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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他在1979年发表的那篇有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论文的影响多么深入人心，其后他的许多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也同样发人深省。
早在1988年，秦晓鹰在《经济学周刊》上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出耸人听闻的警示：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两个“遗产”该告别20世纪了，一个是“政治巨人”的遗产，另一个是人改造自然的神 话。
从历史上看，20世纪工业化的巨大摧毁力量造就了世界“政治巨人”，如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甚至小国也有卡斯特罗、纳赛尔等。秦晓鹰认为，“巨人政治”的社会基础是英雄传说，神话和英雄是同时出现的，农耕社会与工业化同时存在，使得“政治巨人”有着神一般的强大；而这应该是20世纪的产物，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候，人们对英雄主义的崇拜应该停留在过去的时代。“巨人政治”的消失“说明人类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着质的飞跃，由一个人主宰一群人的时代进化到了每个人都来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
秦晓鹰还认为，随着巨人时代的结束，人改造自然的神话也应该结束。他看到，在物理学和现代力学出现之前，自然在改造人，人要适应自然，所以出现了三种生活方式：一种是采摘，出现在非洲；一种是农耕，出现在中国；一种是渔猎，出现在欧洲。但他同时发现，当生活条件的反作用出现的时候，人类将受到惩罚；同时，一旦人自以为其能力与自然力形成对称式抗衡的时候，产生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改造社会。在秦晓鹰看来，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相处的，人类在20世纪初所抱有的征服自然的信念和所作所为，其结果必将导致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毫不留情的惩罚。
在这里，秦晓鹰其实是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话题，而此时是距今15年前的1988年，4年后，中国可持续发展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秦晓鹰到了《中国财经报》后，一直关注中国经济最敏感的三个方面：农村税费改革，地区收入平衡，国有企业发展。
1998年12月，中央首次提出“走出去”的思想。一个月后秦晓鹰就以“走出去”为题，组织了大规模的采访，领全国新闻界之先。1999年他又组织了大规模的采访西部“北中国万里行”活动，为开发西部大造声势。此项活动比2001年后全国媒体开始大规模报导开发西部早两年。
为了引起社会对东北工业的关注，他在《中国资产新闻》和《中国财经报》都开辟一个系列长篇报道专栏，名曰“共和国长子”，报道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和现状。此专栏的开辟比2002年以后社会关注东北老工业基地问题早5年时间。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试行于2000年，舆论大多认为，通过这种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村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秦晓鹰从更深的角度理解认为，减轻了农民负担不等于就解决了农村问题，真正解决农村问题就是要废除加在农民头上的沉重税制。
对于秦晓鹰的大胆放言，人们为他捏了一把汗。他自己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不了李昌平。
李昌平是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2000年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该县一场被称为“痛苦又尖锐的改革”。
在秦晓鹰看来，李昌平提出的问题是对的，但展现的前景却非常有限，解决的方法、路子也不彻底，甚至有些混乱。
早在1979年，秦晓鹰就曾花了大量时间研究非洲社会主义。当时他做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研究非洲，而是为了研究社会主义在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命运。
非洲社会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遇到严重挫折，在此之前，非洲曾有24个国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秦晓鹰在研究中发现，非洲社会主义有一种村社社会主义的性质，严格说就是农业社会主义，它是拿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社会主义，这使得人们从并不纯粹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误解。
在他看来，村社社会主义也是站在落后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而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资本主义一种道德的批判，而不是从根本制度上的批判。这是村社社会主义的劣根性。联系到中国的现实，秦晓鹰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相当一部分是带有村社社会主义特色的。由于他在这里隐约地批判了以中国人民公社为首的村社社会主义，所以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他意识到，目前税费改革，让农民少交点钱，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最重要的是研究农业税对不对，合理不合理。在他看来，如果不合理的税就应该废除。因为既然农民也是中国的公民，为什么农民要交农业税？农民为什么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统一的税制？城市居民的税是个人所得税，收入超过800元得缴税，而农民没有多少能达到这个水平，如达不到就应免掉。
