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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她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发出来，除了扑打棺盖发出的响声之外，实际上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的声带已经撕裂了，只能用喉管的急促颤动，通过棺盖向儿子传达自己的呼喊。
他在听——石玉兰一点儿也不怀疑，儿子听见了她说的话。他要开口抱怨她该多好啊。她继续呼喊着。她呼喊得很疾促：“跟我说话，绍平，跟妈说一句话……我知道你累了，你想睡觉……只说一句吧，妈听着哩，绍平，你说……你说一句话，妈想听你说一句话呀！”
老狼在离她十几米远的地方，静静地蹲立着，忘记了嚎叫。
当她意识到自己想同儿子讲话的渴望永远不可能实现，当她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摸到儿子的时候，突然笑了起来。这是无声的大笑。她甚至笑出了眼泪。她抛弃了生的欲望。她怀着一种恶意，一种快感，使劲儿地哭，发狂地笑。她仿佛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峡谷：那里盛满了悲哀，她便让自己在那里沉降。她的肉体的每一部分都麻木了，消失了，散飞了，灵魂却好像还原成了一种可见可感的东西，她就是藉着它在这里哭自己的儿子的。
当她觉得可以离开儿子的时候，她离开了，连头都没有回。她本想站起来走开，可是她站不起来，灵魂已经丧失支撑肉体的能力了。这时候，她才发现灵魂是疲软的，它是那样疲软。
她往前爬。她不断地把意识称之为手的东西送到前面去，然后用上半身给它以重量，使它同大地构成一个支点。这个支点一开始是向后倾斜的，渐渐的，它就向前倾斜了，直到超过限度，重心偏移，她的脸才会突然重重地落下来，碰在地面上。她再一次开始。她浑身发热。她觉得灵魂也开始燥热了。她甚至听到呼呼的燃烧的声音。快了，一切都要烧尽了。
忽然，她觉得有些婉惜——要是白天多好，可以再回过头看一看马家崾岘。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不能再向乡亲们说点儿什么了。其实，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她在自己的一生中，把要说的都给人说过了——当然，不是用语言。那么，还说什么呢？
她还在爬。一簇马兰花从她脸上滑过去了，她感觉到了，她是多么惊喜呀。对的，这条路上有马兰花，前两天她还见过，她还惊异它为什么这么早就开花了呢。她一定还可以碰到它。她企图在爬行中用双手去触摸，但是，手已经失去知觉了。它与绵绵无垠的空间相接连，已经寻找不到鲜明的界限了。她只好用嘴，用鼻子去寻找下一簇马兰花。哦！找到了！两朵？三朵？还是四朵？她把脸贴近它。她闻到了它的清香，感觉到了它的沁凉……马兰花离地只两三寸高，在它的清香中还混杂着强烈的泥土的味道。这是多么使人沉醉的清香啊！做女子时，她爱花，爱马兰花，在靖州那个深宅大院里，她还专门在砖缝间保护起这样一簇花儿呢。人生好快哟！
她的手继续一下接一下地往前伸……忽然，双手悬空了，没有任何可以依傍的东西了，向下垂落了。她睁开眼睛看。前面是一片迷迷茫茫的夜色，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她闻到了黄河的气味，听到了黄河的涛声。她笑了。
最后的一点气力，使她勉强做出了最后一次驱动。她的上半身缓慢地向前移动着。她的头也和手一样垂落下去了。她感到虚空正在从下面，从黄河峡谷谷底，从宽阔的河面涌上来，一团一团地包裹了她。她慢慢把胳膊收回来，在身子下面的崖壁上寻找到支点，只要再稍微用一点儿力气，就可以脱离开托负着她的土地了。她想最后呼喊一声绍平，呼喊一声自己的儿子。她觉得这一声呼喊他是一定可以听到的，因为她就要去找他了。就如同站在院门外面呼喊他一样，他怎么会听不到呢？
她用全部残存的生命呼喊着：“绍——平——”
可是，她自己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没有绍平应答的声音，连她自己的声音也没有……黄河的涛声一下子在整个宇宙间轰响起来……在这巨大的轰鸣中，是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声音存在的。
她跌落下去了。
黄河轻柔地把她搂进了自己的怀抱，它希望她安安静静地在这里睡个好觉。
老狼一直尾随着她，站在她落下去的地方，站在高高的崖畔上，往深邃无比的黄河峡谷看了一会儿，然后回转身走了，走回到苍茫的夜色中去了。
第十七章 活着
52。时间之箭（1）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三日（农历一九七七年七月三十）那次崤阳之行，有两件事情给我造成冲击，一个是吴克勤的命运，一个是吴克勤给我讲述的关于母亲的故事。事实上，前者对我的冲击比后者更为强烈，所以，尽管我被关于母亲的故事深深打动，尽管我庄严地对吴克勤承诺说一定替他把那个故事写出来，但是，在随后的岁月里我并没有马上写出那个故事，而是先写出了长篇小说《原野上的路，路上的人》。这本书一九八七年出版。
《原野上的路，路上的人》以吴克勤的生活经历为线索，描写了主人公在巨大的社会转折中的生活境遇和心灵历程。
这部小说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知识青年这个层面的读者。我曾经收到两封和吴克勤有类似经历的读者写来的信件，直截了当说到他们的苦恼——在深刻认识时代和自己的位置的问题上，我觉得这两位读者比吴克勤要聪明和深刻，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个已经离开了农村，另一个也正在争取调回他出生的那座城市。尽管这样，他们在早已经被人忘记了的小山村里也已经生活了将近二十个年头。他们已经不能被称之为“知识青年”了，他们正在步入中年。
