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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角儿”的体面和自尊，赵君玉退养在云南，让唯一的儿子赵鑫宝成为石库门的第二位主人。赵君玉尝够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楚，没有舍得让独子进梨园行。他把鑫宝送进了洋人的学堂，接受正统的教育。赵鑫宝是背靠大树好乘凉，读完了书，家里有的是钱，不用他出来做事养家糊口。再说他和他爹一样，长得甚是儒雅清秀。很快地就有媒婆子上门给说了一门亲，是北京的一家世代大地主、天津大买办家的千金，叫佩君。轮到赵鑫宝当家那会儿，正是
抗日战争期间，虽没有了大靠山，他们在上海的日子也还过得去。他们把石库门的房子租出去，靠收房租和佩君娘家带过来的钱过日子。先租出二楼西厢房，再是左面的东厢房……
等到了上海解放后，他们住的屋子就仅剩底楼了。政策不允许他们再做二房东收房租，房子都归国有了。没有了进项，就要坐吃山空。但是社会稳定了，京剧演员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赵鑫宝在梨园行凭赵君玉这三个字还是有号召力的。于是，自己组成了个民间京剧艺术团，并狠了狠心，让唯一亲生的、十三岁的女儿开始学旦角儿戏了。
按梨园行的要求，六七岁学戏是最佳年龄。他们常挂嘴边儿的话是：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等十六七岁学成后，正好挑大梁，年轻气盛，精力充沛。但是十三岁学戏，已属太晚，很少能成大器的。可是赵鑫宝偏不信邪，按戏班儿里的话说，他“蛮”上了。他就不信祖师爷不赏他女儿这碗儿饭吃。在他看来，女儿聪明伶俐，不像“棒槌”（傻瓜笨蛋的意思），具备学花旦的所有条件：她脸庞秀丽，嗓音甜美，身段娇小玲珑，这典型的赵家门里人的素质，仗着遗传基因到了她身上。最重要的是，她愿意学唱戏。经过五年的刻苦勤奋，十八岁的女儿，争气地挑大梁挂了头牌，跟着爹跑码头赚大钱了。她扮起戏来与爷爷赵君玉像极了；要是她爷爷还健在，能得着点儿他的真传，又或者她再早一点儿学戏，没准儿还真成了赵君玉第二，红遍江南。
由于父女俩长期在外面，上海就留守了佩君及她母亲坐阵看房子。而人民政府开始实行户籍制度，不在本地长住的居民，将不保留空余的房间。赵鑫宝哪里懂得这一套，他只知道，他在石库门里生，就永远是石库门里的主人。等他带着女儿回到上海，石库门就只剩下底楼的三开间东厢房，其余的房间都被人民政府统筹安排，让外来户住了进去。所幸他们凭着出生证，报进了上海的户口，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的事儿了。也是在那时，一阵公私合营的风，吹到了赵鑫宝的私营剧团，全国各地都积极响应，他也不能例外，父女俩把私营剧团“国营”化了，就在他们当时安营扎寨的地方——湖州。
俗话说女大不中留，再怎么宝贝自己的女儿也得把她嫁出去，赵鑫宝不得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他想起新近团里正好来了个从江苏省戏校毕业的文武小生，小伙子看上去老实忠厚，说不定和女儿能结百年之好。上海人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可这次不同，这次是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中意。待字闺中的女儿满二十四岁那年，也就是1960年，由赵鑫宝做主把女儿嫁出阁了。
婚后，小两口子在台下出双入对，在台上也多半恩恩爱爱夫妻相称。第二年的3月，他们便有了爱的结晶，一个在石库门里出生的女孩儿，那个在睡梦里寻魂的灵——小玲。我的降临给石库门的家带来了生气，给姥爷赵鑫宝和姥姥佩君带来了无比的喜悦，给爸妈带来了欢乐。正月里梅花盛开，我的名字里有了梅字，为了纪念赵君玉，便把玉字放在了梅的前边儿，玉梅则成了我的学名。
