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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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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溥仪、溥杰等人究竟应该属于哪一种人呢?
说他们是战犯。因为他们在伪满洲国时代,在东三省,曾全心全意地为日本军国主义集体贯彻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并以满洲国为基地,为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创造有利条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刑事责任。因此,称他们为战犯,也无不可。但是,他们毕竟还不是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策划人、主要负责人。
说他们是战俘。因为他们是和关东军头头一起俘虏的。事实上,溥仪等人也真的是铁了心地要跟着日本人走,铁了心地要把儿皇帝这个宝,死死地押在日本人身上,把自己和日本关东军牢牢地“捆”在一起,并死心塌地地效忠日本、效忠日本关东军。如果就此说他是个战俘,也太便宜他了,似有不妥。况且溥仪等人毕竟不是第一线上的战斗员,不是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的敌人,因此,说他们是战俘,也似乎有点不足。
然而,这位狂妄无知的溥仪为了摆脱侵略战争的刑事责任,就连战俘这个身份,也还有些不大愿意。
孰不知,把溥仪等人列为战俘,并无大碍,因为这样,他们可以享受战俘待遇。
究竟溥仪应属哪一类?必须先弄清溥仪是怎么当上伪满皇帝的?又怎么被苏联俘虏走的?根据有关专家当时提供的资料和溥杰事后亲自和我谈的情况,略做如下交待。
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打入北平,把紫禁城包围起来,大门一关,不准任何人出入。门外军警森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把溥仪死死地困在金銮殿里。
往日溥仪在金銮殿里,靠众臣辅佐支撑,而今只剩下了孤家寡人一个,他有些六神无主。正当溥仪慌神的时候,冯玉祥派人给他送来一个文告,要修正清室的优越条件,要溥仪签字,内称:一、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二、民国政府减少补助清室的费用;三、限三小时内,溥仪迁出皇宫,自由选择住处。
溥仪对此通牒式的条件,敢怒不敢言,无法抗拒,只能乖乖地服从。
其实溥仪对这类事也无所谓,他也不是第一次被人撵下台。俗话说,大丈夫能上能下,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于是,他拿起笔来,在文告上签了字,同意照办,先闯过这一关再说。但他毕竟不是一个老练的政客,能屈能伸的本事还不到家。在这突如其来的大势已去的变革中,身边又没有谋士帮忙,他有些不知所措,有些悲观和沮丧。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5)



下一步该怎么办,溥仪一点主意也没有。
在限定时间到达时,溥仪只好走出金銮殿,先到北府去找他爹。
溥仪在北府坐立不安,北府和金銮殿不同,他不仅失去了自由,安全也无保障。怎么办?他想到,要从外国势力中,寻找出路。他首先想到的是日本。
溥仪手下原有两个较亲近的大臣,一个是曾任大清王朝驻日本神户的总领事郑孝胥,此人和日本关系十分密切;一个是长期在日本混过的罗振玉,他也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郑孝胥本是大清王朝老臣陈宝琛的同乡,他在清朝除做过驻日本神户的总领事,还做过一任广西边务督办。此人才干出众,能力较强,深受朝野重视。他曾多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到民国政府当官,却继续追随溥仪。因此,溥仪把郑孝胥看成是一位难得的忠臣。对郑的一些亲日的进言,溥仪均较赏识。
罗振玉是古玩商出身,他通过售卖古玩文物和日本拉上了关系。那些年,日本上层、皇室、皇族以及商界,对中国古物很感兴趣。有的日本人是为了研究文物,有的是为了收藏,也有的是为了倒买倒卖,从中取利。他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历史文物。罗看准日本上层对古文物的青睐,便以中国古文物学术权威的身份,在日本结交了很多朝野名流。在一段时期里,他已成为在日本政界和商界能够说上话,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人物。所以罗对溥仪出过一些向日本靠拢的建议,也颇得溥仪的重视。
郑孝胥和罗振玉两个人都会投其所好,愿帮助溥仪寻找出路。换句话说,他们二人都可以别有用心地帮助溥仪,借用日本势力,达到个人的目的。
郑孝胥告诉溥仪,为了寻找出路,他想把溥仪接到“东交民巷”日本兵营去。郑说,他已和“东交民巷”的日本竹本多吉大佐商定,由竹本的副官中常秋大尉,穿上便衣,带一名医生,以送溥仪看病为由,将溥仪送出北府,接到日本兵营。这个办法,溥仪很感兴趣,有些动心。但由于多位王爷反对,而没成行。
第二天,奉命去天津求援的罗振玉来到了北府,他告诉溥仪,他在天津找到了日本驻军司令部。日本方面说,北京竹本大佐会派骑兵在北府附近巡逻,如果发现国民军对北府有什么异常举动,北平日本兵营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
罗振玉带来的这一消息,使溥仪深受感动,使溥仪进一步证实到日本人才真的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这时,溥仪利用段祺瑞联合奉军反冯玉祥的混乱形势,向驻华使团发出求援呼吁;又请日本公使办的《顺天时报》发表对他的采访谈话。该报是奉命办事,也乐得借机拉溥仪一把,在报上,连续写文章表示对“皇室”的“同情”,大骂国民军。对此,溥仪很为得意,认为日本才是他可信赖的一方而确信无误。
