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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加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彻底清除这条黑线
对部队的影响。”依据《纪要》精神，总政治部于4 月8 日至6 月11 日召开全军
文艺创作会议，断言：“部队文艺工作者十几年来受黑线的影响很普遍，涉及的面
很广”，“在军队内部，也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代表
人物”。4 月18 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
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号召全军“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坚定不
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5 月25 日，总政治部召开电话会议，部署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后总
政治部多次发出指示或作出口头规定，提出“总的步骤是先搞正面教育”，在此基
础上，“对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进行充分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彻底批判”。
运动主要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部门进行，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
正面教育。
8 月8 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 月16 日，林彪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提出
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应着重做到：一、检查是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二、检查是不是突出政治；三、检查是不是有革命干劲。会议提出，军以上机
关的“文化大革命”大体上从9 月份开始，用2 到3 个月时间进行，整个运动分为
鸣放辩论、重点批判、整改建设3 个阶段。8 月23 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
“9 月、10 月、11 月大闹3 个月”，点名斗争某些军队高级领导人。这次会议
否定了在此之前中央军委为稳定军队而采取的许多必要措施，成为军内出现动乱的
重要原因。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林彪的干预，人民解放军的院校首先受到猛
烈冲击，继而迅速波及各级领导机关，军队越来越难以保持稳定的局面。
10 月5 日，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必须把那些束缚群
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
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指出，以前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作出的
“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等规定，“已
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文件，并指出：
“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合”，要“坚决贯彻执
行”。从此，全军除野战军以外各级党委受到严重冲击，军队院校党组织陷于瘫痪。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规定军以下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
育，不搞“四大”，这是从部队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考虑所作出的正确决策，具有
积极意义。但是在教育中采取了一学习、二讨论、三批判、四表态的方式，迫使干
部、战士、职工家属反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确
性”。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来统一部队的思想和行动。
在军队“文化大革命”急转直下的形势下，经军委常委讨论决定，并报毛泽东
主席批准，11 月13 日和29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两次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
位来京人员大会。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会上就军队“文
化大革命”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对军队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
干部、大搞打砸抢等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们指出：一讲黑帮，所有的都
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
样打击面太宽太大。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凭主观空想干
革命，就要犯错误。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没有无
产阶级感情。少数人表现不好，败坏我军的光荣传统，如果不改正，就是废品，将
来不能用。他们强调军队的特殊地位，要求保持军队的稳定、团结和集中统一指挥。
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讲话反映了对文化大革命本质的不同认识以及对左倾错误的觉
察和抵制。但会后不久，他们的讲话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1967 年1 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碰头会，讨论处理军队开展“文化
大革命”的有关问题。1 月10 日，由当时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关锋、中央文
革小组成员王力等起草，经江青报林彪批准的军队报纸宣传要点提出，要“彻底揭
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
国全军。1 月11 日，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改组，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
萧华、杨成武等任副组长。江青攫取了直接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随后，
林彪、江青一伙为夺取更大权力，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军队领导干部，进行乱党乱
军的罪恶活动。虽然广大指战员，特别是一些军队的高级干部对不少“左”的东西
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为缓解或制止“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错误及减少所造成的损
失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党的主要领导者坚持错误和其他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没
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规定，参加“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一套东西流毒全军。它颠倒了是非，搞乱了思
想，涣散了纪律，败坏了作风。许多党委和机关受到冲击，许多领导干部遭到错误
批判和揪斗，有的被迫害致死。军队各项工作受到严重破坏，派性的产生和发展损
害了军队内部和军政军民团结，给部队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造成许多
问题，使军队建设受到了严重损害。
第二炮兵领导机构成立
为了保卫国防适应现代条件下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建
立一支独立的核打击力量，并由周恩来主持筹建工作。根据中央军委1967 年6 月
6 日的决定，在已建立的导弹部队的基础上，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为基
础，与军委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于7 月1 日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炮兵领导机关，直属中央军委领导。1967 年7 月4 日，中央军委任命向守志
为第二炮兵司令员，李天焕为第二炮兵政治委员。
第二炮兵是人民解放军中装备地地导弹武器系统、担负核反击战略任务的部队。
它由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部队，以及工程、情报、侦察、测地、计算、气
象、通信、防化、伪装等作战保障、技术保障和后勤保障部队及院校、科研单位组
成。它的基本任务是，遏制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在战略上配合其他军种作战，
是实现积极防御战略的核打击力量。
战略导弹部队是随着中国导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创建时，中央
军委确定在专业技术与导弹接近的常规炮兵部队中组建地地导弹部队。1957 年12
月9 日，中央军委决定由解放军炮兵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建炮兵教导大队，为创
建地地导弹部队培训指挥、技术干部。1959 年7 月，炮兵教导大队完成培训任务，