妈妈在石库门的家喂养了我八个月，舍不得扔下我走，没有办法，姥姥答应陪她去照顾我。八个月大的我，随妈妈来到剧团，全团“208将”逐一把我抱了个遍（他们团里有二百零八个演员，声称梁山好汉208将）。两年里，我被姥姥从石库门的家抱到剧团，再从剧团又抱回石库门。有一回，大概这样的往返间隔稍稍久了一点，妈妈想我想得厉害，她又跑不开，便托剧团的同事给姥姥捎信。姥姥又抱我去剧团了，当妈妈兴高采烈地从姥姥手中将我接过去的时候，我却怎么都不愿意，哭得天摇地动。妈妈没辙了，照准我的屁股“啪啪”两下子，我立刻停止了哭声，乖乖地让妈抱在怀里。姥姥不高兴了，责怪妈妈把我吓着了。不过，打那以后姥姥抱我往剧团去的次数就更频繁了，而我也已到了记事和认人的阶段。我喜爱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等历史文学，这大概与我在娘胎里，以及打小在后台耳濡目染戏台上的历史人物分不开吧。
两年后，我有了一个弟弟。妈妈也在石库门的家里喂养了他八个月。等妈妈再回剧团时，又开始高喊减薪了。妈之前已经从550元减到了250元。那年，不但要减薪，而且还展开了批“三名”、“三高”的运动，来势汹汹。爷爷从北京、上海的同行那里听见了许多名“角儿”遭排挤受迫害的消息。他当机立断，放弃了剧团里的一切，毅然决然地带着爸妈从湖州回到了上海石库门的家。我们全家团圆了，也全体失业了。九口之家（姥爷让妈妈学戏时，领养了被人遗弃的一儿一女），靠了变卖古董、细软、整堂整堂的红木家具后，又靠姥爷投资的西施公司（香港的分公司）股票分红收入，维持了三年坐吃山空的日子。
1966年春，北京开始“破四旧”，抄家，打砸抢，上海也紧跟在后。我们石库门的家已然没有什么“四旧”的东西，除了几套爸妈唱戏的行头和一副水钻头面没舍得卖，被藏了起来。家已然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正应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成语故事。全家的大人这时哪边儿都靠不上，既不在内行揪斗的圈儿里，也没缘“份”卷进外行的政治漩涡中，他们归街道里弄派出所管。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和戏曲也沾点儿边。石库门所属的黄浦区街道里弄那帮婆婆妈妈的干部，上门动员姥爷姥姥和爸妈要响应号召，发挥会唱戏的特长，争取做革命人。为了紧跟形势，姥爷带领我们一家排起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演出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在这出戏里，爸爸演李玉和，妈妈演李铁梅，姥姥演李奶奶，姥爷扮演鸠山，舅舅演日本宪兵队长，姨演隔壁邻居大妈的女儿，而那个卖烟卷儿的小女孩就是我演的。除了叛徒王连举和几个群众演员外，我们全家上阵，将整出的《红灯记》搬上了舞台，一时在黄浦区传为佳话。同时，我们一家在九江路上又出了名。因为普及革命样板戏，使失业的大人都有了工作。石库门俨然成了我们家的避风港。没法避免这场轰轰烈烈运动牵连的是姨和舅，先是姨去了新疆军管的建设兵团，然后是舅舅随了六九届一片红——即“上山下乡”的号召，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农场插队落户了。
