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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岗对这一任命并不领情，他不完全理解毛泽东的用意。他牢记着1949年毛泽东对他嘱托，一心一意要把东北的事办好，吧东北建设成像陕甘宁一样的模范区，建成全国的工业基地，为毛泽东争气，为自己添彩。眼下，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不愿在这个时候离开。虽然这样想，但他不能拒绝，否则，人家会说他不服从中央，闹独立性了。
开罢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岗即回东北。他要交代工作，还要参加1952年10月上旬召开的东北工业生产会议，迟迟没有到京赴任。
毛泽东对高岗来京工作，比其本人更为急切。
1952年9月13日，毛泽东致电高岗，请他早日来中央工作。9月23日、25日又连发两次电报，催促高岗速速来京。在25日的电报中，他特意问高岗何日来京，以及到京的具体时间，以便前去迎接。可见毛泽东简直有些不急不可待了。
相比之下，高岗对于到中央工作，心里似乎总有些矛盾和不安。他没有再中央工作的经验，对中央内部的人事关系也不很熟悉。在收到毛泽东25日电报的第二天，他对两位秘书说：以后到中央工作，要小心谨慎，少说话，不写文章，搞好自己所管辖的工作。这既是对秘书们的嘱咐，也是对自己的告诫和约束，他戏称之为“约法三章”。他在反省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来北京后，下决心三不：不写文章，不做报告，搞少补搞多。管多了容易出差错，怕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抓自己的小辩子。先把自己的事搞好，认为要搞，就绝不落人之后，有表现自己的思想。”可见他当时的心态是要好好工作，而不是要夺权。
1952年10月8日，高岗到京上任，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每天上午或召开会议布置组建计委的各项事务，或接待来访者；下午到中南海开会，或到一些同志家里去串门、熟悉情况；晚上有时参加中南海举行的晚会，既是休息，又可与中央各方人物进行交流。吃饭时间或上班途中，听秘书汇报，并交代当天要办的事。
当时，高岗暂住在翠花湾的东北驻京办事处，他用相当多的时间去看望一些老战友，如林彪、罗荣桓、陈云、彭德怀等，一来是叙旧，二来是了解一些中央的情况。也有不少人来访，如邓子恢、李立三、陈正人、黄克诚，以及在西北一起工作的同志。通常，他不出迎来访者，但邓子恢却是个例外。那天，高岗特意叫秘书到门口去迎候。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他对秘书说：邓子恢同志长期负责农业方面的工作，这次毛主席叫他担任计委副主席，还是负责这方面（指农业）的工作。
后来得知，毛泽东曾对邓子恢说，高岗在东北，工业方面搞得不错，你们两人在一起，一工一农，搭配起来最合适。
李立三到高岗家来过多次，主要是谈工会问题。工会工作不归高岗管，但他还是很诚恳地与李立三交谈。他认为工会的错误与刘少奇有关，并向李立三谈了自己对刘少奇的看法。
李立三说：我了解少奇同志，你可以找他谈谈。
这件事，李立三可能对毛泽东说了，不久，毛泽东叫高岗和刘少奇谈谈，但他没有谈。
在高岗反省期间，管教人员曾问他，为什么不和刘少奇谈？他说怕少奇问消息来源，因为许多意见都是来自于毛主席。
计委的筹建工作，包括制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方案、调配干部，以及机关选址、购置房产、设备等等，也在紧张进行。
行政事务购置由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光伟负责。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但大家上下齐心协力，艰苦朴素，不讲排场，踏实工作，效率很高。第一天到翠花湾东北驻京办事处，第二天就安装了与中央联系的电话，中南海各区的通行证很快也办下来了。选办公地，买宿舍房等，都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很大的支持。办公地选在南河沿原北大三院，地方不大，房子也很破旧。羊尾巴胡同和奶子府个买一个楼房做宿舍，不够住，一部分人就把办公室兼做宿舍。高岗和秘书都住在翠花湾东北办事处。高岗的房间布置也很简单，没有地毯、沙发等。当时私人企业听说计委要购买家具及办公用品，认为有油水，很高兴。由于正是“三反、五反”运动以后，私商都很守规矩。大到桌椅橱柜，小到文具纸张，大批购进，质量好，且没有回扣。
机构设置和干部调配工作由安志文和马洪负责（他们二人都是新任命的计委委员），进行得很顺利。安志文根据陈云的意见，与中组部、中财委研究确定计委的机构设置和干部调配，把中财委计划局（宋劭文为局长）、统计局（薛暮桥为局长）和物资局（朱理治为局长）成建制地划归计委；专家局的全部专家和绝大部分翻译也划归计委。此外，中央组织部还从其他地区调配了一些领导干部，如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及副省长韩哲一，张玺担任计委专职委员，等等。马洪负责联系从东北地区调配干部，基本都是德才兼备，且有相当经济工作经验的骨干，经高岗同意后，再正式办理调动手续。东北局组织部对于此项工作给予了全力支持，凡是计委要的人，一律放行。仅从东北工业部就调来一百多人。