在“北府”解除门禁时,溥仪决心搬出“北府”,找一个能够得到庇护的地方。
溥仪选择日本驻华公使馆,作为他的庇护所。
溥仪主动上门,找靠山,以待东山再起,日本驻华公使求之不得。这对日本侵略扩张集团来说,正中下怀。因而日本公使便千方百计地把溥仪牢牢地抓在手里,使溥仪死心塌地靠拢日本,以便日后有用。为此,日本驻华公使芬泽为溥仪的进馆和食宿,提供了一切方便,并热情予以招待。
在溥仪进入日本公使馆后,日本公使馆经日本人的精心策划和安排,很快就变成了大清皇帝的行宫。
溥仪也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在日本公使馆过起了大清皇上的旧日子。
最有趣的事例就是溥仪在日本公使馆做寿。这年正逢溥仪20寿辰,日本公使为溥仪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
在日本公使的策划下,这一祝寿活动搞得十分隆重,别具一格。
贺寿活动安排在日本公使馆礼堂举行。
日本使馆礼堂,按故宫内的格局布置一新。地板上铺有豪华的黄地毯;在溥仪坐的太师椅上铺有黄缎子;椅子后面的玻璃屏风贴上黄纸;佣人们一律戴上清朝的红缨大帽。生日这天的贺寿活动,在礼仪上和清朝皇宫的做法没有什么差别。从各大城市来的遗老、旧臣、送礼拍马的、借机巴结溥仪、巴结日本人的人物约600余人,都争先恐后地拥到日本公使馆礼堂,都向坐在太师椅上的溥仪三拜九叩,祝贺皇上万寿无疆,气氛异常热烈。
溥仪在仪式中间,还向600人的来宾发表即席讲话,他在这贺寿活动中洋洋得意,足足地又风光了一阵,大过了一番当年当皇帝之瘾。同时,他也进一步体验到,只有日本人仍然把他当成皇帝。
这时,溥仪投靠日本的决心,日益坚定。
还有一件使溥仪感激涕零的事是,他想去日本,而日本对溥仪想出洋东渡的设想,给予了十分满意的答复。
溥仪想出洋东渡日本,具体应该怎么办?他没有主意。正在这时,他的宠臣罗振玉给他出了个主意。为了便于东渡日本,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到天津码头。在天津做好去日本的准备,条件具备后,即可乘船东去。对此,溥仪欣然接受。
罗振玉把溥仪要去日本的设想告诉了日本公使芬泽。芬泽很高兴。这对日本方面说来,正中下怀,芬泽随决定派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便衣警察来京,负责护送溥仪由北平前去天津。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6)



溥仪到达天津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地军官士兵,把溥仪接下了火车。次日,日本人办的《顺天日报》在北平发表日本驻华公使声明,说明前宣统皇帝突然转往天津。这一声明等于将溥仪去天津一事,告知段执政及其外交总长。
溥仪到达天津,更加依赖日本。而日本当局则把溥仪拉得越来越近。
溥仪一到天津,就进入日本租界地,住进有现代化设备的新房子,他越发得意。
尽管溥仪打算借助外力、借助日本复辟的远大计划不变,但他东渡日本之事,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迟迟没有成行。结果,他在天津一住就是七年。
在天津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溥仪的复辟、复仇思想,更加坚定和迫切。
这时期,在溥仪身边能够接近和进言的人,还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两个人就时局问题向溥仪发表的愤慨之言,完全符合溥仪长期以来要复辟、复仇的设想。这两人对溥仪实现复辟设想,起了不小的作用。
溥仪在天津和北京一样,仍然得到日本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溥仪想复辟,日本当局就投其所好,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以全方位的帮助和支持。
日本观察到溥仪很喜欢众人仍然奉称他为皇上,便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机会,让溥仪知道,日本一直没有改变承认宣统皇帝、皇位的存在。
有一天,正当军阀混战的战火就要烧到天津的时候,日本天津驻在军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将特意来到溥仪住地,向溥仪说:“请宣统皇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开进日本租界一步。”溥仪听后,十分得意。一是日本军方仍然称他大清皇帝的尊号。他受宠若惊。自从溥仪被撵出金銮殿,除他的随从外,没有人还把他当成皇帝。而今,日本军方仍然毕恭毕敬地称他皇帝,使他感到日本才是他可信赖的朋友;二是日本军方还提出要保障溥仪的安全。这种表示,使这位早想东渡日本的末代皇帝感恩戴德。
没过几天,日本官方代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请溥仪参观天津日本侨民小学。这一活动是日本总领事精心策划的。溥仪求之不得,对此邀请欣然接受。
这一活动本是一次很普通的活动,然而,日本人却别有用心,目的是投其所好,进一步软化溥仪。
在溥仪去小学的往返路上,日本小学生手持彩色纸旗,夹道欢呼“溥仪皇帝万岁!”,这一场面使这位脆弱无能的末代皇帝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天津这些年,每逢节日或溥仪的寿辰,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官及其将佐们都要到溥仪住地来拜贺。每逢日本“天长节”,日本驻津要员都要请溥仪去参观阅兵典礼。
又有一次,溥仪到白河边上去游逛,偶然他看到在河中间停留一艘日本兵舰。当他们在眺望兵舰在河中的美景时,该兵舰的舰长突然乘小船靠近河岸,并匆匆忙忙地走到溥仪面前。恭恭敬敬地对溥仪说,很荣幸看到皇帝陛下在欣赏日本军舰在河中的美景,我特意前来邀请皇帝陛下到军舰上参观。
