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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钱林听得入了耳，脸上泛起了喜悦的神情，便爽性地谈到了一件亲自目睹的事。他说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冬天，一天晚上他因事路过市府广场，省里那个最大的造反组织正在召开批斗大会，对象就是钱林。他身不由己地停下看了几分钟，那激动之情使他终身难忘。“在那种震天动地的吼叫声中，你就是不承认你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这难道不是傲雪的红梅呀，钱老？”
冯唐的一席话说得钱林眉开眼笑：
“好小子，你这一张嘴呀！好吧，就依你的解释。我们把它挂起来。”
说着他顺手拉过一张凳子指指壁上一处地方要冯唐站上去挂画。他那已经琳琅满目的字画室里竟然还有一个空位，好像是专为这张画留下来的。
挂好画钱林又仁立在地上欣赏了一阵才在他会客时常坐的那张背窗面门的沙发上落座，冯唐也紧挨他的身边坐下。钱林又将冯唐夸奖了一番，又问他父母亲的身体怎样，弟弟妹妹们上学和工作的情况，显出了老领导对旧下属的关心。谈了一阵家务事钱林问冯唐：
“听说你们那里要换一把手，省里去了考察组，结束了没有？”
冯唐回答说：
“听说这两天回省汇报。”
他觉得言犹未尽又连忙补充道：
“这件事我没过问，我抓我的业务。”
钱林听了说：
“对，不要去过问，那是组织上的事，个人服从组织安排，这是一条原则，是党的传统。你们这一代青年人好像不太在乎这些了，说什么要转变观念，善于推销自己！乱弹琴！把自己当商品啦！”
冯唐听得出了冷汗，但依然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钱老放心，这个道理我是懂得的，在任何情况下不公开向组织伸手要官，这是我的行为准则。”
钱林听了很高兴，说：
“这就对了。干什么合适，是否要提拔这是组织上的事。个人的责任是把分内的工作干好，其他的事不要去管它。”
他稍有停顿又说道：
“当然罗，所谓组织包括的范围很广，也包括我们这些老家伙在内。我们干了一辈子革命，入党五十多年了，江山是我们跟着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有权力也有责任推荐干部。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冯唐连忙回答说；
“我懂，钱老，我懂！”
他确实听懂了钱林话中的意思，虽然钱林态度严肃，但他的话注入冯唐心中，他感到的不是可怕而是高兴。
钱林大概是觉得儒子可教吧，一时高兴干脆把心里的话全部掏出来了。他望望身边的冯唐，说：
“我就向小周，就是组织部长啦，推荐了你。革命干部的后代，看着长大的孩子，只要为人正派工作踏实，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冯唐按捺不住一阵兴奋，差一点说出“是是”或者“对对”一类的答词来了。幸亏他的脑子转得快，连忙说：
“我个人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感谢老前辈的关心。”
“这就对了，”钱林说：“要说的话由我们出面去说，你见了小周虽说你们俩是老同学，反正你见了他不要提这件事，懂吗？”
“我懂，钱老，”冯唐冲口而出：“他虽然是我的老同学，但见了他我决不谈这类事的。”
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觉得有些发慌，好像自己说了假话。但他迅即便镇定下来了，他昨天晚上是拜访了周剑非，但谈的都是公事，丝毫未提及个人的事呀，他冯唐没有说谎！这么一想，他也就心安理得了。
从钱林家告辞回家，妻子还没有下班归来，小保姆正在厨房中准备午饭。他问她有人来过电话没有？她回答说：
“有个姓刘的打来电话，说他们上午到了，住厅招待所，下午是不是去汇报请你回来后给他打电话，他留下电话号码的，是6811706。”
冯唐笑了，这个姑娘还真机灵，不用动笔就把电话号码记在脑里了。至于“厅招待所”他不用再去打听是哪个厅了，这名词已经成了他们家里的习惯用语，就是指的冯唐工作过的厅，他们的居室也是属于这个厅的。他于是便按照小保姆说的号码给三江市来的市计委刘主任打电话，下达午后两点半上省计委汇报的指令，并要他先向计委联系。末了他问：
“东西都带来了吗？”
对方回答：
“全带来啦，综合报告专题材料外加各种表格一份不少，赶了两个通宵哩。”
冯唐知道他误解了自己的意思，有些生气但却语调平和地说：
“我说的不是材料，材料不带来还汇报什么？我的意思是……”
还不待他说完，对方立即便明白了，插断他的话笑道：
“都带来了，我们中午就送到各家去，个别送，你放心！”