高岗对计委的班子非常满意，说计委的人都是优秀的，要文有文，有武有武；计委的哪一个局长都能当部长。后来，有人说他是在计委“拉山头”。他自己在反省时说：“看到中财委事多人少，我希望吧计委机构加强，调一些人。想调陶铸、郭峰、伯达到计委做副主席。伯达来，理论上加以指导，有能力，有理论。派人下去能解决问题。人家说‘高岗你这个班子最健全、最强’，自己就沾沾自喜，表现自己管得不错。我经常提出经济方面的新问题，做得自己实际上不落人后。其实一切决议报告，都是开会商量一下，真正起草文稿的是各局局长和委员们。我剽窃人家的文稿，表现自己，个人突出，吧计委当成自己的资本。”
可见，他既是从工作需要出发，也参杂着一些个人的成分，但还不是单纯的“拉山头”。爱才用人是他一贯的特点。东北的经济建设开展得较早，高岗又特别注意经济干部的培养，经过三年多，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工作骨干。在组建计委时，东北的干部多一些，主要是这种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而且，把有经验、有能力的经济工作干部调到北京，是对中央工作的有力支援。
还有人说，高岗排斥某些干部。事实并非如此。如朱理治，过去在陕北曾执行过“左”倾路线，整过高岗。但高岗并没有因此而排挤他，仍把他留在物资局任局长。顾大川和宋劭文来自华北，高岗也没有排斥他们。宋劭文原是中财委的副秘书长和计划局局长，很有才干，对计划工作也很熟悉。但调入计委不久又调出去了。于是有人议论说，因为宋劭文是“薄一波的人”而被高岗排挤，进而推广说，高岗“排挤华北的干部”。其实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宋劭文调走另有原因。
1952年秋，中央决定派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去莫斯科，就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征求苏联的意见，宋劭文是随行人员之一。在当时这是绝密的事，但外国报刊却报导了。
是谁泄露了管教机密？中央查来查去，原来是宋劭文的妻子和妻兄（在印度大使馆工作）传出去的。因此，中央认为宋劭文不适于留在计委工作，决定调走。然而，调动的原因又不能对宋劭文明讲。为了不给宋劭文造成思想负担，高岗亲自找他谈话，说为了加强对轻工业部的领导，调他去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云云。这件事其实与“拉山头”、“排除异己”毫无关系。但高岗不能对别人讲明；宋劭文至死也不明白那次他调离计委的真正原因；旁人就更不明白了。于是产生了各种猜测和联想，以致引起对高岗的误解。
高岗精力充沛，生性好动，工作之余，常到办公楼前的球场与工作人员一起打球，到他们的住处串门聊天，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和他们一起打牌下棋争输赢，赢了拍手大笑，输了照样钻桌子；新年团拜时，大家一起嘻嘻哈哈，十分快活。他与大家相处很融洽，毫无国家副主席的架子。
计委的筹建工作于1952年底基本完成，1953年1月，各部门的工作全面展开，高岗主要抓了四方面的工作：组织干部学习；编制年度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八个工业部的工作，以及中央交给他的其他任务。
二、备受器重
1952年冬至1953年上半年，高岗几乎每天下午到中南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小会，既谈工作，也有学习，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一起研究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学习苏共“十九大”文件等，也结合中国经济建设中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当时，中央办公的地点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面围墙内的新西楼（1号楼），高岗的办公室安排在二层，中央小会的会议室就在高岗办公室的斜对面。【注5 这种安排时间很短。】这样，高岗与毛泽东见面很方便，两人私下交谈机会较多。从高岗后来自我检查反省中可以看出，他们说过不少“私房话”。这也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高岗是多么重视。
（一）组织干部学习
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个新课题，当时可以借鉴的只有苏联经验。高岗到京以后，加倍努力学习，以使自己不落于人后，也要求计委的全体干部跟上新形势。因此，高岗对计委干部的学习抓得很紧，他与负责日常工作的同志一起讨论，制定学习计划，内容有理论方面的，也有业务方面的。如政治经济学、苏共“十九大”报告、计划工作中的平衡法、编制经济计划的方法、制表方法，等等，一切从头学起。他叫主管部门印发两本介绍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约80万字的材料，还找来人民大学的有关教材印发给大家；请了一位人民大学的讲师来讲课，每两周一次。当时没有礼堂，在饭厅上课，他同全体干部一起站着听一上午。平时，只要有机会，就请专家或懂行的人介绍科技知识、苏联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定期组织大家进行讨论，既务虚，又务实。他要求计委的干部要“钻进去”，成为计划工作的内行。
那时苏联的计划工作也有不少毛病，主要是“卡得太死”，重工轻农，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等。但在力求综合平衡和指标不能过高、须留有余地等方面，也确有正确的、值得学习的方面。
