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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从未给他提供过什么防空洞）。每日与霍普金斯见面时，斯大林都使他相信苏
联领袖的能力和苏联人民反抗的决心：
“他从不重复，他的话语就像狙击手的射击——准确而击中要害。他的欢迎词
只有几个字，然后就是短促、有力而好客的握手。热情的微笑。他从不浪费一个字，
一个手势……、也不阿谈奉承，他不怀疑。他使你相信，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岿
然不动。他想知道，你是否也毫不怀疑……”
霍普金斯从来就不是一党制共产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持者。但如他的自
传所记述：“他永远是俄国真诚的朋友，他十分敬重俄国对战争胜利所做的巨大贡
献”。
霍普金斯1941年 7月苏联之行的主要任务，是弄清俄国在军事装备上迫切的和
长期的需求。通过与斯大林谈话，他很快得出结论，美国国会和国防部与英国政府
一样，大大低估了俄国的军事潜力。对俄国人来说，霍普金斯的巨大作用在于他极
有可能去说服罗斯福，使后者明白帮助俄国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罗斯福对自己
儿子埃利奥特说：“我知道首相（邱吉尔）对俄国抵抗能力的信任程度，”他边说
边弯曲手指比划了个“零”……“霍普金斯更相信，他甚至能把我说服。”的确，
霍普金斯在一定程度上帮了俄国人一个大忙。因为他坚持在无监督的条件下向俄国
人提供援助。而美国武官、少校埃文·伊通却努力说服霍普金斯，作为补偿，一定
要要求俄国同意他们向前线派遣军事观察员。大使斯坦哈特后来向美国记者透露，
这二人（霍普金斯和伊通）在争吵时不断用拳头敲打桌子，以至盘子都振了起来。
看到此景，大使赶快将门关上，“因为他支持武官的意见，但又不想使总统私人代
表受辱。”据伊通说，最使霍普金斯生气的是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当我开始向他
讲起斯大林的品行和做事方法时，他忍不住粗鲁地打断了我，说：‘我不想再讨论
这个问题’。”
斯大林很清楚，霍普金斯的支持在制定美国对苏政策时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
这种支持，罗斯福未必会这么快答应给予军事援助。也正是1941年夏季作出的援助
许诺，为罗斯福战时与苏联合作的策略奠定了基础。霍普金斯之所以支持斯大林和
苏联，目的在于防止法西斯分子的胜利，而并非出自忠诚共产主义的信仰。无疑，
在转交所谓“斯大林同志的亲笔信件”时，阿赫梅罗夫的鼓励性言辞对霍普金斯也
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斯大林的一个热切愿望就是将那些带有“反苏情绪”、破坏苏
一美合作的官员排挤出去。事实也是这样，由于霍普金斯的间接参与，驻莫斯科武
官伊通不久就被解职。与此同时，霍普金斯还特派上校菲利普·费蒙维尔（他1933
—1938年在莫斯科居住，深受俄国人喜欢）前往莫斯科监运援助物资。费蒙维尔上
校是个十分轻信而且亲苏的人。当年第一次到莫斯科，他就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
校看作“最重要的联系人”，并将有关欧洲国家军队的情报交给了俄国人，连最起
码的使馆安全常识都给抛置脑后。当军事情报机构反对将费蒙维尔派往莫斯科时，
霍普金斯当即打断说：“可以把他的文件收好，但他人还是要去的。”更有甚者，
霍普金斯还以没有获得斯大林信任为由将大使斯坦哈特也给换掉了。之后，霍普金
斯说服罗斯福将另一个批评斯大林的人洛伊·亨德森退职休养——当时亨德森任国
会苏联处处长——虽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持反对意见。
1943年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与霍普金斯再次见面。为了欢迎他，斯大林特意
走上前来与他热烈握手。斯大林说，霍普金斯是第一个与他“推心置腹”交谈的美
国人。即使这样，还不能说霍普金斯是个无原则的人，他并未放弃美国的自身利益。
霍普金斯的对苏政策首先是建立在对苏联红军潜力的客观评价之上的，虽然这支队
伍初期屡遭挫败；再则，通过他1941年夏的莫斯科之行，以及与阿赫梅罗夫的接触，
他逐渐认识到，与斯大林是可以友好相处的，即使这种相处是从一种并非长远的策
略考虑，它对美国的利益也是无害的。由霍普金斯领导的苏联总统问题咨询委员会
1943年8月报告：
“由于苏俄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所以应向之提供一切可能的合作，并应付出
一切努力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发展与保持和俄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在战胜
法西斯后它无疑会称雄欧洲”。
虽然在邱吉尔周围未发现有霍普金斯这样的人，但如前所述，苏联在二战期间
渗人英国的程度绝不亚于美国。他们中最杰出的间谍无可否认就是在剑桥被招募的
“五杰”，其中有四人——伯吉斯、布兰特、菲尔比、克思克罗斯打人了英国情报
机构。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付诸行动的人盖伊·伯吉斯。1938年，英国秘密情
报机构在秘密行动局基础上成立了D处（来自英文”distruction”的第一个字母，
意即“消灭” ）时，他感到机会到来了。D处的秘密行动被称为“在非和平时期以
不使用武力为手段向潜在敌人进攻” 。英国未参战之前，D处的主要工作是“研究