如果按这种设想，不少人担心，一旦农民不交税了，国家的税收就自然会受影响。秦晓鹰认为，不种地的农民可以免交税，但土地还是这么多，谁种土地谁交税，这并不影响国家的税收。农民自由离开土地，一方面使他们彻底摆脱土地的束缚，另一方面土地也开始集中到有钱人手里，有钱人开始规划，农村的产业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就可能实现高效的农业。
秦晓鹰注意到，目前中国农村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不仅来自于国家政策的缺失，而且来自于国家各级机构的重叠和人浮于事。
另外党和政府机构重叠，使得行政人员充斥政府和党政部门，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压力，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联系当前农村、农民和农村社会发展等问题，秦晓鹰针对当前广泛提到的以人为本的口号，尖锐地指出：以人为本，绝不是以农为本，更不是站在落后的生产方式立场上抵御工业化城镇化的民粹主义。真正的人文思想应该是在统一市场中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思想，应该是在解决城乡二元化基础上农业从传统模式解放出来的思想。他指出，农民进城是一种失望与希望兼有的抉择，城市化、工业化和居民化才是三农的正确出路。秦晓鹰相信，如果真正解决了“三农”问题，那中国将会经历一次深刻的政治体制改变。当农业人口在人口总数中下降到30％以下时，一场更加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到来。中国的市场化将无可逆转地展现出民主化的前景。他称这又将是“一场千年革命”。
第一辑秦晓鹰 （5）
保护持有真理的少数人的话语权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秦晓鹰的思想风格，但用排除法，则可以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个人没有霸气、没有小气、没有酸气、没有邪气，可能还有一点锐气。且不说他在1979年到1989年扔出的一系列重磅思想炸弹多么振聋发聩，他从那时以后的文章也一篇比一篇精彩入味。
人们一定还记得1996年在中国风起云涌的“说不”思潮，秦晓鹰也加入了“说不”的行列。是他在第一时间意识到“神州反美情绪的发酵”，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把《中国可以说不》介绍到海外，并热情地为续集《中国还是能说“不”》写了序言。人们看到此时的秦晓鹰以更多的理性来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感情上的煎熬和发会性泄：“生活中的不幸者在回眸一生时常常这样叹息：我的失败就在于不会说‘不’。生活中的幸运者在评判人生时总是如此总结：我的成功就在于随时敢于说‘不’。不，无疑是拒绝；但这种‘不’所拒绝的并不是真理。因此，正确的、没有偏见的‘不’本身就是真理，至少具有真理的成分，具有真理的轨迹。”
秦晓鹰是新时期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少数原则”的学者。传统的民主是多数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但秦晓鹰认为，社会主义要想发展，还要遵循另一个原则，就是少数原则，保护少数人的意见，因为少数人的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从“有可能正确”变成“正确”，中间有一个探索与印证的过程。社会应给它一个机制，让它发出一个声音，并让这种声音始终存在，只不过它不能是最强大的声音，不能成为主导。这样，一旦出现社会政治需要转化的契机的时候，这个声音就有可能变化为主要的声音，这时所有的人就能迅速来理解。如果让这个声音消失的话，要使它再出现，那么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而这种代价常常是不可挽回的。所以社会必须建立一种机制，使少数人在行为模式上不能成为主导，但在思想上必须存在。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多年前争议不休的一个问题，现在如果有人反对这个论断，那它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但应该让这样的声音存在。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真理都有时代局限性。他说，维护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不等于一切现实都是合理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史观。
曾经有一个长期研究秦晓鹰的学人发现秦晓鹰是一个难以用一句话概括的人，在思想上你也很难把他划为左派或右派。他无限忠于党，但常是个思想锋芒犀利的人；他与高层政界、理论界过从甚密，也对民间思潮知根知底并且戮力维护。这使得极具个性的他，不盲从、不胆怯，敏锐又理性，忠诚而无私。
2003年5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发表25年的时候，秦晓鹰在《中国财经报》上发表了《思想解放的三座里程碑》的评论文章，鲜明指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三座里程碑”。
他说，25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檄文吹响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号角，也是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大争论。这篇文章针对林彪、“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针对十年动乱中盛行的蒙昧主义、唯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针对“两个凡是”，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无禁区，真理的标准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它只存在于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中。
