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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古代的耶路撒冷就是庞培，犹太人纯粹是意大利人的后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切能不能接受？我不打算接受，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莫洛佐夫是骗子手或无赖。可以说，莫洛佐夫收集了象勃朗峰那么高的一大难事实，但可以拿出象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一大堆事实来反驳他。就我对达尔文主义所抱的深刻信念和所持的态度而言，也完全可能说出诸如此类的话来。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者确实收集了象勃朗峰那么高的一大堆同他们观点一致的事实，但我博览群书之后，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有着象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一大堆事实同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不相协调一致，而且这座山还在不断增高……”
紧接着他又写道：
“……人们可能说，达尔文主义毕竟得出了理智的结论，而莫洛佐夫得出的是愚蠢的结论……然而并非莫洛佐夫所有的著作都导致荒谬的结论。化学家们高度评价了莫洛佐夫的《物质结构的周期表》一书。他在这部著作中，预感到了零点群、同位素和其它一些东西。他无疑是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但他一生的特殊情况，只允许他发展天赋中一个方面—一非凡的想象力，而按我看，他的批判思维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怎么办？接受还是拒绝莫洛佐夫的观点？我认为两者都不足取，应当采取第三种办法；利用它作为建立批判性的认识论的资料……可以批判奇热夫斯基，研究他的结论，并指出这些结论毫无价值……这就说明了奇热夫斯基的观点是错误的（如同莫洛佐夫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样），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有权利称他为骗子手。我还认为您否定奇热夫斯基是出自一般的、我们通常称之为‘方法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完全是您的反对者。精密科学的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信仰‘占星术影响’，也就是天体对地面现象发生作用的观点的人（包括哥白尼、凯普勒和牛顿）同完全否定这种观点的人（其中最杰出的是伽俐略）之间的斗争史。古典星相家们认为可以用简单的办法来决定个别人的命运，这他们是错了；他们的反对者们则咬牙切齿地忍痛接受了万有引力的占星术原则，但极力‘不让’它继续发展。最近几年，‘占星术原则’似乎在进攻，提出磁暴，太阳光轮同传染病很可能有关联。但传染病是由细菌引起的呀！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让我们来回想一下佩坦科费尔同科赫的争论：为了推翻科赫的假设，佩坦科费尔喝了一试管的霍乱杆菌，结果竟然平安无事。是否佩坦科费尔因此就把科赫的假设给推翻了？……”
他耐心地、以各种事实和例子来不断提高学术道德的水准。人们有时听从他，有时同他争论，有时生他的气，但人们需要的恰恰是他在道德方面的严格要求。此外，我还有这么一种感觉，人们需要有人去批评指责他们。
柳比歇夫利用每次机会去寻求真心诚意和摆事实讲道理的论争，他要求双方都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他属于那么一种罕见的人，当人们同这种人争论时，感到很愉快。当他开始同强有力的对手争论时，他力求理解透彻对方正确的一面。
“真正的科学家和真理的探索者，从来没有绝对的信念（这里说的是有争论的那些知识领域），他总是不断用新的论据来试图取得对方的同意，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觉得在对方面前有什么值得自傲的优越性，也不是出自虚荣心，而首先是为了检验自己的信念。因而一直到他确信自己确已理解了对方全部的论据，确信对方并非基于极为客观的材料，而是由于这种或那种偏见而持这些观点，因而，进一步的争论已属无益，直到这个时洗他才停止争论……笔者只有在能用与对方相同程度的说服力来陈述对方意见，并能补充自己的意见来说明对方偏见的根源时，才能停止剧烈的争论。”
这些论争的守则，就其严格程度而言，就其一丝不苟的精神而言，几乎可以同决斗的规则相媲美。
如果今后有朝一日要从柳比歇夫的各种著作和信和中输出有关伦理道德的语录，那就可以汇集成一部道德、生活和行为的守则大全。——不能说这是一套完整的道德伦理学说，但至少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纲领。独特而准确。“正派人”的概念不大能使柳比歇夫感到满足，仅就这一点来说，柳比歇夫的道德纲领就够独特的了。在他眼里，“正派人”就是那些智力和道德水准相当于“集体水准”的人。他的要求不同——他要求真正的道德，也就是说，要求一个人能独立地进行自我修养以提高道德水准，要求一个人不是把道德看成是墨守成规，而是一种克制和自我修养的过程。他明白，这样的人永远是很少的，但其人数总是能保证人类在道德方面的进步。
