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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领导人良心不安的痛苦推到他们身上。在1928年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斯大林“揭
露”了一个大阴谋，而所谓沙赫特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会让我们安宁那就太愚蠢了。不，同志们，他们是不
会的，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他们是不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发
展等闲视之的。过去世界资本主义企图通过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
一企图破产了。现在他们企图、而且将来也仍会企图以无形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们
的经济力量；他们并不总是很明显地、但也相当猖狂地在组织怠工，在这样或那样
的工业部门搞各种各样的‘危机’，以此为将来的军事干预铺路。这一切都是世界
资本主义反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偶然的
事。”
沙赫特事件五十年后，一些克格勃的军官们才承认，此事是间谍恐怖症的产物。
但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时代，克格勃还未能正式承认这一点，甚至在1978年由第二总
局（反间谍局）局长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里戈连科领导编写的克格勃秘密
材料中，还毫无依据地称，沙赫特事件是真正的阴谋。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克
格勃仍然坚持斯大林对1928年沙赫特事件的解释。在1979年公布的解密材料中讲道：
“很显然，二十年代末那些构成反苏统一战线的破坏分子、间谍、奸细对发展
社会主义和巩固我国的国防力量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及其特
工机关对这个敌对的地下组织进行了揭露，帮助党和国家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的阴
谋。”
1928年时，甚至大部分曾为沙赫特事件编造证据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们，
显然也反对这一阴谋。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曾在一战时笼罩欧洲的间
谍恐怖症。在一战前的头几周，英国警察局便接到告密（这些告密者没有一个有凭
据），说国内有“好几千”所谓的“德国间谍”。“间谍恐怖症”，伦敦特工机关
的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写道，“好像一场可怕的流行病，伴随它的是无可救治的
幻症。”直到战争末期，仍有一些大臣和部分公众认为军队失利、生产的跌落以及
其他非正常的情况，都是敌人的破坏和阴谋的结果。在1918年的一个指控陪审员有
诽谤行为的刑事案件中，有人证明说，德国秘密机构有一个“黑名单”，里面有四
万七千名性畸形者的名字，主要是英国的一些达官贵人，他们受到了讹诈和恫吓，
目的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军事计划。
在二战初期，欧洲再次被间谍恐怖症所笼罩。1940年，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的荷
兰后，英国充满对内奸——“第五纵队”的恐怖，这与一战时期的间谍恐怖症相差
无几。国内侦察机构在六月份所作的报告中讲道：“‘第五纵队’的猖狂行为已达
到了危险的地步。”直到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才认识到，有必要
采取一些“最强硬的措施”，以消除事实上根本没有的危险。
战争期间让西方国家人心惶惶的关于“第五纵队”庞大阵容的神话，以及冷战
时代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以假想的美国共产党人为目标的“猎捕妖婆”
行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斯大林总是认定有反苏破坏行动的存在。但斯大
林的“猎捕妖婆”行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规模上都与西方的同名行动大不相同，比
如，冷战期间美国的行政机关与其说是麦卡锡主义的倡导者，不如说是麦卡锡主义
的对象之一。而在苏联猎捕妖婆的主要猎手则是斯大林本人。丘吉尔对“第五纵队”
的担忧很快就过去了，并在1940年底他得出结论：“猎捕妖婆”有害而无益。
虽然，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也患过”间谍恐怖症”，但实
际成为其猎捕牺牲品（包括假想的间谍和假想的共产党人）的人数并不多。与此相
比，苏联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仅三十年代被镇压的假想敌人的人数就以百万计算。
斯大林及其同谋，利用所谓的沙赫特阴谋，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时代（即对资产阶级
的利益容忍的时代），开始了向那些破坏经济的“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其对象主
要是工业生产中的资产阶级专家以及农村里的富农。在消灭了“左翼反对派”以后，
斯大林将其对苏联经济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据为己有。而以布哈林
为代表的温和政策推行者（他们赞成建立在妥协基础上而非阶级冲突基础上的政策）
以及“右翼反对派”，显然比“左翼反对派”更容易地成了众矢之的。1929年1 月，
布哈林被清除出政治局。促使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人在次年实施更快的工业化步骤，
作为五年计划的基础部分和在农村进行旨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的强制