姥爷被安排进了一所小学，他像管理剧团那样管理着全校的一切勤杂事务，兢兢业业。小时候我和弟弟经常一下课，就到他工作的学校去玩儿，这多半是我们的零用钱花完了。姥爷在带我们回家的路上，不忘到九江路和云南南路十字路口的南货店，给我们买零食吃。他总是多买一份儿放在身上，开始我很好奇，后来才知道，酷爱孩子的姥爷，凡石库门里的小孩，不管长得多丑，多调皮，多惹事生非，多乖，多听话，多可爱，他都一视同仁，都喜欢，只要看见他们，就会摸出零食给他们吃。孩子们见了他，都亲热地管他叫爷爷。就在全家失业那会儿，以前剧团里的同事们经常的从全国各地来上海，都喜欢在我们石库门的家落落脚，他们前脚进，姥爷就夹起值钱的后脚出，用当了东西的钱照顾客人的吃喝。有的人会说姥爷是败家子，但我不这样看，我特别欣赏姥爷身上的侠气和仗义，就算散尽了家财，也比没有人情味儿的守财奴要强。姥爷虽然在戏曲不算是真正的内行，可对行里的事儿是很清楚的。他借着酒精的力量，对江青控制文艺界迫害艺人的行径，拍桌子、瞪眼睛地骂骂咧咧，姥姥劝都劝不住，他最有力的“武器”是：“我是无产阶级，共产党是推翻剥削阶级的，我不怕。”姥爷晚年总是借酒消愁，逐渐地养成了习惯，喝了点儿酒后，就从后门的弄堂踱到南京路，再拐弯沿着云南南路绕回到九江路石库门的家。他郁闷，他烦心，女儿女婿学了唱戏这行，却没了用武之地；小儿小女又离家那么远，让他日夜地揪心；他认为家是败在了他手里，无法使我们都过上像样的生活。他郁抑成疾，得了心脏病而不自知。我当时太小，不知怎样地宽慰姥爷。不过，我最高兴的是为姥爷跑腿。听见姥爷叫一声：小玲，替姥爷去买包“大前门”；或者半斤黄酒；又或者二两高粱。我会乐得一跳一跳地沿着九江路的上街沿，直奔小烟纸店和酒店而去。当我懂得“借酒浇愁愁更愁”的含义时已经太迟，姥爷早已离我们而去。
姥爷毕竟受过西洋教育，当爸爸在建工局底下的基础公司做了一名临时工，妈妈也上班后，他让爸妈过他们自己的小日子了。爸爸会唱京剧，在建工局排演的《智取威虎山》里扮演杨子荣，从而被转为正式工，分派在采购科成了一名科室干部。爸爸的家史，我大部分也是从姥姥那里听来的，爸爸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爸爸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得心脏病去世了。我六岁那年，石库门的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他眼睛上方的两道眉毛，又浓且密，无论是他的体态，还是他的笑容，都像极了贴在每家每户墙上的那个人——林彪。爸妈管我叫他爷爷，我心想，我已经有一个爷爷了（我平时管姥爷就称为爷爷），怎么又出来个爷爷呢？而且，大人们一再嘱咐我千万不要对外人说他像画上的人。这个爷爷特别喜欢弟弟，见了他又亲又抱的。两个爷爷在一块儿吃酒聊天儿，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每晚，我和弟弟都上床睡了，他们还酒兴正酣。不过，这个爷爷只在石库门里住了几天就不见了。我整十岁时，爸妈替我过大生日，这个爷爷又来了石库门，拉着我的手看了个够，他和上次一样，住了几天又走了。于是，我缠上了姥姥问这问那的没完没了，姥姥被我缠得没办法，便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这个爷爷的故事，并告诫我不得外传。原来，我这个爷爷是爸爸的父亲，从他这一代往上是世代的中医，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不然的话，药方到了药铺，会遭人耻笑。自他娶了爸爸的母亲后，便不怎么行医了。爸爸的母亲许家在当地是大地主，爸爸的大舅舅在国民党军统里做高参，因为这层关系，这个爷爷在当地的警察局里谋了个副局长的差事。解放军过长江前夕，爸爸的大舅舅预备了全家的船票，催促他姐夫快走。我这个爷爷自忖并没有干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坚持不走。爸爸的大舅舅临行前，还不罢休，大卡车等在门外劝说他们跟他走，我这个爷爷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不肯走。爸爸的大舅舅无奈，挥泪告别家人，独自前往台湾，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大陆。（爸爸1989年在日本的琉球岛和他的大舅舅和大舅妈见过一面。）