对他来说，克里缅基·阿尔卡基耶维奇·季米里亚泽夫是科学家的典范。为什么他选中了季米里亚泽夫呢？这完全不是由于柳比歇夫羡慕他学术方面的某些成就和他研究考察的能力，不是的，首先是由于季米里亚泽夫的道德品质。他倒并没有专门去研究回忆录之类的资料，他私人也并不认识季米里亚泽夫。他只能在阅读季米里亚泽夫著作的过程中判断这个人。在季米里亚泽夫的学术著作中到底有哪些精神品质吸引了柳比歇夫？（1）忠于纯科学事业；（2）意识到一个科学家对人民和对社会的社会职责。
很多人认为这两种品质不能兼备。
“……一些科学家取了第一部分，于是躲进了象牙塔中，并认为他们有权忽视时代的要求，同时，这些科学家们总是把真正纯理论的科学同微不足道的探求，同毫无用处的科学混淆在一起。另一些科学家表示（往往只在口头上）自己打算为人民和社会服务，准备仅仅从事实践，实际上，他们既不促使纯科学向前发展，也不推动实践活动。季米里亚泽夫在其名副其实的代表作《路易·巴斯德》一书中，给这些科学界的投机分子们一个出色的回击。
“这部卓越的传记还向我们揭示了季米里亚泽夫个性中另一个杰出的方面：他不把科学家的学术成就同世界观混为一谈。谁都知道，巴斯德是笃信宗教的天主教徒，而季米里亚泽夫则是一个有战斗精神的无神论者，但在一场论战中，某些唯物论者单凭感情，站到了巴斯德的对立面一方去，季米里亚泽夫却坚决地站到了巴斯德一边。”
在他崇敬的每一个科学家——卡尔·冯·伯尔、法布尔、哥白尼——身上，他总是把道德因素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都不是笼统、抽象的道德，而总是某些具体的道德品质，某些实在的和积极的心灵特征，激起柳比歇夫无限的钦佩。
他一贯利用可能的机会给自己的朋友们——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贝克列米舍夫和亚历山大·加夫利洛维奇·古尔维奇——以应有的赞扬，这是颇令人感动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莫汉达斯·甘地也使他肃然起敬。
在他紧张的精神生活中，他崇敬的英雄们、他喜爱的人儿、他的表率都不断在变换。仔细去考察这种变化，该是很有意思的事。对于柳比歇夫，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他已“成为”怎样一个人。他永远正在“逐步成为”怎样一个人。他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变化，他总是重新考虑，不断提高对自己和对自己理想的要求。
时间统计法帮助了他，或者是迫使他……
第十五章 本章最好题为“考验”
不一定把他当成一个如何如何的利他主义者。他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在书信上，但书信也替他节约了时间。精装成册的书信副本同他的读书札记并排摆在书架上——柳比歇夫经常从中攻得自己著作的题目。有时，几乎把整封书馆都搬进了著作中。时间统计法帮助他利用几十年来积攒的全部浩瀚的材料。
在时间统计法的作用之下，尽管周围有一些事件发生，他的生活仍能保持对科学家非常必要和非常有益的平稳性。时间统计法有节奏地，以拍节器那种无休止的方式，滴滴答答地计算着一年年，一月月，不让人忘记时间在飞逝。
时间统计法为他创造了高度理智和健康的生活。它，他的时间统计法，使他如此繁忙，以致他很容易忽视很多日常饮食起居方面的不利条件。它使他轻松地、宽宏大度地去忍受人们所做的一些蠢事以及公务中的例行公事和杂乱无章，而不去同人怄气。因此他心神安宁、神经健全。
他需要的东西极有限：有一个放书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宁静安说的工作环境就够了。当然，宁静安谧这一个要求不算低。在我们的时代，宁静安谧是奇货。不过柳比歇夫需要的宁静安谧是最简朴的一种——只要寂静和摆脱紧张任务就是了。他从不去追求宽敞的住宅、别墅、汽车、名画和富丽堂皇的家具——也就是某些人梦寐以求的排场和惬意的生活，正是这些东西村成他们心目中的宁静安谧的概念。
他经常有机会获得这些舒适的条件，倒也不必特别费什么劲。譬如说，也不必作什么让步。不时，有一些较高的学术方面的职务空缺。很可能，微微使点劲，他就可以晋升。……但他不要这些东西。超过最低必需品限度的东西，他都不要。倒不是他故作清高，他就是不需要很多大家公认为必需的东西。他在学术界的一些同行们拥有豪华的住宅、成套的陈设、精致的装饰品，甚至他们那里的每一个门把手都呕尽了人们的心血。他要看到这一切，就肯定会惊讶地重复某位哲学家的一句话：“竟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呀！”
这就是自由。他无拘无束。但他周围的人，他的亲人们却由于他这种自由而感到苦恼。他周围的人是普通人，他们不能满足于他认为已经足够了的那点子物质条件。他经常没有空暇，他象童话中那个老在那儿磨呀、磨呀，不断磨出盐来的小石磨……没完没了地工作，这使他们很痛苦。
人们把他当作怪物。他也不拒绝这一称呼。苏格拉底也曾被人当作怪物，顺便说说，这完全符合苏格拉底性格的本质。柳比歇夫懂得，一旦独树一帜，就不可能很快得到人们的理解。无怪乎奥斯卡·王尔德说过：“当人们马上同意我的意见时，我就觉得我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柳比歇夫不久前因其新奇而加以捍卫的真相，第二天已成为平凡无奇的了。科学的真相必须不断更新。对他来说，科学是以怀疑始，以深信不疑终。哲学同样也是如此。
