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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他说，避免“对质”。
按决议精神“自我检查”。
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
（高岗）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说；这次不好，以后可说。
小平可以参加。
2、对于会议可能发生的情况估计及相应措施：
杨尚昆汇报：
“冲”：（冲突）
（1）几位主要同志不冲，可保证。
（2）到会人不冲，事先招呼好，这可以。
（3）他（指高岗）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
（4）他攻刘，自己拉开，牵涉多人（可能不大，但准备着——原注），则会期拉长，开小会，报告主（席）回（京）处理。
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事先打）招呼──可以不发生问题。
准备有人冲，可以避免。
（高岗发动）攻势──也不要紧，力求避免主（席）回（京）。
“全会方针”：
照主（席）指示，只作正面说明，说话人不要太多，开两天。
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之目的在于“过关”。先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
（陈毅说：高岗）“无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
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三天为好，必要（时）四天，看情况。
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争取：逐步改变，改变环境，决议后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薄（一波）亦要作（自我）批评（财经错误——原注）。
林枫应讲。
彭（真）、薄（一波）、林（枫）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分配人帮助。对林（枫），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由）小平帮助。
他（指高岗）力免不冲（突），自己是不愿扩大的，如向彭真攻，让其攻下去，也可以过去。自己避开，说不清楚。扩大，开小会。
其目的在过关。
我们从这个谈话看到，无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千方百计地稳住局面。他们既不愿激化矛盾，激怒高岗；又担心高岗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势，牵涉别人；更担心万一高岗或军队的一些人不顾一切公开发难。这是他们最不愿看到，也是最为担心的事情。所以，要尽量让会议开得和风细雨，避免火药味，以达到“和平会议”。
这次，毛泽东与杨尚昆还谈到关于是否向苏共通报，及如何通报四中全会内容的问题：【注16 《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记录中，括号内字除注明者外，均系笔者所加。】
文件应交尤金、报告、决议（登党刊——原书注）。
问：（高、饶的）自我批评，（是否）交（尤金）？登（党刊）？
答：请考虑。准备登（党刊）、交（尤金），在必要时。
问：对尤金是否说内容（会议或高饶问题）？说就要泄密。
答：会后考虑，书记处或说，或不说，或另一次说，（团结问题或高饶问题）同我们党是息息相关的。看情况急否，即三种可能情况。
这里，至少可以肯定两点：1、会议文件应交尤金；2、高岗、饶漱石自我批评的内容，在必要时也可交给尤金。
正是根据这次谈话精神，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决定在1954年2月1日，将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决议》（草案）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第二天（2月2日，农历春节）下午，即四中全会开会前四天，刘少奇、周恩来邀请尤金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会谈，让苏共中央了解召开此次会议的原因和文件（草案）准备的情况，以及中共党内出现高岗、饶漱石派别活动的严重的状况。出席会议的还有朱德，陈云和我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担任翻译。【注17 《尤金日记》，1954年2月23日，绝密、正本。文号：149。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7；案卷：379；卷宗：7；第25~35页。《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28~130页。】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正式通过，毛主席如果不在北京的话，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次刘少奇要周恩来等人一起同尤金会谈，是否有其特殊的含义：因为高、饶的派别活动主要是反对刘少奇，他跟周恩来等人一起同尤金会谈，至少可以避嫌，是较为妥善的做法。会谈时，刘为主，周为副；刘主持，周唱主角；而朱、陈、张的参加，则表明这个会议十分隆重，是中共中央的一致作为，也表明高、饶是孤立的。【注18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28~130页。】
周恩来通报了召开全会的目的；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及其性质和根源；高、饶对自己错误的态度，以及我党中央对高、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会议期间，在报告和决议里都不点他们的名字，全会对他们也不做任何组织结论。如果高、饶在全会上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党将对他们继续批评教育，并观察他们以后的表现。周恩来还说到，高岗可能会拒不承认全会上揭发的事实；也不排除他自杀的可能性。【注19 四中全会前，高岗在毛裤裆里藏了20粒安眠药，被李力群发现。】