我为他们最终的选择感到高兴——尽管我也深深理解他们做这种选择面临的艰难。那的确非常艰难，我在《原野上的路，路上的人》中具体地描写了那种艰难。或许正是我的这种描写引起了他们内心的共鸣，他们认为我是深刻了解现实世界和他们的灵魂的作家。
这是我公开出版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读者一定能够想见，在读者这样的鼓励面前，我会多么高兴和欣慰。这本小说是我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
加油站，通过它，我获得了继续前行的动力。
按道理我首先应当把这部作品寄给吴克勤，严格一点儿讲，没有他就没有这部作品，甚至可以说，是他用自己的人生首先书写了这部小说，我做的不过是复述。但是，考虑再三，我最终还是没有把书寄给他。
我的考虑是：我过于近距离地反映了他的生活，小说描写了他不愿意向我诉说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最好不要让他读到它——我不想触动他内心的伤痕，更不想打扰他的生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信息交换还不像现在这样便捷，在我当时工作的K省省会龙翔市和洛泉市崤阳县张家河乡马家崾岘村之间，进行联系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局进行邮件传递。
鉴于马家崾岘极为偏远和基本上与当代文化相隔绝，我相信，如果我不直接将小说寄给吴克勤，他肯定无法看到，他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一个人把他写进了小说。
别的人，包括我们那些中学同学也不会告诉他——大家都在忙着，你能想象在美国曼哈顿料理跨国公司生意的富商、北京城里为生计愁眉不展的下岗工人、日理万机的副省长、忙于与当地政府负责人一道遮掩发生
矿难的黑心矿主，知道这个世界上出版了一本描写知识青年题材的小说吗？你能想象这些人中的某一个人会写信给黄河岸边一个叫吴克勤的人，说“有一部小说写到了你”吗？
你当然可以说这些人都是从一所中学走出去的同学，但是，岁月的河流，人生的不同轨迹，早就把“同学”这两个字销蚀得斑斑驳驳，它早就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类”的任何信息了。
所以，我坚信吴克勤没有读到我的小说，我也坚信吴克勤并不知道这个世界曾经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同样满怀豪情奔赴革命圣地洛泉插队的知识青年，有的在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重新得到权力以后被调回北京，进入国家权力部门工作，不久成为处长，不久成为副厅长，不久成为厅长，不久成为某公司总裁；有的花尽所有积蓄千方百计调回北京，不久却被裁员下岗，被强制拆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其间的老城区，成为远郊住宅小区条椅上孤独地享受阳光的老人；有的在农村干活过于努力，因为腰肌劳损而佝偻；有的则由于胆大妄为而成为大款；有的由于常年过不正常生活得了恶疾，过早离开了人世；有的非法贩卖盗版光盘，由于逃避城管人员的管理被汽车撞死在马路上……
就像“同学”的概念失去了本身意义那样，现在谁还使用“知识青年”这个概念呢？这个概念又能覆盖哪些人群呢？经常还会有人召集搞同学聚会之类的事情，在这类聚会上，这些人究竟能够找到多少共同语言？不要说境遇不同的人，即使是境遇相同——比如同样的大福大贵，同样的当了高官，同样的赤贫如洗，同样的无权无势——坐在一起又能够说什么呢？你能述说近乎于黑道的甚至连带几条人命的原始积累过程吗？你能述说为了得到某种权力进行巨额贿赂的事实吗？你能向另一个几乎活不下去的人哭诉你的艰难吗？你不能。
吴克勤说得对：每一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开头，但是后面的叙述却大相径庭，你找不到任何内容上的交叉。在人的广泛社会联系中，在人的丰富的精神活动中，“同学”关系显得多么纤细和些小，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吴克勤肯定不知道鲁平的故事。
鲁平是我和吴克勤的同班同学，也在洛北插队，距离我插队的村子三十华里。就在所有插队知青按照时代和良心的要求在田地里和贫下中农一道艰苦劳作着的时候，就在吴克勤这样的先进知识青年相信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改天换地，让贫穷的世界富裕起来的时候，这个从就小不声不响却淘气得没边没沿的家伙，竟然从来没有下地干过活，也很少到知识青年集体灶上吃饭——原来，这个家伙一直在像黄鼠狼一样半夜潜行出去偷老乡的鸡，然后在他独自住的窑洞里炖着吃，没过半年，村子里的鸡基本上就绝迹了。没有一个人怀疑是这个总是阴郁地打量人、甚至连大队党支部书记都怯着几分的人做了这件事情。鲁平做过的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把生产队一只三岁毛驴拉到宿舍，照脖子就是一刀，然后像炖鸡那样在锅里煮。驴肉很难煮，而丢了驴在农村又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队上的社员就全部出动去寻找。那时候群众对于鲁平的人品已经有了怀疑，队长就尝试着到他这里来看一看。果然闻到了肉香！生产队长让几个基干民兵强行突入，那个瘦小的人正坐在锅灶前慢条斯理地撕扯着煮熟的驴肉，看见荷枪实弹的民兵不但不怕，还慢悠悠地说：“先甭急，等我把这块肉吃完了跟你们走。”
