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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连个问路的都找不到。”“我，也不太清楚。”“我知道，我领你们去，我在那儿也有住处。”刚才在走廊睡觉的小伙子插话道，“原来你们是打鬼子飞机的，真了不起，俺耿段长就是让鬼子飞机炸伤的，俺们恨死鬼子的飞机了！”“你是？”“俺叫张林，是铁路工务段的，里面和恁长官一屋的就是俺耿段长，俺都在这儿七八天了。一会儿就有人来接俺的班。”原来这张林是工务段派来陪护徐亮同病房伤员的。说话间，接替张林的人到了，问：“张林，你弄啥嘞？”张林道：“这些是打下好些鬼子飞机的好汉们，咱铁路局李总工的朋友，我现在领他们去招待所。”“那好，你赶紧去吧。”
这张林年龄和严学文差不多，经历也颇相似，也是孤儿，来自武术之乡，到铁路工务段投亲后当上了铁路工人。由于幼习拳脚，颇通武术，所以在乱世之秋被段里的头头安排在身边跟随左右。徐亮、严学文刚来医院时，张林颇有不满，晚上陪护时被赶到了走廊里，再看严学文土里土气、呆头呆脑，很是瞧不起，懒得搭理。心想：“什么破长官，也配和俺们段长住一个屋？”梁有田他们到来后，张林知道了原来徐亮是打鬼子飞机的英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他本性好交朋友，很快很严学文熟了起来。梁有田原本担心严学文年轻没见过世面，见此情形，心里稍安。休息半夜，天亮后，梁有田领着严学文上街买了日常用品，当时市面上也没有什么营养品、保健品之类，老梁吩咐小严等徐亮能吃东西后，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又给医生护士们准备了礼品和红包。当时物质匮乏，这些礼物之类以现代眼光看，简直微不足道，但是，风气也许就是这样渐渐形成的。
下午，虽然清醒但很虚弱的徐亮见到了梁有田和小旺子，梁有田很简单地提起了部队已经调省城布防，徐亮若有所思，问：“你们什么时候归队？”“陈队长给了48小时的时间。”“好，走的时候替我带一封信给河南大学的罗章教授，他是我的恩师，代我致问候之意。”“徐教官，你现在写得了信吗？还是好好休息，等伤好了再说，或者我们代个口信问候吧。”
“不，没关系，我今天晚上慢慢写，明天你们走的时候帮我带去，罗教授与我们家里的人认识，我家在乡下，不好联系，这样好请罗教授代为联系，告诉我家人我在郑州养伤。等我伤好了，情况说不定怎么变化呢。”“那，好吧。”
读者可能奇怪：当初徐亮不是再开封读中学吗？这罗教授是河南大学的教授，怎么会是徐亮的老师呢？在民国的时候，许多大学老师都兼任中学的教员，北大、清华许多大牌的教授都有在中学兼职的纪录，出了大学校门，又进中学教室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个罗教授是徐亮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引路人。徐亮在巩县受伤，到郑州治疗只有李待琛等少数兵工厂人员知情，徐亮想借此尽快通知党组织。下午，何武庭派留守处的人员也来探视徐亮，带来了不少慰问品，徐亮请梁有田带一部分转送罗教授。晚上，在病床上咬牙写了一封短信，大意就是学生我近日在巩县被敌机炸伤，现在住在郑州铁路医院222病房，并无大碍，请转告我家人为盼。徐亮。十分简单，即使别人见了也没什么要紧。加之这个梁有田几个月来受徐亮影响，已经接近“赤化”，徐亮对他还比较放心。
梁有田又在郑州停留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带着小旺子乘坐陇海线东去的客车到开封归队去了。
很快，开封方面来了徐亮的“表兄”、“表妹”到郑州来探视徐亮。
中共河南省委是在1937年9月在开封成立的，当时全省的党员总数也就在百名左右，力量相当薄弱。省委成立后，马上面临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的重大任务。在对待徐亮负伤的问题上，在党组织内部引起了争论，一部分同志认为徐亮是在抗日的战场上负伤的，应记功表扬；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徐亮的任务是在兵工厂工人当中宣传我党主张，积极发展组织，即使在全民抗战期间不搞罢工之类的工人运动，至少也不应该为了保卫国民党的兵工厂战斗负伤，负伤也是犯了错误，应该给予处分。毕竟，经过十年国共内战，双方血海深仇，多少亲密战友倒在国民党的屠刀和枪口下，很多同志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抵触情绪很大。直到当时化名胡服的党中央高层领导干预，负伤后的徐亮才没有再背上一个党纪处分。