秦晓鹰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所引发的大讨论与邓小平在当年12月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我们党把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也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序幕。他把它们称为我国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座里程碑。
他把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定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二座里程碑。因为邓小平把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定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得出著名论断“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至今还在被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反复证明，使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再一次在健康的方向上加速推进，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竣工。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被秦晓鹰称为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三座里程碑。秦晓鹰认为，面对纷纭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江泽民以彻底的大无畏的唯物主义态度，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积集体之智慧，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科学总结，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更是指导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正确方针和根本保证。
秦晓鹰的这篇逻辑严谨的理论文章，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其为我国252个月的经济持续增长，找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支撑点。
秦晓鹰曾说，中华文明延续到今天，一定有它生存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绝不是中华文化的反对者，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它是中华文化的代表者，这是不能否认的。第二个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延续时间最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早跟它较劲了。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
“里程碑”的提法，虽然是一种具象的表述，但是秦晓鹰作为一个思想理论家，能够如此客观而生动地把中国人民25年来所经历的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从梦想走向现实的深切体验，高度抽象和概括起来，并且把握得如此准确，表述得如此精当，确实需要相当丰厚的功力和锐气。
理论是无边界的，身为一位优秀的、具有理论思维又不断捕捉时代气息的学者，今天已是55岁的秦晓鹰身上的锐气仍然不减，他思想中的批判光芒也永无边界。最近，他看到一份某学者在中南海讲历史学的讲稿，不禁勃然色变，认为这是在用极为错误的观点误导党和国家的决策者。于是，便奋笔疾书，写下了《叛徒史观是英雄史观的翻版》一文。他以一种很特殊的角度批判了对苏联东欧解体原因研究上的唯心主义。他痛斥了在这个问题上仍很“时兴”的外因论和叛徒史观。他说：苏东剧变是因为经济体制、内外政策和党的执政阶层蜕变的综合结果。旧有的苏式经济体制是一种严重制约生产力，并在不突破、不转型的停滞状况下最终诱发生产力造反的体制，是一种决策体系和治国理念的崩溃。戈尔巴乔夫的作为只是这个崩溃过程中的一幕、一个历史符号；充其量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认识问题，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就毫无意义。叛徒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新旗号，把大动荡的原因简单归罪于个人，是把大教训戏剧化了，是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局部化了，把必然当成了偶然，把值得长鸣的警钟变成了使人昏昏欲睡的入夜打更声！
当我们这篇文章就要结尾时，突然想起秦晓鹰近日说过的一段话。他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25年了。在这1／4世纪中，我们与共和国的思想同步；痛苦欢乐同步，真可谓改革开放唱大风，一路《大风歌》！”说这话时，他的眼睛亮亮的，闪动着什么。
秦晓鹰，不就是一个高唱《大风歌》的人吗？
第一辑秦晓鹰 （6）
附录
从“第三条道路”走向新的战争
秦晓鹰
“天佑之邦”疯了吗
伊拉克战争到了“谢幕”时分，新一轮以美国为主体的战端又将在何时何地开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争的事实是，最近一次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国内有40％的公众赞成用军事手段打击叙利亚，有50％的人同意把下一次打击的矛头指向伊朗。另一项民调结果表明，美“社会公众”认为对该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中排序前3名的是朝鲜、中国、叙利亚。与此同时，被世界各媒体冠以“臭嘴”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阿拉伯世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