机构撤销。解放军炮兵将原教导大队1 营的一个发射连及专业分队，扩编为人民解
放军最早的一个地地导弹发射营。1960年3 月以后，根据中央军委发展导弹部队的
规划，先后在一些军区组建了地地导弹营。为加强领导，适应导弹部队的发展，1964
年1 月31 日，经总参谋部批准，导弹营改编为导弹团，导弹部队发展上了一个新
台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主体装备是地地战略导弹，它是中国战略核武
器的主要组成部分。1966 年以前，导弹部队使用从前苏联购买和仿制的P —2 近
程导弹进行教学和训练；从1966 年开始，第二炮兵部队装备了中国自行设计、制
造的中近程导弹；1971 年中程导弹核武器开始装备部队；尔后，远程、洲际导弹
开始在第二炮兵部队服役。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拥有了一定数量、多种型号的
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同时，随着导弹核武器的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先
后组建了装备有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的地地导弹部队，并逐步组建了一批战斗保
障和技术勤务部（分）队。
1982 年9 月后，根据中央军委下达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方案，战略
导弹部队的体制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体制，突破了以往沿用的陆军体制，适应了
导弹部队装备复杂、技术性强的特点，有利于保留骨干和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专
业化，也使官兵比例、作战和保障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适合作战的需要。1985 年
9 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改革导弹部队体制和使编制精干的指示，战略导弹部队在保
持原编制体制特点的情况下，又重点加强了以发射分队为主体的合成配套，建立了
比较完善的作战体系。这一新的编组，既突出了自己的特点，又与全军建制部队的
序列协调一致，向精兵、合成、配套的方向跨出了一大步。
第二炮兵部队经过30 多年的建设，逐步发展，不断壮大，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和实战能力，成为主要的核威慑和核反击力量。它对实现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加强
国防，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着重要作用。
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三支两军”是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
训、军管任务的简称，是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支左”是指
“文革”前期，部队支持地方被称为左派的一些组织；“支农”“支工”是到地方
贯彻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支援农业和工业生产；“军管”是部队对
一些要害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则是派军队对大中专院校进
行军训。“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陷入严重内乱的形势下开
始的。
1967 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夺权”阶段，地方各级党组织陷于瘫
痪和半瘫痪状态，社会上武斗成风，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阻塞。针对
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
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
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
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 月23 日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
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提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部队支持援助，都要满足
他们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同年3 月19 日，中央军
委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
任务的决定》，要求各部队为“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
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各部队
“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
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从此，三支两
军工作陆续开始。至1972 年部队先后派出280 多万指战员参加了“三支两军”工
作，全国省、地、县三级均成立了支工领导机构（如支工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
部、联络站等）。县级以上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学校均派驻了军宣队或军代表，对
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气象、
机要、国防工厂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1972 年8 月21 日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
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
“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
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
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如支左领导
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消”。此后三支两军人员
就陆续撤回部队。
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人民解放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
在武斗激烈、“打砸抢”盛行的严重局面下，许多指战员临危不惧，制止武斗，
阻止“打砸抢”。有时还需用人墙隔离武斗的双方人员，忍受群众的殴打和辱骂，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城镇居民武装巡逻、送粮、运菜、运垃圾；保护商店、粮店、
旅店、影剧院的正常营业；组织恢复公路和铁路交通，担负押运、护车、护路的繁
重任务；取缔危害社会生活和秩序的打砸抢反动组织和团体；支工支农宣传队深入
工厂、农村宣传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与广大工人农民群众一起，
同外流、旷工、停产、擅自离职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作斗争；为把生产搞上去
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起到了积极作用；担任军管的部队保卫
了边海防要害地区、重要单位和公检法专政机关，使这些地区、部门和系统的安全
和秩序有了基本的保障，避免了外来的干扰和冲击；军训队还动员、教育、组织广
大师生返校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组织学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增强了广大青少
年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观念。正是由于“三支两军”，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
社会秩序，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由于“三支两军”在总体上是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从而也带来
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它助长了派性，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损害了人民军队在广
大群众中的形象，降低了人民军队的威信，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团结；破坏了军
队内部的团结，单位和单位之间由于各支一派造成隔阂；它把林彪的“突出政治”、
“三忠于”、“四无限”带到地方，加剧了个人崇拜，又把社会上的派性、无政府
主义和一些不正之风带到部队，破坏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消除
“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十分重视。为了统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共中央于
1979 年12 月14 日发出了《关于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
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通知》，指出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一条，是要历史
的看待“三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