当时在解放区、沦陷区和国统区，中共在发展方面面对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解放区不必多说。在沦陷区，我党可以深入乡村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发展抗日武装，因为我党领导的军队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合法军队，组织人民向侵略者收复失地，那是天经地义的。尤其在华北国民党军政当局撤退后，日本鬼子由于兵力有限，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线，在广大农村的大量“真空地带”为我党的抗日武装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尤其在我八路军主力活动地区，党的力量获得了迅猛发展，成为全民抗战的重要力量。而在国统区，我党、我军虽说是合法组织，但发展方面受到诸多限制，主要以城市统一战线和在乡村建立基层组织为主，这在有我党军队的地区和没有我党主力部队的地区情况又有不同。当时在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既是国统区又没有我党领导的正规军队，党的力量很薄弱，所以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公开活动和采取地下、半地下方式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是开展全民抗战的正确的策略。
徐亮的伤渐渐好起来，他和同室的耿中岳副段长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这个耿中岳是李振远的妹夫，不过他可不是全靠裙带关系当上副段长的。他本人是当时的北平铁路管理学校毕业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铁路专业人才，为人豪爽，肯吃苦，有胆量。抗战以来，铁路军运繁忙，铁路设施也成了敌机重点空袭的目标。耿中岳作为工务段技术负责人，四处奔波，到处抢修。后来，还多了一项拆卸铁路器材运往后方的任务。常常一天到好几个地方指挥抢修。很多时候是在敌机轰炸下强行作业，这时候，耿中岳总是亲临现场，带头作业，给工人们壮胆打气。终于，在郑州北一次抢修作业中，被鬼子的弹片击伤。耿中岳和徐亮戏言，他们两个人从事的都是听到防空警报不能钻防空洞的工作。防空警报对他们倒好像是竞技场上的发令枪似的。徐亮为耿中岳的豪气感染。
严学文也没有了刚来时的陌生与焦虑感。整天和张林一起说说笑笑，十分投缘。
春天来了，两个人的伤都好的差不多了，都急于出院。这时，中国五战区的部队在台儿庄取得了大捷。原本笼罩着一片悲观气氛的国民政府，此刻像打了一阵强心剂，忽然又想在徐州地区和鬼子来一场大决战。徐州地区交通便利，调集援兵方便，一时间，国军可用于机动的精锐部队云集徐蚌地区。徐州四战之地，自古易攻难守。蒋委员长面对如此军国大事，简直形同赌博，拿国家安危下赌注。
铁路线上，军运繁忙。鬼子四处空袭。占据山西南部的鬼子还隔河炮击潼关附近陇海铁路的列车，构成了比空袭更大的威胁。李振远也很希望作为工务段技术负责人的耿中岳早日返回工作岗位。
正文 第九章 第四保安团
更新时间：2008…8…7 11：29：06 本章字数：3784
开封警备司令部第四保安团就这么成立了。说是一个团，连军官带士兵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排。上边除了发军装和管吃饭外，其他供应就难说了。兵员也要自己招募
陈浩愤愤然，和大家商议后决定：交武器不交人，只把高射机枪移交，人是一个也不能给。
梁有田建议说：“团长，也许徐副团长招兵方面有办法。”
中共河南省委已经迁到确山县竹沟。党组织指示徐亮利用陈浩的部队发展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当时，中共对在中原发展武装力量极为重视，在竹沟建立了军政干部训练机构，使竹沟一时获得了“小延安”的美誉。在一些乡村建立了党领导的民兵组织和一些地方武装。但是，在国统区不便公开建立基层政权，基层武装在人员、武器、经费、日常供给等一系列方面面临很大困难。利用国民党军队发展，借鸡生蛋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在山西晋绥军名下发展的由我党领导的新军就是成功的范例。
此时的陈浩已是开封警备司令部下属保安第四团的上校团长了。一年时间从中尉排长到上校团长，升官之速，让人匪夷所思。其实，这在战争年代却绝非绝无仅有的个别现象。在敌后，一些抗日武装为了扩充势力，曾采取“招来多少人马，就当多大的官”的政策，比如一个小兵有本事招来一个营人马，那就立刻升任营长。但陈浩在后方，怎么这么快又升官了呢？
原来在1月份开封军事会议期间，日军数次空袭开封。陈浩、梁有田率部队奋勇作战，多次击退来犯敌机，特别是在戴笠亲自带人押送韩复榘上火车去武汉时，恰逢空袭警报响了起来。驻防火车站的防空部队是梁有田指挥的两门高炮和两挺高射机枪，当即一齐开火，一阵齐射猛打，当场将一架俯冲的敌机打得拖着黑烟撞在车站南沿二、三百米处爆炸起火。这给戴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蒋委员长听了汇报，传谕嘉奖陈浩的部队。陈浩他们在上报有功人员名单时，也没有忘记在郑州养伤的徐亮，称“副队长徐亮少校亲操高炮痛击倭机，英勇负伤”云云。不久，上峰颁下委任状，所有有功军官各晋一级，赏大洋十元，士兵赏大洋五元。陈浩因此晋升为上校，徐亮为中校，梁有田也晋升为了少校。开封和武汉的媒体纷纷采访、报道陈浩防空队的事迹，自然是吹得天花乱坠。