他的生活并不能算是禁欲主义的。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他从事体育锻炼。他游泳、散步。他很想买一架新的打字机。他的需求是最一般的：称之为家的那个地方，看起来朴素无华。只有亲友们知道，在这种简朴后面，多少机会——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工作的机会——被错过了。
他意识到，这种种是为得到自由，为能够保持独立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糟糕的是，除了他本人，他最亲近的人和心爱的人，也不得不同他一起支付这一代价。
此外，还有一些方面要他付出代价。他的时间统计法虽然蕴藏着巨大的潜在效率，但产量不高，也就是著作出版得并不多……
每次，他都需要作出抉择。要么，迎合科学杂志、编辑部的要求：写得不致引起抗议，不去招意别人，不去否定那些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他尊重自己的对手，他并不想惹是生非，他只想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迁就迎合。如果要引起辩论，他就得采取一定的策略。反对大多数生物学家拥护的学说，一个人对付大量被公认为泰斗的人物，就要求耐心和明智的步骤。在某些地方退让，在某些地方给予应有的回击。……这里倒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要知道他不仅提出一个新的公式，他还需要进行驳斥和否定，所以他应当善于说取别人接受他的见解。
要么，不管别人，我行我素地发挥自己进化论的观点。也不同对方争执，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更不去考虑自己的想法能否取胜，只考虑如何去论证自己的想法。始终不渝地忠于自己选择的时间统计法，也就是遵循预定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做。写作时，就好象没有什么人的激情和自尊心，根本不去注意这个院士关于罗·费歇是怎么说的，那个院土又为什么获得了奖金……
他终于选择了后一种方案。这个方案决非没有一点问题的，因此他在出版方面遭到了种种刁难。有时甚至很多年默默无闻。
大家忘记了他。有人打折：他现在哪儿？还活着吗？……“是呀，就是那个当初看起来挺有前途的柳比歇夫到哪儿去啦？”——“似乎在一个什么小地方执教。”潦倒外省的教授不在少数：他们有一个时候做了点事，后来就毫无作为地消失了，有时在谁也不看的地方刊物和论文集上发表些文章。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站住脚跟的……
不能认为这种情况毫不使他感到痛苦。蛰居外省，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是一件危险而毫无指望的事。当代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昨天的明星，今天已难于回想起来了。这不同于文学。文学家可以不同别人竞争，慢慢地写，还可以写好了，束之高阁，备而不用。固然在科学领域中也可以这么做，然而非常危险——一切很快就过时了。在十七世纪凯普勒可以安慰自己说；“……我写书是为了给人读的，现在读还是将来读，不都一样吗？它可以等上几百年，要知道，连上帝也等了六千年才等到了理解他工作意义的人。”
把写出来的东西束之高阁是不愉快的。实际上在每次开始写作时，他都苦于抉择。似乎一切都已决定了，但魔鬼～再来诱惑他。这些魔鬼都很聪明，都是合乎时代要求的。他们并不用裸体的荡妇来引诱他，不在他面前咕嘟咕嘟地斟酒，哗啦哗啦地拨弄金币。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同什么人打交道。长长的、油墨未干的书页校样簌簌作响，散发出好闻的油墨香味，精装书光滑的书脊闪闪发光，上面压出作者金光灿灿的姓名。书页轻声说道：“你本来可以做到的，你本来……”不是为了荣誉，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事业的利益。
而每一次成功都能巩固地位、声望，这些反过来又使他成为编委会、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通讯院士，这些又使他能更自由地出版著作，宣传自己的生物学思想，并支持自己年轻的拥护者。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再也不能这样无所作为下去了……在我们的时代，难道还在私人书信中宣扬科学的真相吗？这是中世纪干的事！难道他真的期望后代对他的手稿发生兴趣，指望时间不把他的著作贬得一钱不值？……
古代的人用祈祷来驱逐魔鬼。柳比歇夫紧紧捷住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不放，时间统计法起着划十字的作用。他的时间统计法能使人发现属于未来的那一点点材料。这样，他过去发表在外省刊物上的旧作总算没有落到无声无臭的下场。它们越来越经常地被人引用，终于有那么一天，在国外转载了，各地开始源源不绝地来索取单行本。大量的需求使他引以为荣。另一篇论文又是这样。这就是指标。
人们突然发觉，这位高傲的人，这个苦行僧和利他主义者，原来也是有正常的功名心的。他不是爱好虚荣，而是有功名心。这两者是迥然不同的。赫罗洛斯特拉特爱好虚荣，凯普勒有功名心。再说，柳比歇夫发现赫罗洛斯特拉特还不算是沽名钓誉者中最为突出的例子：
“……为了自己的‘成就’（他烧掉了神庙，终于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