各种可能性”，它所找到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利用无线电电台向德国进行无线电转播。
由于具有在BBC的工作经验、 轻而易举与外国人接联的能力，以及在秘密情报机构
的各种关系，伯吉斯很自然就成了新处的理想候选人。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伯吉斯以他的魅力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第一处（政治
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是大卫·富特门，当他1937年第一次发布广播演说时，就是
在伯吉斯的帮助下实现的。伯吉斯对富特门很有用处，因为伯吉斯经常能从他那记
性不好的同性恋伙伴那儿搞到一些信息情报呈送给他。这个同性恋伙伴叫爱德华·
普费费尔，据加龙维·里斯说，他“做尽一切罪恶之事”。省费费尔曾是法国1938
年4月至1940年5月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剑桥一毕业，伯吉斯就
立即在洛希尔财团（西欧财团，创立人是18世纪法国银行老板M·A·洛希尔，工次
世界大战后分为英国支和法国支。——译者注）觅到一职，1938年他以格希尔财团
信使的身份经常来往巴黎。后来他回忆，那时他经常给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和
其他白厅官员传递“普费费尔”的秘密信函。1951年伯吉斯叛变后，他杜撰出了许
多极大夸张自己战前经历的说法。他说自己是英法首相的秘密信使，用以保障“惊
慌失措的爱国者（达拉第）和卖小五金制品的粗俗的乡下贩子（张伯伦）”之间的
联系。伯吉斯并未提到他也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络员，是他多次把伦敦机构搜
集的情报送往巴黎。
1939年1月，在富特门的帮助下，伯吉斯调人D处工作，并被安插到一家似乎很
有威望的广播公司任德语播音员。德语的这套节目属于宣传、文艺和流行歌曲的综
合性栏目， 每当天空没有雷声轰鸣时，他们就开始了节目的播音工作。领导D处工
作的是风度翩翩的少校（后来升为少将）劳伦斯·格兰德。他身材瘦长，长着黑色
的唇提，是一个举止优雅的人，在西装衣襟处总是一成不变地闪耀着鲜艳的纽扣。
人们称他为 D先生。无论在对外国政府和社会舆论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方面，
还是在实施各种暴力形式的（美其名日为）“特殊行动”方面，格兰德并不具有内
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经验。根据其手下人员金·菲尔比（曾一度为他工作）评
价，格兰德“时常自由地翱翔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之中，不切实际想入非非，他毫不
畏惧任何宏大的和疯狂的念头”。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借助伯吉斯提供的详
细情报对开展“积极行动”的方案一般都要做一番认真仔细的研究。但也有一些伯
吉斯提供的计划方案常使内务人民委员部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比如一位专门研究
战时英国情报活动的官方历史学家就曾表示过惊奇不解、显然连内务人民委员部也
或多或少有这种感觉。问题出在一份关于在德国实施暗中破坏的计划上，这个计划
是由 D处制定的，它被视为破坏“齐格菲南部防线”方案，可是执行人员却是两名
被遣送回国的德国人，他们之中一个人完全失聪，另一个人几乎失明。
总的来说，伯吉斯两年来在秘密情报机构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菲尔比也调到了那
里。战争开始的头 9个月，菲尔比以“时代”周刊记者的身份在英军阿腊斯（法国
城市一一译者注）的参谋部度过。1940年 6月，法国投降并从敦刻尔克撤退后，菲
尔比回到伦敦，并利用关系希望在情报机构谋职。“共同的朋友”安排他和弗兰克
·贝尔奇会面。这个人曾任剑桥的历史教授，负责国家通讯密码学校（这实际是一
个研究各种秘密文件解密的组织）的人员招聘工作。菲尔比后来说，贝尔奇未招收
他的原因是“他不能付给我应得的酬劳”。这种解释听起来不是很有说服力——贝
尔奇招收的青年学者和专家年收人为600 英镑，这和菲尔比在秘密情报机构刚开始
工作时的报酬相当。实际上，主要是贝尔奇认为菲尔比不适合破译情报的工作。沮
丧的菲尔比只好等待时机，寻求新的应召途径。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盖伊·伯吉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菲尔比突然被召去谈
论“军事工作”（指的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工作）。和他交谈的是马乔里·梅克
首小姐，菲尔比称之为“令人十分愉快的中年女士”。她与菲尔比讨论了“在欧洲
反抗德国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这次谈话除梅克富
小姐外，伯吉斯也参加了：
“由于伯吉斯出席，我开始尽我所能地自吹自擂，将我所认识的高层人物—一
列举出来，总之就像这种情形下所有人表现得一样。他们俩时不时交换一下眼光，
伯吉斯狡猾地、又充满鼓励地对我点点头。后来我才知道，我白花了这么多时间和
精力——因为一切早都定好了”
与伯吉斯愉快地度过休息日之后。星期一，菲尔比来到位于萨克森大街伯吉斯
办公室正式报到。伯吉斯的代号为W ，他给菲尔比起名为fiX4。菲尔比的第一项重