溥仪欣然接受,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和日本军方进一步接触的好机会。
当溥仪走到军舰上的时候,日本海军将校等高级军官列队在军舰上,以接待国家元首的规格,向溥仪皇帝高声致敬。
溥仪也就俨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在日本军舰上检阅仪仗队,十分风光。
当溥仪回到住地不多时,这位日本舰长率领一些日本军官前来回访,以表示对溥仪皇帝的尊敬。就这件事,溥仪曾嘟嘟囔囔地对身边人说:“从这件事上看,我觉得日本人是从心眼里尊敬我的。”
在天津这几年,溥仪在生活上很自在,在“政治上”很得意。首先是,他的生活条件比紫禁城的养心殿要优越得多;其次是,在日本租界地内,从官方到民间都仍然尊称溥仪为宣统皇帝,使他既风光又得意;再其次是,在国内形势稍为有些缓和的情况下,几个亲日的近臣郑孝胥等人就复辟大计,进言不少,都很合乎溥仪的心意。于是,溥仪一天比一天相信日本将是他复辟的第一外援力量,一天比一天认为,靠日复辟大计,应当立即提上具体日程。
不久,溥仪为复辟大计,在天津通过日本大军阀大仓喜八郎,将胞弟溥杰派往日本去学军事。
接着,溥仪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投靠日本当日本傀儡皇帝的道路,走上了支持日本侵略扩张的犯罪道路。
1931年,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已向溥仪打了招呼。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溥杰从日本回国休假,给溥仪带来了日本军方吉冈安宜的一个口信,告称:“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宣统皇帝不是没有希望的。”
不仅如此,在溥杰回国前,日本贵族水野胜邦子爵向溥杰打招呼说,他将要去中国拜会一下溥仪,并向他当面送上一把扇子。
溥杰回国后不久,水野胜邦来访溥仪,送来一把扇子。扇子上面,写着一联诗句:
“天莫空勾践,
时非无范蠡”。
溥杰回国带来口头和书面的两条信息,实际上是日本侵略扩张当局给溥仪送来的一个暗示,要溥仪知道:日本要动手了。溥仪的希望来了!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7)



溥仪和日本一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会面勾结,就溥仪去东北三省建立日本傀儡国家一事,达成了共识。
9月的一天,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把溥仪弄到日本兵营。溥仪到达日本兵营,首先见到的是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大佐,在一旁陪坐的有溥仪的旧臣罗振玉。坐定后,罗交给溥仪一封信。
这封信是溥仪远支宗室的后代、东北保安副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写给溥仪的。
张作相还兼任吉林省的省主席,张因回家奔丧,不在吉林。熙则利用这个大抓实权的机会,以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下令开城,迎接日本侵略军,成了东北日本傀儡国家的开国元勋之一。
熙在给溥仪的信中说:他等待了20年的机会,今天终于等到了。请溥仪勿失时机,立即回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占据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溥仪一到沈阳,吉林立即宣布复辟。
11月的一天,日本侵华军头目土肥原贤二到达天津,溥仪连夜会见了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是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五名重大战犯之一。人称,土肥原贤二是个靠侵华起家的日本军人,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到哪里。
土肥原贤二见到溥仪,就对溥仪说,日本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快去爱新觉罗祖先的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溥仪将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最后,土肥原贤二还强调,将在满洲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帝国。这个帝国将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
溥仪听得入神,他认为,这正是一个复辟的好机会,机不可失,应抓紧北上。于是,溥仪就连夜偷偷地乘上了日本人的轮船,离开了天津。
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乘船先到营口,后又连夜转往旅顺。
溥仪在旅顺等了三个月。在这期间,许多清朝遗老、皇亲国戚,以及一些官迷心窍的政客们,当获悉溥仪要复辟、要复皇位,都争先恐后地前来拜会溥仪,并施尽全身解数,向溥仪献殷勤、送重礼,以期望在朝廷里能买上个一官半职的。溥仪也不负众望,对买官、跑官者来者不拒,谁出大价钱,谁就做大官,只要肯出高价,人人都有官做。
这些会当官、会运动做官的人,都有所获,他们后来都成为伪满洲国的大小新贵。例如几个头面人物: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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