性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面对国内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分子长期信心不足。
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能否生存，
决定于苏联经济是否能够赶超西方：“或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或是让别人把我们打
倒。”他在1931年2月又重复了自己的话：
“旧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明显特点便是她总因为落后而挨打……我们比发达国家
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该在十年内缩小这一差距。我们要么做到这一点，
要么完蛋。”
理想主义和缺乏安全感是斯大林改造苏联经济思想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大飞跃的前景，使得党内新一代成员的头脑极度发热，这实际上是在重蹈1917年列
宁的覆辙。五十年后，苏联一名不同政见者彼得罗·格里戈连科回忆了他和那些年
轻的共产党员们是如何“狂热”地接受斯大林的思想，相信1929年是“伟大的转折
年”的说法：
“那时面包不够吃，到处排长队，眼看就得实行凭票证供应，并可能发生饥荒，
但我们不管这些，都为斯大林的思想所陶醉，我们都充满激情地说。‘是啊，伟大
的转折，消除小农经济，消灭可能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帝国主义豺狼甭想来进犯
我们！我们走在通向社会主义胜利的光明大道上’！”
斯大林的经济计划将许多过去支持托洛茨基的人争取到了自己这一边儿来。国
家银行行长、托洛茨基过去最亲密的战友皮亚塔科夫，在1929年10月对人民委员会
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时代到来了。”
这一成为许多党员热情的来源的“英雄时代”，需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个强
制工具作为保障。1929年11月，所有刑满三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转归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管理，因而，广阔的劳改营网络在三十年代迅速成为强制为苏联经济劳
动的主要场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理想主义信念和粗暴的力量，改造了苏联的工业。
人们定下了不可能完成的生产任务，并坚信“没有布尔什维克人攻不下的堡垒”，
因而取得的成果，比从国家的现实状况出发而预料的结果要多得多。在乌拉尔河、
库兹巴斯和伏尔加河畔，出现了新兴工业中心；不毛之地上有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
（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拔地而起；新设备运进了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的边远地区；
第涅伯河上建起了巨型水坝，使得发电量增加了近两倍。这些成绩都是在三十年代
初取得的，而那时正是西方因1929年的华尔街七月一悲剧引起的大萧条而走向全面
衰退之时。苏联的官员颇为自豪地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世界资本主义无法解决
的矛盾作了对比。
资本主义虽然处于萧条期，但在苏联人看来。其危险性并未减少。1930年7 月，
斯大林说：“每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激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把目光投向苏联，
好像说：‘我们能否通过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这个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的革
命堡垒来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部分矛盾，或者是所有矛盾呢？’这就是他们为何企
图对苏联进行冒险的进犯，搞武装干涉，而这种企图因为其经济危机而变得更加强
烈。”
1929年6 月，保守党人在大选中失败之后，随着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第
二个工党政府的掌权，以及英苏复交，英国不再被苏联视为战争威胁的主要策源地。
战争的威胁，用斯大林的话说，是来自于法国这个‘所有进犯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中
最有侵略性和最富有军国主义的国家”。当时，法国指责苏联对西方市场搞倾销政
策，于是开展了反苏运动，这就更增加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忧。1930年10月，法国工
商部长下令限制进口苏联商品并试图说服法国的东欧盟国也效仿此举。苏联以全面
禁止进口法国商品并公开谴责法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作为回复。“法国人的计划”，
人民委员会主席、未来的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说，“主旨在于对苏联进行
经济封锁，并以此做为武装侵略的准备”。
新的外来侵略的威胁，使得苏联加紧了对那些同外国人、尤其是同法国帝国主
义分子联手的国内怠工分子的打击步伐。1930年9 月22日，新闻界宣称，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发现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它以亚历山大·梁赞采夫教授为首，里面有
48名教授、农艺师及食品企业的领导人。他们都被指责为破坏粮食供应。第二天，
各个报纸的社论中都登载了各个劳动集体要求惩治反革命阴谋分子的会议决议， 9
月24日就公开宣布，所有据名阴谋分子都已被枪决。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声明中的
片断，声明中他们对自己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据苏联报界报导，在几百个劳动集