大任务是按伯吉斯的构想为 D处的间谍学校制订详细的计划、因为学校很快就要开
课了。而伯吉斯和菲尔比在其中担任教官。
1940年到1944年，伯吉斯、菲尔比和物桥五杰”中的其他人都归安纳托利·鲍
里索维奇·戈尔斯基（安纳托利·格罗莫夫）领导，同事们都称他为“杰里”。他
与伯吉斯和菲尔比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距苏联大使馆不远的肯辛顿花园的一条长椅上。
戈尔斯基的外貌与马雷、杰依奇和其他30年代的地下人员大不相同。他1907年出生，
1936年被派往伦敦任苏联大使馆一个小小技术人员的非外交职位。1937——1938年
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伦敦间谍机构的清洗，给了他完成任务的机会，他因此也升了官。
1939年他被召回莫斯科培训，接着就晋了职，最后以负有外交使命的内务人民委员
部军官身份被派往伦敦。戈尔斯基实际上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揭开这个秘密可能
一瞬间就能毁掉他的情报生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表格中，他填的是，他父
亲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的乡村教师。然而在1953年，即戈尔斯基即将被任命为
莫斯科中心美国处处长之前所进行的调查表明，他父亲曾是沙皇时期的警察。戈尔
斯基立即被免去了职务。
戈尔斯基的一名间谍是这样描述自己上司的：“个子不高，有点儿发胖，三十
多岁，油光的头发向后梳着，戴着一副无法掩饰那一双敏锐冷漠双眼的眼镜。”这
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残酷的职业间谍。“他穿着一套做工精细的西装，给人一种
肥胖懒汉的印象。”布兰特回忆说，“杰里”给他的印象是“倔强，又不可爱”。
1940年 8月，当他得知伯吉斯和布兰特违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传统，共同住进了维
克多·洛希尔在本廷大街的住宅后，戈尔斯基试图劝布兰特搬出，但当被拒绝后，
他十分明智地不再坚持了。
菲尔比和伯吉斯在间谍学校工作期间，他们感到很乏味，也无法告诉戈尔斯基
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们无事可做——菲尔比回忆，——我们和校长聊天并帮他给
领导写那些永无答复的报告。 ”1940年夏，D处重新编人“特别行动机构”，伯吉
斯被解职。 他气愤地抱怨， 说他成了“官僚互相倾轧的牺牲品。”菲尔比留在了
“特别行动机构” ， 并被任命为汉普希尔的比尤里间谍学校教官。菲尔比相信，
“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需要一些思想的灌输，以便他们到工作岗位之后，能对
英国政府的未来计划有所认识”。一这套理论促使菲尔比常到伦敦，与一位未来的
工党领袖休·盖次克尔（此人曾任工党经济战争事务部长，休·达尔顿的私人秘书）
共进午餐。由于休·达尔顿当时负责特别行动机构的事务，所以菲尔比认为和盖次
克尔交往有利无害。
1941年 6月22日，当“巴巴罗萨”战役刚一开始，菲尔比无疑是在戈尔斯基建
议下，试图调出“比尤里间谍学校”，在靠近英国知识界的什么地方找份工作。很
快，他接到秘密情报机构二处（反情报）的邀请，因为这个组织在伊比利亚的代表
机构对西班牙内战时当过记者的菲尔比的经验十分感兴趣。
尽管菲尔比离开了，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网并未缩小，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间谍是麦克林的大学同学詹姆斯·克拉赫曼。战争开始之后，他从
一名候补间谍变为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1942年 2月，克拉赫曼进了特别行动机构
在开罗的南斯拉夫处，同时获少校军衔。在开罗的那段时间内，他凭借自己的智慧、
懂力和熟练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获得了超出他的军衔许多倍的东西。他的上
司贝济尔·戴维森指出：“他能以深厚的知识功底生动地谈论任何话题，但最喜欢
讨论政治问题。”克拉赫曼的一项主要职责是给那些即将被派往南斯拉夫的盟军军
官下达指示。他不知疲倦地历数铁托共产党游击队的高尚品德和米哈伊洛维奇王室
的罪行。他曾对加拿大的一个军官小组如是动员：
“你们要知道，这场战争已不再是单纯地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它已成为更具崇
高目的的战争——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
出来。”
1945年4月到8月，克拉赫曼一直肩负军事使命，驻在南斯拉夫铁托的军队中，
因为他无限忠于斯大林，所以，战后不得不对自己说过的许多话后侮。1948年铁托
背叛斯大林后，克拉赫曼写了一本批判他的书。
值得一提的还有战时在特别行动机构工作的另一名间谍。1943年 4月，英国安
全机构宣布，英国共产党领导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在完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
些小型任务之后，又从在特别行动机构匈牙利处参谋部工作的苏格兰年轻军官奥尔
曼·乌兰那儿获取了秘密情报。斯普林霍尔被判七年监禁，但他的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