宋晓军感到困惑的是，他看到在中国各阶层都有一些“押美国宝”的人，为美国表象的繁荣所迷惑，甚至有一些学者和军人，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丧失立场，为对方所利用。他们还为自己的行为欢欣鼓舞，美其名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而这一切正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精心设计的结果，他们却蒙在鼓里。宋晓军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擅长设计一些漂亮的包装蛊惑人心，表面上显得特正义，而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的包装让中国动荡。
因此，在宋晓军看来，中美之间的较量是长期存在的。美国一些智囊机构提出“阻吓”战略作为僵硬的“遏制”战略的补充，即通过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努力，最终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够延缓国防建设的速度，为美国完成军事变革争取时间，进一步拉大差距。美国的鹰派和鸽派都坚持美国不放弃从清末至二战以来美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美国鹰派集团一向自命为殖民时代旧帝国的天然继承人，朝鲜和越南战争就是美国为夺取继承权的努力，当然并不总是成功的。特别是台湾问题，美国把台湾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按他们的说法叫做“生死攸关的利益”。
早在2001年中美发生撞机事件时，宋晓军就提醒大家，由于中美撞机事件使得美国长期以来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的问题公开化了，只要美国继续这种侦察活动，中国就不可能放弃对美机的监视，因此，两国发生摩擦的可能性随时存在。而要根本解决美国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的问题，主要还要看中国是否能找到反制美国侦察的措施，这种反制不一定是军事手段，但必须让美国人感觉到，如果它继续在中国沿海侦察，要付出“大于侦察所能得”的代价。
中美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就目前的中国国力，宋晓军倡导一种不卑不亢的政治姿态，灵活中表现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意志。
宋晓军提醒人们注意，自“9·11”事件后，从表面上看，中美之间合作是增多了，但在朝鲜核问题上中美仍然面临利益制衡的现实，美国想打“中国牌”，并不是信赖中国，而是一种权宜之举。中国必须全面评估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各种变数。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朝鲜核问题成为世界的一个焦点。就在各方为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作出艰苦努力时，2003年6月1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高参珀尔在一个会议上表示，美国在“必要时”将摧毁朝鲜在宁边的核设施。接着美军把最先进的预警机从日本调到韩国，部署在韩国乌山美军基地。6月22日，在汉城新罗饭店举行的“韩美关系协议会”成立大会上，美国派出了国防情报局东亚局长等情报官员出席会议，透露美国将“像对付非典一样对待朝鲜”。种种迹象表明，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几率与日俱增。
朝鲜是中国的东大门，朝鲜安全危机对中国的安全带来深远的影响，因而中国的百姓对可能发生的动荡十分关心。
朝鲜核危机爆发以来，宋晓军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提醒人们注意，就其核开发的能力而言，朝鲜并无独立建造核反应堆的能力。在他看来，朝鲜的几座核反应堆的功率都不大，性能落后，根本不能支持朝鲜成为一个核大国。因而朝鲜自称拥有核武器本身就值得怀疑。倒是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在朝鲜半岛部署了战术核武器，使朝鲜半岛笼罩在核威胁之中。
他注意到，日本的核反应堆数量、技术水平、储备的核原料的数量都远远高于朝鲜。然而，日本巨大的核能力却没有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而朝鲜核能力弱小得多，反而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因此他断定，所谓“朝鲜核问题”，只是美国宣传机器制造的一个名词，是被媒体广为传播之后才成了热点的。他联想到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伊拉克，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没有受到任何核查，而至今没有被查实拥有核武器的伊拉克却反复受到核查和军事打击。他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一向奉行双重标准，这是非常短视的。