体中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工人们“对光荣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把出鞘的革
命利剑，为清除这一肮脏的阴谋而作的卓越贡献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以后，几乎每次供应脱节，或是生产中出现某个大事故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总能及时地披露一个“肮脏的阴谋”。在“一五”期间揭露的最大的假想阴谋，
是“地下工业党”阴谋。参加该党的有两千名工程师和计划工作人员，他们妄想推
翻苏维埃政权，先后同以法国为首的十来个国家的总参谋部串通起来，还同著名的
法国国务活动家莱蒙·普安卡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知名人
士，如劳伦斯·阿拉维斯基、石油巨头亨利·德特尔金相勾结，当然，也同在巴黎
的妄想重返俄罗斯并恢复资本主义的俄国白色临时政府（据后来得知，这个政府的
两个成员在此之前已经死了）狼狈为奸。对由八个人组成的工业党执行委员会的公
审，是在曾以殿堂辉煌美丽而著称的贵族会议大楼内进行的。审判是在五十多万工
人和职员的震天吼声中开始的，他们在大楼外面踏着积雪高喊着“处死！处死！处
死！”。有声明说，帝国主义间谍的反革命集团随时都可能营救这些被告，并煽起
群众性怠工运动，但在年迈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向全世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
行了热切的号召后，敌人的间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于是战争的威胁消除了。
事隔半个世纪以后，克格勃仍不顾一切地坚持认为，工业党是“受西方间谍及
在巴黎的旧俄国大资本家的指使和资助的真正的地下间谍中心”。戈尔季耶夫斯基
不知道克格勃中曾有哪个工作人员认真对待过这种愚蠢之说。乍一看，五十年前，
即三十年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这一案件的态度是如此的无耻，而工业党一案从
头至尾都不过是假想之事。但事实上一切都不那么简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
人员确实发现一些存心不满的工程师和领导人员，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仇恨并和国外
的白色分子保持着各种联系。而总想在一切事情中看出阴谋的不治之瘾，使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认定，此案一定和精心组织的反革命阴谋有牵连，而且其中帝国主义间
谍一定扮演着某种角色。于是，一部描写此阴谋的“剧本”便被这个集体“创作”
出来，并被搬上了“舞台”。为的是让苏联人民、共产国际中心的朋友以及国外的
进步力量引以为鉴。“阴谋分子”的“供认不讳”，使得斯大林的教育剧更具说服
力。1967年，一名当年在公审中的受害者后来曾向苏联检察长递交了一份经过发誓
的书面证词，讲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得到供词而采用的手段：
“有些人是因为得到补偿保证而屈从，而其他一些试图反抗的人在体罚手段下
“变得聪明起来’。……那些人揍他们的脸、脑袋。生殖器，把他们往地上摔，用
脚端，拍他们的脖子，直到头部供不上血才松手；他们被放在传送带上、不让睡觉；
被扔进单身牢房里——被扒去外衣，光着脚、扔进冰冷的牢里或是没有窗户的闷热
不堪的牢里……对于一些胆小的人来说，这种方法再加上相应的威吓就已足够了。”
那些参加了这些公审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对其真实性发生过怀疑。甚至是托洛
茨基分子，尽管他们也遭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迫害，也对“工业党阴谋”的存在
确信不疑。托洛茨基认为，这些“破坏专家”是受雇于国外帝国主义分子和出卖灵
魂的俄国流亡分子的。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地下组织的成员认为，工人们对“破坏
专家”的愤怒是“他们真正的革命热情”的有力证明。“红色无产者”工厂的一个
工人四十年后讲道：“工人们痛斥叛徒罪行的愤怒情绪我将永生不忘”
对工业党一案审判的结果却非常出人意料。在掌声和观众们的欢呼声中，法官
对五人做了死刑判决。两天后又宣布将死刑改为十年监禁。而后有几人还被秘密宣
告无罪释放。情况发生这样的变化，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尽管新一代技术人员已
在培养中，但在“一五”期间，国家的迅速发展显出苏联经济对“资产阶级专家”
的明显的依赖性。在1931年初举行的工业部门领导人会议上，在工业党一案的诉讼
时期曾主持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作了发言，他强调了“慎
重对待那些诚实劳动的专家”的必要性。春天，委员会对一系列提出上诉的被流放
和被监禁的工程师的案子重新进行了审理。斯大林也在1931年6 月假惺惺地宣称：
“我们总是将‘对专家们的非难’视为、而且继续视为不良和有害的现象。”斯大
林号召“要最大程度地慎重对待那些毅然转向工人阶级一边、从旧学校出来的专家、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很少在报纸上发表讲话的缅任斯基也在《真理报》的文章中
指出斯大林之辞的英明。他强调说，捷尔任斯基就经常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之所能，
来“保护专家们不受各类迫害。”
虽然对“专家们的非难”有所缓和，但并未由此结束“间谍恐怖症”。斯大林
和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员继续认为，叛徒和国外敌人的反革命阴谋是暗中破
坏苏联经济这一长期计划的一部分。1933年3 月，维克斯地铁公司中有六名在俄罗
斯帮助搞工业建设的英国电气工程师，同一大批被指责怠工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破坏
分子一起遭到逮捕。的确，因工作关系，这些英国工程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