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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疲惫不堪、冻饿交加的共产党部队，一边是被美式准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打又打不赢，退又不愿退，加上东北局工作方针之摇摆不定，领导者争论不休，更增加了困难。长此下去，难道很多要走西路军【注27 1935年10月，红四军奉中共中央之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的下场么？
后来高岗反省时说：“1946年1、2月间，我打土匪回来，苏联派一个上校到宾县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要我们转告中央。他说现在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泽东、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就像一个人骑在树枝上砍树干，自伐其木，非常愚蠢。”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有毛泽东出来说话了。病中的毛泽东仔细研究了东北的情况和双方的意见后，于1945年12月28日亲自起草并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指示，指出：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
……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他还指出：我军……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如此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
这个指示后来被称作“一二·二八指示”。陈云、高岗、林彪等人欢欣鼓舞，马上印发，传达执行。可是彭真却批评他们“泄密”，迫使他们不得不作检讨。实际上东北局依然没有贯彻执行这个指示。
在敌人强势进攻下，东北局于1946年2月底由本溪转移到抚顺，并于1946年3月6～8日召开部分委员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东北的形势、作战方针，以及创建根据地等问题。会上又发生激烈争吵。林枫批评林彪，说他一仗都不打，从山海关一直退到这里，是逃跑主义。林彪则说，以目前的情况看，根本就不该硬拼，而且他的每次行动都是报告请示中央的……
会下，林彪无奈地对高岗说：“这样闹下去要误大事！我看还是你找个理由回延安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当面向毛主席讲一讲，请求中央派少奇同志来主持工作。你看怎么样？”
“行！”
但是，由于战事太紧张，东北局于1946年3月20日转移到梅河口，4月18日又转移到长春，高岗回延安汇报的事不了了之。
（三）血的教训
“独霸东北”问题解决后，接踵而来的是东北问题能否和平解决，是“最后一战”还是长期斗争？争论仍在继续。
虽然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也召开了政协会议，但中国何曾有和平？东北更无和平可言。
然而，我们必须争取和平，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渴望的。于是便有了旷日持久的边谈边打，打打停停的局面，这就使得一些人对和平抱有幻想，也让一些人想在和平实现之前再唠一把，多枪一些地盘。
根据形势需要和“一二·二八指示”，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并将部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按西满、北满、东满、南满四个区域，成立了四大军区和各省的军分区。
1946年1月5日，为了配合承德保卫战，中央电示东北局：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一招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一战……
于是，有人就盼着，打完这最后一仗，就可以实现和平了。
194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停战协定，双方同时颁布了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同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防止 军事冲突的通知》，指出：“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第二天，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停战后我党在满洲的政策问题的指示》指出：“停战是包括满洲在内的”，“在国军未到达满洲广大地区前，你们应速谋发展，将部队高度分散，控制广大地区”，“全国和平后，满洲对国民党亦应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迅速发动广大群众，要求民主改革”。
然而，所谓“停战协定包括满洲”，我将“控制广大地区”，“要求民主改革”等等，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打算停战。1月13日当天，就密令其军队抢占东北的战略要点，继续向东北解放区进攻。
于是，中共中央又于1946年1月13日电示东北局：“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可避免的。请东北局立即布置一切，在顽军进入东北向我进攻时，击破其进攻。”
194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同意彭意见，在沈阳以南我留驻长春路沿线，不自动撤退作为与国民党谈判条件，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军进攻，在友方（即苏方）不坚决反对，在我完全防御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 不怕以最大牺牲，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
又是一个“最后一战”！
党中央对时局的估计非常乐观，不仅对最后“一战大胜”充满信心，而且对实现和平充满信心。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又称“二·一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面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这个指示不仅明确地指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而且绘出一幅美好的和平景象：“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当然，要实现这一切，必须先打赢“最后一仗”。
于是，党中央于1946年2月5日电示彭真、林彪等：“你们在锦州、阜新、热河丧失了作战机会，此一最后作战机会（见1月27日电——笔者注），你们绝不要再丧失。你们如不能在东北打一个好胜仗，以后你们在东北的政治地位，就要低得多。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准备好一切，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的胜利。”
在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关于东北问题须准备长期战斗的指示》中，虽然承认国民党“仍不想停战……你们扔须作比较长期的战斗准备”，但又“估计在东北不可能长期继续，在我党采取明确和平方针下，国民党终将被迫和我谈判停战”，“在谈判中我们须有让步，但国民党须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可试图以我在东北之让步交换国民党军队从热河撤退。”