四中全会结束后，1954年2月13日，尤金受莫斯科的委托，拜会刘少奇和周恩来。谈话进行一个多小时，师哲和使馆参赞瓦西科夫担任翻译。【注20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2辑，第130~133页。】
刘、周向尤金通报了四中全会的情况，并说全会结束后，将继续对高岗、饶漱石进行批评，力争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行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还说到高岗仍坚持错误，并扬言要自杀，向中央施加压力；也说到最近高岗有精神崩溃的迹象等。周恩来最后说：如果高岗或其他人在反党宗派活动中走得太远，蓄意危害党的事业，那么，无论他们在过去有过什么大的功绩，党中央都会逮捕他们。
（二）一封绝密信
求见不成，高岗仍不死心，他又让安志文转告王鹤寿，找个理由到南方去给林彪带口信，请他在毛泽东面前说说话。但此时王鹤寿已是避之犹不及，哪还愿意再为他效劳？他把此时告诉陈云，陈叫他不要去。
1954年1月24日，高岗在别人的帮助下写出了《我的检查》稿，内容有四部分：
1、完全拥护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2、对照决议草案检查自己，承认自己有宗派情绪、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有非组织活动和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行；党没有说有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3、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思想方法片面、偏激，组织修养差，政治原则性差，骄傲自满等；
4、今后方向：加强学习，提高修养。
这就是高岗后来在四中全会的检查提纲。它与毛泽东定的调子相差甚远，自然过不了关。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言提纲的旁边，有两行批语：“不要涉及别人，除非他自己提到”；“问题说清楚，实事求是，主动积极”。从语气和1954年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电报，以及毛泽东与杨尚昆的谈话内容来看，两行批语极像是毛泽东的意思。那么，这“别人”又是指谁呢？
遵照毛泽东1954年1月22日电报的指示，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希望他“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作出深刻检讨。然而，他认为自己只有错误，没有“罪行”，无论怎样深刻检讨，也达不到他们所要求的“要造反”的高度。
在此期间，高岗曾给陈云打电话，两人在电话里大吵一场。
随着会期日近，高岗的心情也日益烦躁不安。他认为刘少奇不会放过他，而且很可能在会上逮捕他（从1954年2月13日刘少奇、周恩来向苏联通报的情况看，高岗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对陈云说，他准备去见任弼时（1951年去世）了；并偷偷把20粒安眠药“速可眠”胶囊缝在毛裤裆里，幸被李力群及时发现。
他很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决定再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说清楚一切，澄清一些事情的真相，企望得到理解，消除误解和怀疑。
1954年2月2日（农历大年三十）下午，高岗把赵家梁叫到起居室。
“赵秘书，你坐！”说着，他自己也在赵家梁身边坐下，点燃一支烟，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帮我写封信，我说，你记下，先空着抬头和落款，不要写是给谁的和谁写的。”
他停下来，又是老半天不说话，屋子里的气氛十分沉闷。
“这件事，这信的内容，是极机密极机密的，你要以党籍保证，绝不能泄露出去。”
高岗的态度十分严肃，声音低沉缓慢，给人的印象，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赵家梁从未见过他这样，深为吃惊，当即点头表示保证绝不泄露。
于是，他打开思想的闸门，从三点半钟一直讲到黄昏掌灯时分。最后又叮嘱一句：“整理好以后，把记录和草稿全拿来销毁。”
他首先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多次沉痛表示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辜负了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和信任，犯了严重错误。
说他错误主要是反对少奇，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并列举了大约有十来条具体错误事实；对一些他认为信得过的高级干部议论刘少奇的缺点，并加以夸大；怀疑安子文拟的名单是少奇授意的；传播、扩散“有薄无林”名单，借以攻击刘少奇；主席追问扩散名单问题时，谎说不知，欺骗主席；一线二线问题，在杭州告诉林彪；跟陈云、邓小平讲轮流好；跟陈云讲“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与刘少奇、陈云谈话，不谈本质问题等等。
错误的性质与危害性，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犯错误的根源主要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情绪，骄傲自满，错误地估计政治气候等。
接着，他讲了中央一些“自由主义者”【注21 高岗当年在检查反省时，常这样称呼同他一起议论刘少奇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名字，以及他们同他谈论过的一些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言论的具体内容。如林彪怎么说，彭德怀怎么说，陈云怎么说……但他有意回避了毛泽东怎么说。
他最后说，这次犯错误，主要是自己负责，别人对自己有一定影响，是自己同意别人的，并加以传播。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主席。表示相信党，相信主席。决心改正错误，希望留在党内，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弥补给党造成的损失。