这在当时是不小的罪过——驴是生产资料——鲁平就以破坏生产罪被关了半年县大狱。出狱以后，鲁平还到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集市上去过，所有人都像躲避《水浒》里的牛二一样躲避着他，包括他往日的同学。后来，很长时间听不到他的消息，有的说到他缅甸参加缅共打仗去了，有人说他被砸死在了煤矿巷道里……各种极端的消息彼此矛盾冲突，但是在证实这个人的必然结局方面，却都很合乎逻辑。
一九九三年年底，我调动工作回到北京，参加中学同学在一个豪华酒店里的聚会。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鲁平！
此时的鲁平风度翩翩，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光可鉴人，看上去完全不像商人，倒像是一个级别很高的首长。级别很高的首长因为手里掌握巨大权力往往显得很温和，而显得很温和的人又往往是令人生畏的人。所以这个个子不高的男人出现在我们这些已经被证明人生失败或者完全说不上辉煌的人中间的时候，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他的高大和自己的渺小。他用微弱的声音向巴望着他的大家打招呼，所以我并不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地位很高的人往往时间都很宝贵，鲁平不可能长时间停留在我们中间，他像所有大人物在这种场合那样只呆了五分钟，和大家碰了杯，也没喝，就在人们热烘烘的簇拥下离开了酒店。
关于鲁平的议论马上在进食他赏赐的美酒佳肴的时候展开了。所有人都钦佩地认为鲁平是我们三百多名同年级同学中最为成功的人士，语气和目光中那种艳羡和尊崇，绝对真实，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
鲁平目前的公开身份是某
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北京很多有名的楼盘都是他的杰作，经常出现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这个人究竟有多少资产，是一个没有人能够说清的问题。
有意味的是，人们往往更加喜欢谈论一些说不清的问题——在我的印象里，整个同学聚会谈论的都是鲁平的财富。
我听到一个同学——这次聚会的一应开销，都是鲁平让这个人代为料理的——说到他前不久曾经被鲁平邀请到家里做客，这个因为能够接近鲁平而显得很高贵的人尊严地说道：“地点在好像是在温榆河北岸，一幢巨大的独体别墅。我现在只跟你们说他的
客厅。客厅一百五十平方米，摆设了很多据说不是复制品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价格，足够把他所在的整个别墅区买下来。在这个客厅的正中央，鲁平让我看他的‘镇宅之宝’。这是镶嵌在深棕色木质地板上的这么大一块黄金，”我们那个同学站起来，伸开双臂形容黄金的体积。当张着嘴巴的同学对于黄金体积的大小获得一个概念以后，在人们的惊诧之中，那位因为说出了一件罕见事物而显得有些自负的同学重新坐下来，“甭说别的，你们就说这块金子吧——值多少钱？！”
没有人能够算得出值多少钱。
于是那位同学继续描述那次至少在他个人经历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游览中看到的东西。
鲁平是我见过的成功者中最不具备家庭条件支持的人，他的父亲和母亲都不是高官，按说他没有理由获得这样的成功，但是他竟然就成功了，这说明这个时代的确在创造奇迹，不但在创造有权有势的人的奇迹，同时也在创造着鲁平这样的没有形状的人的奇迹。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多事，总要想到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我又在想：一个善良的普通人，能不能得到创造这种奇迹的条件和机遇呢？我还在想：如果我插队的那个地方有十个鲁平这样的人，谷庄驿公社不就变成土匪的天下了吗？还有什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幸亏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如果”，实际情况是——那里只有一个鲁平，其他二百多名知识青年都是一些被时代驱赶着老老实实走自己的人生之旅的人，所以那个地方不但没有变成土匪的天下，它还是一个按照标准模式运转着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里，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在一天接一天的时光延续中，遵循着人的良知，同时也护卫着社会的良知，所以，世界才没有完全变成土匪的天下。
当这些人疲惫到没有力量遵循人的良知，无力再对这个可爱的世界进行看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就是在这次同学聚会上，我听说了一些关于吴克勤的事情。
53。回到初始的地方（1）
八十年代初，实行将近三十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被改变，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