冯唐一听真的放心了。他经过客厅来到阳台上，心情舒畅地观察四周的景色。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奇怪，过去自己对这座生他养他的城市印象极差：脏乱差的典型！今天却突然一下子变了，变得很像一回事了。不远的地方有两座二十层以上的高楼正在崛起，向街道两边望去，人行道上绿树成荫，车流如潮，一切都充满了生机。
他微闭双眼回味着自昨天晚上到现在的经历：短短十多个钟头，收获不小啊！打了两个胜仗，对，两个胜仗！那好，下午去打第三个胜仗，一定要取胜，一定能取胜！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妻子的声音，他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离开阳台回屋里去，伸开双臂迎接妻子的归来。
龙志毅《政界》
四
省委书记赵一浩和妻子田融正在家里的小餐厅里早餐，卧室里红机子的铃声响了。田融首先站起来去接电话，并很快回来告诉丈夫：
“北京电话。”
“谁？”赵一浩问，他依然在大口地吃着面条。
田融说出了一个名字，赵一浩一听立即放下筷子去接电话。时间并不长，回来时妻子发现丈夫的脸上隐隐地有一层阴云，淡淡的阴云，也许只有为妻子的她才能发现。她下意识地感到有些心跳
，连忙问：
“他说了什么？”
赵一浩只答了一句话：
“上面要来考查组。”
各种各样的考察组、调查组、工作组你来我往，司空见惯。决不会引起丈夫的思想波动，而且她心里明白刚才的电话不是正式通知，而是，而是什么？是关心者的“暗通消息”。她立刻意识到事情非比寻常，便问丈夫：
“哪个部门派出的？”
赵一浩漫不经心地吃着面条，说：
“据说叫中组部调查组或考察组，他也没听清楚。”
田融又是一惊，下意识地问：
“他们来调查什么？”
“还用问，据说是调查省委班子，冲着我来的呗。”
赵一浩说着扒完了碗中的面条，站起身来向卧室走去。田融早已吃了，便也起身跟随丈夫进了卧室。她立刻联系到了最近流传的一些谣言，说省委在经济发展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标新立异提出什么“四个轮子一齐转”，违背了中央的方针。因而感到很蹊跷，又问道：
“来的是什么人？”
赵一浩说：
“听说为首的是中顾委常委，还有两个部级老同志及一些司处级干部，规格挺高哩！”
田融心里又是一惊，她瞄瞄丈夫却发现他似乎已经镇定自若，连刚才脸上那层只有她才能发现的阴云也消失了。她就是喜欢丈夫这种临危不惧的性格。临危？危了吗？这仅仅是一种预感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还要搞随意上纲上线那一套？她想说几句安慰和鼓励丈夫的话，却又觉得为时过早，终于什么也没说两人便各自上班去了。
赵一浩来到办公室，习惯性地打开秘书事先放在写字台上的“急批”文件夹，却还在想着刚才北京的电话，有点心神不定。正在这时，桌上的红机铃响了，是组织部长周剑非打来的。他告诉省委书记，刚才接到中央组织部的电话；中组部考察组将于明天来省城，对省委班子的运转情况作“例行考察”。周剑非正要念考察组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却被赵一浩打断了，他对周剑非说：
“你到我这里来一趟吧。”
周剑非放下电话就过去了，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他自然没有要车也没有叫秘书跟上，只告诉他自己的行踪，说了句：“我到赵书记那里去。”便走了。
赵一浩正坐在写字台前提笔批阅文件，见周剑非来了便放下笔示意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接过周剑非手中的电话记录反复看了两遍，把它还给周剑非，说了一句：
“好嘛，欢迎他们来。”
周剑非看出来了，书记表现得很镇静，可谓不露声色，但是作为熟悉赵一浩的他，隐隐地感到书记有心事。
他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才好，便挥挥手中的电话记录：
“这几个人你熟悉？”
赵一浩淡淡地说：
“不熟悉，但知道。”
他于是将三个人的身份和经历简要地告诉了周剑非。三个人的高身份深资历使周剑非又一次感到这次的考察不同寻常。他觉得有必要将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书记，好让他心中有数。昨天晚上从钱林家回来后他便慎重考虑过了，一种知遇之恩和朋友之情的潜意识使他作出向赵一浩通报的决策，不管后果如何。于是便从昨天晚上到钱林处通报情况说起，谈到了钱林反映的谣言种种以及自己听到的一些传闻。他发现赵一浩在认真地听，虽然不动声色却隐隐地显出内心的激动。这种内心的激动只有善于观察并熟知对方如周剑非者，才能体察得出来。他想说点安慰的话，但还没想好却听到赵一浩说话了，表情依旧是淡淡的。他说：
“自己生的儿子自己最清楚，别人要怎么歪曲、造谣，让他们去说吧，别管它；也无法管呀。”