两天后，赵家梁把大约三千字的信稿整理誊清，交给高岗，记录和草稿都当着他的面烧毁。办完这件大事，他稍稍松了口气，觉得不管四中全会上将发生什么情况，只要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心思，事情就好办了。
显然，这是高岗在他已身处逆境，预感到将遭厄运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思想准备，决心向毛泽东坦陈一切，写下了这封对毛泽东满怀真诚情意的。至关重大政治责任的绝密信，也是他为自杀准备的绝命书。
但信中涉及许多人，他很矛盾，所以迟迟没有发出去。在高岗开枪自杀前两三天，他把信给安志文看，并问“发不发出去？”
安志文对于信中说的许多事，从未听说过，感到非常震惊。当即问：“这些是不是事实？”
高岗说：“都是真的。但我向中央反映，人家不承认，不相信，怎么办？”
安志文说：“你一定要慎重！”
直到1954年2月17日中午高岗自杀之前，才下决心发出去。他亲自认真地添写了信的上款“毛主席”、下款“高岗”和日期“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交刘少奇转毛泽东。但在他开枪之前，又把这封信追回来，让人烧掉了。
当天下午，安志文和赵家梁向周总理汇报时提到这封信。后来，赵家梁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复述出这封信稿，经安志文看后，由他们两人共同署名，于1954年2月20日左右送交周总理。事后周总理曾问赵家梁，还有谁看过这封信？赵说除了他和安志文，没别人。还有一次周总理对赵家梁说，这封信在中央也只有极少数人传阅过。
1954年2月25日，周总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总结发言时说：“高岗临死还要血口喷人，咬人一口”，显然是说这封信。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毛泽东多次说彭德怀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分子”，也和这封信不无关系。
（三）四中全会与高干座谈会
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10日举行。除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外，还有部分党的高级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前，周恩来受命作了必要的、极机密的安全部署，以防不测。例如在罗荣桓等一些军队领导人的住处周围增加了警戒部队；叫宋某某和陈某等带手枪参加会议等。
在刘少奇主持下，会议完全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方针进行。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在全会上作了报告，其中包括他对合作社问题、老区土改中“左”的错误问题、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和天津讲话问题等的检讨。高岗、饶漱石也都作了检讨，许多人作了自我批评。全会开得和风细雨，没有对任何人进行点名批评。最后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 决议》。当时，一些部了解内情的与会者，甚至不知道四中全会的这个决议是针对高岗、饶漱石的。
正是在毛泽东如此这般地指导下，四中全会开得很顺利、很成功。
但是，高岗、饶漱石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很不到位。所以，四中全会结束后，按照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两个高级干部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高岗和饶漱石的错误。关于饶漱石的座谈会由邓小平主持；关于高岗的会由周恩来主持。
座谈会从1954年2月15日到2月25日开了十天。
座谈会一反四中全会“和风细雨。各自作自我批评”的原则，变成了急风暴雨、狂轰滥炸，不再“等候犯错误的同志的觉悟”。于是，人们纷纷表示与高岗划清界线，有的“反戈一击”，交代揭发；有的甚至歪曲事实、胡编乱造；有重有轻，有真有假，有实有虚，一股脑地向高岗头上砸来。当然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但在这种气氛下，哪有说话的份儿！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许多人或不少文章都把这两个座谈会与四中全会说成一个会议，说是七届四中全会揭发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但实际上是两个会议。四中全会的议题，是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他在1954年1月7日给刘少奇的信中又重申一次。而中央高干座谈会则是根据高、饶在四中全会的认错态度，由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的。四中全会及其决议都没有点高、饶的名字，也看不到“反党集团”或“反党联盟”的字样。在座谈会上才公开点名揭发批判高、饶的问题。而正式在党的决议中提出党内有一个“高饶反党联盟”，则是1955年3月的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事了。有些人抹杀了这两个会议的“时间差”，把两个会议混为一谈。
有人问，召开这两个座谈会，刘少奇事先是否和毛泽东商量过？从刘少奇、周恩来同尤金的谈话，以及毛泽东对周恩来总结发言的批改意见（详见下一章）来看，这是毛泽东的精巧部署。另外，在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到刘少奇在座谈会前曾告诉他：“还是避嫌不参加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为好。”这也说明，刘少奇在座谈会开始之前，就已知道座谈会将怎样进行和有怎样的结果。
座谈会进行到第三天，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事件。从此他不再出席会议。
1954年2月25日，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