1949年全国解放，我这个爷爷眼看大事不妙，赶紧把爸爸送进了江苏省戏校学唱京剧了。因为戏校管吃、管穿、还管住，比跟着他有前途。那年爸爸十三岁，刚变完声。人民政府终因我这个爷爷没有犯过任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罪行，最后给他带了顶“坏分子”的帽子了事。1976年11月8日，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睡过去了，没等到为他平反。姥姥说，这也是为什么爷爷要把爸妈留在上海的原因，在那样的年代，“坏分子”的子子孙孙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在我看来，姥姥没有小说里描写的大家闺秀所持有的那份端庄矜持、文静和内秀，她也进过洋学堂读书，可天生的一副大嗓门儿，松松脆脆，落地有声。她那口耐听的京白，是小时候在北京熏出来的。姥姥待人特别热情，带着北方人个性中的爽朗气质，大大咧咧的，特缺别“心眼儿”，不管和谁都是自然熟。当年姥姥家和思进的曾外祖父在北京是邻居，她和思进的外婆、姨婆和舅公是打小一块儿玩儿大的。我和思进是姥姥介绍认识的，没有姥姥爱管闲事的热心肠，我和思进，以及很多对有情人都将成为陌路，而无缘结为夫妻。因为唱样板戏有“功”，姥姥进了街道生产组直到退休，至今领着一份退休金。她从一个旧时代的千金大小姐，转变成一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为姥姥感到自豪。她有个早起的习惯，叫“早起三光，晚起三荒。”我明白她的意思，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没有搞明白三光和三荒的具体内容。她每晚临睡前必要问妈妈，明天天好洗衣服吗？假如妈妈的回答是肯定的，姥姥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天井里撑起一根根晾衣服的竹竿。石库门的邻居们仿佛约定俗成，只要我们家的竹竿横跨在天井的上空，他们便不会插上一杆。他们洗出来的衣物，会统统晾在靠大门外两边的上街沿上。我现在想起来都吃惊，楼下八户人家的凉衣服竹竿，全归放在天井里的大门后面，大家拿起来竟然不会出丝毫的差错，真可谓石库门里的一奇。不知道是出于对我们这个败落之家的同情，还是视我们一家为“异己”，邻居们从来不会为这种事儿与我们家发生争执。由于我是姥姥一手带大，和姥姥的感情很深很深。在我们家，谁都让着这位大小姐，唯独我可以和她顶嘴，她疼我。有时贪玩儿，我没有在妈妈规定的时间提前回家，知道会挨妈妈的揍；我就泡在身边，这样一来，挨揍变成挨骂，挨骂就变成没事儿了。我常听姥姥说家史，唠家常。我对曾外祖父戏外趣事的好奇心，对日本军国主义仇恨的种子，都是姥姥在石库门里为我埋在心底的。
我对医院救护车的恐惧心理，是在我九岁那年，老太太被救护车送进医院后再没有出院开始的。姥姥的母亲，我的老太太，一直跟着姥姥住在石库门里。老太太是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牺牲品、受害者。她好端端的一双天足，被缠成了小脚；受父母之命嫁给了老阿爹（姥姥的父亲）后，因为没有生儿子，长期被冷落一旁，忍受着老阿爹一房一房地娶妾；又因为她名下有地，被划为地主；可怜她从来也没有享受过从地里收取的一文钱，却在晚年踮着一双小脚站在毛主席的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她不识字，对阶级斗争的那一套说辞，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要她这样做。当老太太和一批“地富反坏右”被集合在我们石库门对面的房子（里弄街道办公室）里，敞开着大门让大家看他们接受再教育时，我也偷偷跑去看了。“地富反坏右”们自始至终得低着头，叫低头认罪。老太太太老了，又是小脚，哪里经得起长时间的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