但美国毕竟已在暗暗做着攻朝的准备，如果朝鲜核问题陷入僵局，那么战争就在所难免。宋晓军意识到，无论朝鲜选择哪种手段，靠朝鲜的国力都是无法单独与美国、日本、韩国的力量抗衡的，朝鲜最终需要邻国的帮助，1000多年来一直是这样。
面对咄咄逼人的战争形势，作为邻国的中国如何采取对策，成为广大民众关心的问题。
宋晓军说，中国不希望朝鲜拥有核武器，但如果发生朝鲜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很难袖手旁观，因为朝鲜只同中国接壤，任何外国军队在朝鲜的存在都是对中国的威胁， 为了防止有人借朝鲜问题凌逼中国对美“摊牌”，中国必须在积极进行和平外交的同时，向全世界表明态度：中国反对以武力解决朝核危机。中国不在“朝核”问题上牟取私利，但若有大国企图以“伊拉克模式”将战争强加给热爱和平的亚洲人民头上，那么，中国绝不会坐视无为，“朝鲜半岛是一座通向中国的‘桥梁’”。他从朝鲜历史上爆发的外敌入侵的史例中看到，外敌对朝鲜的4次入侵，中国都作出了积极的干预，有3次胜利，1次失败。祖先尚且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有什么理由袖手旁观？“如果‘朝鲜核问题’引起一场战争的话，那么多年以后人们只会记得这场战争的结果，而不是起因。正如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理由。人们只会记住战争的结果：或者中国出兵援朝，赶走了入侵者，保卫了自己的安全；或者朝鲜被外敌占领，中国的安全受到长期威胁。中华民族能够在世界上屹立5000年而不倒，正是因为我们的先辈采取了积极的应对之策。”
宋晓军看到，1950年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方面在对中国支援朝鲜的决心问题上曾经有过严重教训。但是美国汲取了教训，对于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中国使馆事件，一些舆论认为这是美国方面对中国的一次试探。对于类似的事件，如果中国没有回答，那么美国方面就会对中国保卫自己的决心做出错误的判断，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危机。
他认为，面对目前的局势，中国只能遏制朝鲜战争爆发。由于美方突袭的目标是核设施，很可能造成切尔诺贝利事件那样严重的污染，中国、俄罗斯首当其冲。无论美国是否使用核弹，这种对核设施的攻击都跨进了核战争的门槛。以后朝鲜的反击和美国的报复都可能使战争升级为中小规模的核战争，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一次核“9·11”，对朝鲜来说可能则是主要城市遭受全面核打击。
宋晓军呼吁中国政府力显其政治意志，反而能遏制战争。从地区军事力量对比看，恢复平衡是打消美国任何入侵的念头的要点。另外，要遏止这一地区可能发生的战争，周边国家如果采取威慑行动，则可能包括常规力量与核力量两方面。威慑行动的第一层次是力量；第二层次是使用力量的决心；第三层次是自身防护能力。
他还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在朝鲜半岛每年都进行大量军事演习，即使没有发生危机，中国也应该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客观上的威慑力是遏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附录
借鉴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谨防变革泡沫
宋晓军
军事变革这一话题，谈了快有10年时间了，从以往的讨论和实践来看，我们对军事变革还认识得不太到位，在具体决策及推行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今后如继续推进军事变革，就需要在认识上进一步深化，在方针政策的可行性上作更加慎重的考量，在决策的执行上定下坚强有力的决心。最需要防止的问题就是出现变革泡沫。经济学上有一种“路径依赖”理论，说变革的初始输入条件如果出了偏差，那么整个输出和结果就会全部走样。其实例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由于看重眼前利益大炒房地产，而忽视了前沿普及型技术的革新，后来整个经济陷入泡沫化，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调整过来。军事变革也是一样，也有“路径依赖”问题，一着不慎导致满盘皆输。为防止出现泡沫，在变革方案做出之前及变革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这些关系。