未料，当时驻武汉地区即将开赴徐州战场的国军嫡系主力200装甲师副师长邱清泉见到此报道，立刻去找二十八军军长桂永清。这邱清泉和桂永清都是留学德国出身的国民党将领，人称“德国将军”。200师是当时中国仅有的装甲师，邱清泉与师长杜某一向不和，所以去找即将一同开赴前线的桂永清帮忙。他一见到桂永清，就拿出报纸：“桂军长，你看看，军政部怎么搞的，这么新式的德国造高射炮，怎么就随随便便配给了地方一支四不像的杂牌部队？我们马上就要开赴前线，我的装甲部队如果没有空中掩护，再没有足够的防空力量，那不就成了敌人空军的活靶子？我们好不容易建成这点已形成战斗力的装甲部队，可不能遭受无谓的损失！”又补了一句：“这可都是国人的血汗呀！”说的倒也正气凛然。桂永清道：“邱师长要如何？”“军座，应该向军政部，不，向委座要求把这些高射炮调归28军或者200师，以掩护即将奔赴前线的装甲部队！”桂永清笑笑：“原来你想要这些高射炮？”“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些个高炮可不能让这些人给浪费了。”“邱师长言过了，这些人不是打下敌机了吗？委座都传谕嘉奖了。你是想把这些人马收编过来？”“军座，报纸上说的，怎能作为依据？我只想要炮，不要人，他们就那么几十号人，可上校、中校、少校快一个班了，不定是谁家的公子、少爷在那儿充数呢。坐在省城后方，瞎猫碰上死耗子，不知是真打中了敌机，还是敌机自己失事掉下来的，这就升官？这官来的也太容易了。我手下的主力团团长才是个上校，这些人久经沙场，流血流汗，熬了多少年才混上个上校。那个什么陈浩，二十多岁，上校？不知是谁家公子，走了谁的门路。这样的人我可不要！我要的是那些高射炮，那可是德国造的新式高射炮，好东西呀，军座，赶快向军政部交涉，晚了别让别人给弄走了。我们就要开赴前线，急需加强防空力量呀！”“好，我这就找军政部交涉，不行的话，就直接找委座。”
就这样，陈浩手里剩下的5门高射炮被调给了28军。按桂永清的意思，反正28军即将开赴兰封，等路过开封时顺便接收即可，但邱清泉坚持立即着开封办事处接收高炮并马上装车运回武汉。他一是怕这5门高炮再有战损，二则要将新接收的高炮与他的人员一起训练磨合，尽快形成战斗力。
高炮没有了，一战区命令陈浩的部队为骨干组建开封保安司令部第四团。此时开封的警备司令是原西北军的一个师长。一战区在河北撤退的时候，刘峙为扩充自己的实力，用开封警备司令的职位为饵诱此君将队伍拉到了开封。但刘峙等人对这位王司令也颇有戒心，不想让他的力量发展壮大。眼看黄河北岸28县尽落敌手，战事逼近开封，南京、济南等处流入开封的难官、难民也为数不少，扩充保安部队势在必行。陈浩被选中当作牵制王司令的力量。首先，失去高炮的陈浩部队需要安置，陈浩本人黄埔军校毕业，在正规主力部队干过，参加过淞沪战役，防空作战又受到过委座嘉奖，上校军衔当保安团长也算是有了妥当安置，再者，他们原来就归警备司令部指挥，由他的人马来组建保安四团，比起一战区另派人来，面子上让警备司令部过得去。
开封警备司令部第四保安团就这么成立了。说是一个团，连军官带士兵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排。上边除了发军装和管吃饭外，其他供应就难说了。兵员也要自己招募。即使招来了士兵，武器来源也是问题，就是步枪也不敢奢望人手一支。当时国军正规军步兵团一个连一般有轻机枪6挺，七九步枪60支，每个营有一个重机枪连，有重机枪4挺，团部直属炮兵有82迫击炮4门。杂牌部队装备就更差了，著名的29军大刀队实在在火力装备不足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而地方保安团就更别提了，能有枪就算不错了。保安团不仅战斗力弱，而且名声也坏。
抗战初期，那些开赴淞沪战场路过开封的国军各主力部队都感受到精忠报国思想影响下的豫省人民从军热潮。到陈浩的保4团成立的时候，开封及其近郊的适龄青年要么已经从军，要么参加青救会等各种抗日组织撤往大后方、小后方。陈浩要招兵只能到远一些的农村地区。
当时的中国农村，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文盲，信息十分闭塞，没有电视自不必说，收音机、报纸等传播手段也几近于零。中原地区经历多年军阀混战，老百姓对当兵的没有好感，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农村地区，本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口居住的地方，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征兵工作主要是以强制摊派和抓壮丁为主，战争动员远远谈不上充分。许多老百姓根本分辨不清“老蒋”、“老冯”、“老日”是怎么回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闻，说是到豫西南山区勘探焦枝铁路线路的人员在山区遇到老乡，老乡问：“城里的老日现在走了没有？”其实这是对农村地区信息闭塞的一种写照。反观日本方面，在1937年上半年总兵力25万人，“七七事变”后迅速扩充而且形成战斗力。例如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战争爆发后在广岛编成，7月27日奉调到我国，8月中旬在大沽口登陆，迅速投入了战斗；109师团8月24日在日本金泽编成，31日奉令编入敌华北方面军序列，9月11日抵天津加入敌第二军作战。因此，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分析对比中日双方力量时，专门将“组织力”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方面列出。而共产党方面的组织力要比国民党强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