高岗始终坚持与计委的同志们一起认真听课，参加讨论，注意同志们的学习经验。
当时，中央小组会上正讨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他随时把在中央的学习所得带回计委，指导计委的学习；又把计委学习中的问题和经验及时反映到中央去。例如，高岗把毛泽东批评“巩固新民主主意秩序”等观点的话传达下来，引导计委的干部进行讨论。又如，在学习苏共“十九大”马林柯夫报告的过程中，局长刘明夫结合我国实际写了学习心得：认为我国商品库存太多，积压资金20亿，影响了经济发展。高岗听了秘书的汇报并看了刘明夫的发言提纲，非常欣赏，随即在中央的学习会上发言时加以引用。【注6 高岗在学习苏共“十九大”马林柯夫报告的发言中，结合报告中谈到的苏联商业工作中存在的极少研究居民需要，服务态度较差和经营管理不善三个问题，联系我国商业工作的实际情况作了分析，提出为改善贸易企业的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的三条意见：（一）很好地研究居民需要，加强产、运、销与商品分拨的计划性；（二）理清贸易企业的财产和账目，核定各级公司的资金，制定一些主要定额；（三）加强政治工作，培养与表扬模范，建立超额奖励制度，从而改善商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后来发现，高岗的这个发言，实际上是当时计委贸易合作局局长刘明夫关于商业工作的一个发言提纲。】由于当时他没有说明材料的来源，毛泽东误认为是高岗自己的心得，当场表扬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要大家向他学习，而商业部的同志却因此受到批评。【注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对高岗报送的在苏共“十九大”文件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的评语：周、邓、陈、薄、曾山同志阅。退高岗同志：此件很好，使人一看知道我们商业工作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不知此次商业部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否与高岗同志在此件所说明相同，请曾山同志告我为盼。毛泽东，1952年12月25日。】他也十分关心西方世界，特别是美英等国的情况，每天吃早饭时，他都要让秘书把“美国之音”等外台广播的消息讲给他听。一次，高岗在中央的学习会上发言，分析美英帝国主义势力在东南亚地区的消长情况时，引用了下边工作人员提供的资料，同样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然而，一年后批判高岗时，这些都成为他“沽名钓誉，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例证。
（二）编制五年经济计划
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从1951年春天开始，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中央财经委着手进行。当时把工业发展速度提到20％以上。后来斯大林建议要留有余地，不要冒进，工业速度不要超过20％。
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成了后，此项工作改由高岗主持。
1952年12月下旬，党中央提出关于制定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必须以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为出发点，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
1953年1月，毛泽东提出三项原则：
1、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仍未结束，经济发展计划要从战争和经济两个方面考虑；
2、不能百废俱兴，要有重点的发展；
3、要留有余地。
1953年2月中旬，随中国代表团访苏的宋劭文和白杨回国，带回李富春的信、中国代表团与苏共领导人谈话记录、五年计划的项目协议草案及斯大林等人对五年计划草案框架的意见等文件，向高岗汇报。
高岗认为事关重大，决定立即召开计委全体委员会议，计委的有关局长都参加，听取宋劭文和白杨的汇报。
此时正值春节前夕，时间紧迫，会期便定在1953年2月14日春节这天。会议的地点却费了思考。当时计委办公楼（南河沿）没有会议室，最大的屋子也只有一间小教室那么大。虽有一个小礼堂，却破旧不堪，四面透风，不能使用。想来想去，想到高岗刚搬进去的住所——东交民巷八号院。这里原是法国大使馆，有一座尚未住人的大楼，一层有个可容纳数百人的大厅，原是法国大使举办宴会、舞会用的，现在正好可派作此次会议之用。
这是计委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也是最后一次）。除彭德怀在朝鲜，李富春在苏联未归，林彪因病请假外，全体委员都到了。朱德虽不是计委委员，但很关心这件事，也放弃春节假日，参加了会议。此外，计委的局长、副局长也列席会议。汇报完了接着讨论、气氛十分热烈。会议从上午九点，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结束。中午没有休息，服务人员从北京饭店买了一些烧饼给大家充饥。
这次会议的时间在春节当天，与会者职位很高，又是在高岗的家里举行，都是“打破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