效益和利益的关系。变革是效益的必进，但也可能演变成利益的重新分割。军事变革中有利益因素参与其中，也是正常的，但如果利益压了效益，那就不正常了，就会形成变革泡沫。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不少经验教训，近些年来，地方和军队都已经进行过不少次变革，但效果并不显著，与预想的目标距离较大。军事变革决不能有泡沫，国家安全是百分之百的，军事实力的打造，每动一步都必须准确有效，否则一发而动全身，一步失误，不仅导致预想的军事能力无法集成，而且更关键的，是一旦危机来临时，将无力应对而酿成安全大患。所以，各军兵种都需要着眼于当前和未来国家安全中的问题来进行军事革命，而不是基于小团体的利益最大化；在军工产业问题上，需要防止军工产业配置与军事变革的思路脱钩，要将军工产业与军事需求结合起来，以实现军事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化；还有军队的不同工作系统，如军事工作、政治、后勤工作等，也要有整体考虑，不能迁就某一方面的废存去留而忘记整个军事改革的效益。
武器与制度的关系。是武器重要还是军事系统的组织编制更重要？军事变革是思想观念的更新、武器装备的升级，也是组织编制的革命，这几个方面其实都不可或缺，关键是要配套、协调，彼此能够互相配合起来，组成有机关联的整体。现在我们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是一讲军队现代化，一讲军事变革，就片面强调高科技，一会儿说导弹重要一会儿说隐形飞机重要，而且说美国就是这样的。这对军事变革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思想观念没有跟上来、制度没有相应理顺调整，造了再多先进飞机导弹也是白搭。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中国也买了不少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舰船和火炮，也派了不少军官到国外去学习“高科技”，但甲午战争却照样败得很惨，原因何在？清朝海军的组织指挥系统并没有“与时俱进”，还守着旧规章、旧制度。21世纪的军事变革不要再成为一次新洋务运动。
跨越发展与循序渐进的关系。这几年来“跨越式发展”的问题听得很多，我们的军事能力落后，要早点赶上来，所以自然就想到了“跨越”。“跨越”也是被逼的。但一直到朝鲜战争，我们的军事形态都还是欧洲一战时期的水平，并没有真正打过机械化战争。没有机械化战争的经验，能否直接由前机械化时代直接进入信息化时代呢？如果把目标定得太高，所形成的后果，可能将是信息化达不到，机械化的任务也无法完成，弄成“四不像”。因此，光讲跨越发展也不行，还要有科学精神，新生军事变革的自身机理，考虑如何循序渐进。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军事变革也来不得“亩产万斤”、搞拔苗助长，那样下去，反而欲速不达，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第四辑沈伟光 （1）
信息战：“决胜于未战之前”
沈伟光，未来学家、信息战专家、我国信息战学科带头人，现在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于1985年提出信息战概念，1990年出版世界上第一本信息战专著。美国人称他为“信息战之父”。1979年以来，出版了《思维战》《新战争论》《新军事问题》《制造革命》《信息时代》《2000年中国》《论社会主义本质》《传媒与战争》《横店模式》等20部学术专著和文学剧本《战国风云》。
智慧和技术不同，智慧没有专利，智慧也没有优先权。
——沈伟光
横空出世、锐于凶器的《信息战》
2000年1月12日，美国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毛文杰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打听一个叫沈伟光的信息学专家。当毛文杰在军事科学院的协助下终于找到沈伟光时，这位兰德专家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信息战之父”不但不穿军装，而且还如此年轻。
“您好！在我们美国有很多人知道您和您的书！”
毛文杰对沈伟光似乎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好感，他笑容可掬，历数沈伟光的历年军事著作《信息战》《思维战》《制造革命》《新军事问题》等，极尽赞誉。这让沈伟光吃惊不小。
美国兰德公司有“美国脑库”之称，曾经长期为美国军方服务，是全球最著名的智囊团。他们正在准备一个“信息战战略”的大型策划，在查询本来就屈指可数的信息战资料时发现了中国沈伟光的《信息战》。
沈伟光的《信息战》是1990年3月由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次提出了“信息战”的概念，曾被国外媒体誉为军界的“第三次浪潮”，比号称全球最有影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及社会生活范畴内的信息战早了8个月。美国著名战略研究员埃弗雷特及同行在《信息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评论》一文中向世界宣布：“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概念的，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