可见在当时，不仅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相信“一战决胜”后，和平就会来到，而没有长期艰苦斗争的心理准备，就连党中央也“估计在东北不可能长期继续（打下去）”；并试图“以我在东北之让步交换国民党军队从热河撤退”。
但是，国民党军队正气势汹汹地来抢夺东北，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怎么可能是“最后一战”？而且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我们明显处于劣势，又怎么可能“一战决胜”呢？
处于战争第一线的许多干部，其中包括陈云、高岗和林彪、黄克诚等人，根本不相信真的会有和平，认为和谈是敌人的阴谋。面对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开始”、“主要斗争形势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议会斗争”等等，全是幻影，只会麻痹人民的思想，丧失对蒋介石内战阴谋的警惕。
1946年2月25日，北满分局陈云和高岗致电东北局：美蒋将全力北来，而东北我军“应立即执行中央关于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的主力以阻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队伍，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既不能独占东北，又无可依靠的根据地，将使革命处于不利地位”。
1946年2月，苏联红军开始撤退（后应国民党政府要求，于5月3日撤退完毕）。中共中央一个接一个电报发往东北，要求乘苏军撤退之机抢占大城市和战略要地。而中长铁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当属四平。
1946年3月4日，中央指示：“应尽力阻止顽军进入四平”，“不论四平能否保住，对顽军进攻，均需给以打击，比不战而退要好。”
针对国民党即将从苏军手里接收大城市，并进攻西满、南满一些城市的局面，1946年3月5日，中央指示东北局：“蒋与我方在东北的军事对抗和冲突将继续一个时期”，“你们必须迅速准备严重的粉碎蒋军进攻的战斗，并须准备在上述地区被蒋军占领后你们仍能继续斗争”。
抚顺会议就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召开的，而东北局领导者们的思想却统一不起来。
1946年3月11～12日，苏军撤离沈阳，蒋军立即进驻，并以沈阳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然而，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地区毕竟十分重要，怎能全部让给国民党？于是又开始争夺。
1946年3月17日，中央电示林彪、彭真：“国民党还是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
1946年3月18日，在苏军撤出四平后，我军解放四平。
1946年3月20日，敌军逼近抚顺，东北局带着争论转移到吉林的梅河口。
中共中央继续不断给东北局发出指示：
1946年3月24日：“我党的方针就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铁路全线，不惜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面”。“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消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1946年3月25日：“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时，一二日内控制之。”
1946年3月27日：“为了阻止国民党军北进，力争由我军占领长、哈、齐及中东全线，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讯赶时机。”
1946年3月29日，东北局按照中央指示作出“友方撤退时及时以敏捷迅速手段占领长、哈、齐各市”的部署，得到中央同意。
然而，国民党岂能让我们得逞！杜聿明调动大军，下令要在1946年4月2日之前占领四平。林彪则在四平集中六个旅的兵力，准备“坚决与敌决一死战！”
1946年4月6日，中共中央、毛泽东给林彪和彭真发出关于保卫四平的指示：“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
1946年4月8日：“应以反复肉搏打几个昼夜……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保卫长、哈。”
从心理说，林彪是不赞成这样硬拼的，【注28 4月11日，林彪给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中讲了敌我现状和蒋军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后说：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应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伤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但因为毛泽东要这样拼，他只能服从。后来在1948年11月东北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说他是“硬着头皮打的。”
当时，对这一仗究竟怎样打，思想上不是很明确，所以打起来以后，是且战且退。关于这一仗的目的，当时的说法是：阻滞敌人，为后方争取时间，以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946年4月16日，四平保卫战拉开序幕。一交手就消灭敌人一个师共4300余人，我军威大震，敌军心大惊。这一仗打得漂亮，阻滞了敌人的进攻，煞了敌人的威风。此后，我军利用两军僵持之机，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整顿部队，宣传群众，瓦解敌人，的确为后方争取了时间。
1946年4月18日，四平保卫战正式打响。这一天，东北局由梅河口转移到长春。
1946年4月21日，毛泽东电示林彪、彭真：“南满我军宜多抽调向北，并须兼程开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至少三、四个师），保卫长、哈。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
形势似乎不错，1946年4月26日，彭真在长春干部会议上，对形势作了非常乐观的估计：“本溪、四平、长春几个战役后，东北形势已变，转变到根本对我们有利……现在优势已到手，问题是巩固优势”；“我们的口号是誓死保卫长春，把敌人消灭在长春以南。”
毛泽东也很高兴。1946年4月27、28日，分别以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名义电令嘉奖坚守四平的将士，要他们“再接再厉，坚持到最后胜利，把四平变成‘马德里’，34 要林彪：“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1946年5月1日又致电林彪：“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
但是，敌军并未被“打得精疲力竭”，反而调集更多的兵力分三路向四平包抄过来，全面进攻。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经过惨烈战斗，敌军于1946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