是呀，歪曲事实，随心所欲地造谣，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成了天赋的权利，想造什么谣就造什么谣。各种各样的谣言也可以自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框子里去，让你奈何不得！
周剑非正想着这类事纳闷，赵一浩又说：
“老周，我倒是在考虑一件事，中组部的考察组来了，你这个组织部长却又走了，这样好吗？”
原来周剑非在常委会上提出，三江考察组对市长人选碰到了难题：包括考察组本身看法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因此，他想自己去一趟三江，赵一浩当即便同意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故而提了这一问题。
周剑非接到电话通知后，脑子里也想过这件事，但他想有赵一浩在就好办，让吴泽康他们做好接待服务就行了。于是说：
“我想问题不大吧，反正有你在，具体工作有吴泽康他们来做，我去抓紧时间办完要办的事就回来。”
赵一浩说：
“我倒有一个想法，你在家我去三江。他们来了想找什么人谈就安排什么人同他们谈，不要打半点折扣。你们只服务不参与，当然人家也不会让你们参与的。如果他们要找我谈，就说我的意思，把我放在最后一个。还可以告诉他们，我早已决定要下去的，这次趁三江有班子调整就顺便去三江了。”
周剑非冲口而出说：
“这样恐怕不妥吧？”
他直觉地感到书记的这种举措有些异常。从理论上来讲中组部的考察组由省委组织部对口接待是合常规的，但从实际来看就不是那样了。按贯例中组部来了个一般的领导干部，省委书记都要接见的，而且还要“共进晚餐”什么的，何况如此高的规格哩！
赵一浩淡淡一笑，说：
“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样也许对他们的考察更方便一些，反正如果要找我谈我最后回来谈就是了。”
他说到这里干脆又加上一句：
“人家是来考察省委班子的，理所当然我是被考察的第一对象，老是在人家周围转来转去的于什么？你自然也是被考察的对象，不过职责所在躲不开哪。我建议你也不必一天到晚跟着他们，从飞机场接来安顿好住处，商量一个日程，然后派一个处长当联络员住在招待所听调遣就行了。你哩，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不要离开省城，随叫随到就行。”
周剑非全明白了，赵一浩是有意回避，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其心情可以理解。而且可以说这是一种高明的举措，比围着考察组转高明多了。但他还是为赵一浩担心，这样做会不会使考察组产生误解？于是他建议：
“是不是等他们来了见个面再下去更好一些？”
赵一浩毫不犹豫地说：
“见了面也许就走不成了，再说三江那边也不能耽误呀。”
周剑非不再说什么，他知道赵一浩的脾气，决定了的事没有特殊情况是决不会改变的。他于是便和赵一浩商量操作方案。赵一浩提出叫吴泽康同他一起去，他去三江是全面考察，对班子问题只听听汇报，和市委、市人大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出头露面的事让吴泽康去办。他自己则要到三江市辖的几个县跑跑，看看今年的经济情况。
周剑非不好再说什么，赵一浩说：
“那就这么办，我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就走，吴泽康你去通知，要叫他们带足所需的材料。我们经常保持联系吧。”
“我每天和你电话联系一次，”周剑非说着站起身来和赵一浩握手，“那就这样吧，我回去布置。”
他们的手握得很紧，体现了一种理解、信任和默契。
第二天一早，赵一借一行动身去三江。按他的习惯乘的是一台十二座面包车，除赵一浩自己之外，还有组织部的吴泽康、省委副秘书长薛以明、秘书、警卫及办公厅的两个处长，一台面包年也就可称满载了。
吴泽康是第一次陪省委书记出差，摸不清脾性，不便多说话只把眼光朝向窗外以观山景。办公厅的几个人都是经常同赵一浩道下乡下厂的，知道他的喜怒好恶，车子出了省城便天南地北地谈开了，赵一浩自己也很快加入进来，车内的空气顿时便活跃起来。
在这种场合大家都知道不便谈政治上的事，一般也不宜谈日常工作上的事。于是便天南地北摆故事说笑话。省委副秘书长薛以明是广东人但普通话说得很好，基本上没有什么广东味了。车内的话题东转西转忽然转到了广东人说普通话，赵一浩带头说了一个笑话：六四年他们那个大学的毕业班下湖北参加“四清”。班上有一个广东同学，他对生产队长说天要下雨了，你们的稻草赶快收一收。说出来的却是：天要下汝哪，你们的倒桥要赶快修一修。弄得生产队长莫名其妙，说：张同志，我们那座桥没有倒呀，我刚从桥上过来的。这位同学比手划脚地解释，越说越说不清楚，后来他去了才当了这位广东人的翻译。一阵笑声过后，薛以明自己接过话头一连说了几个广东人说普通话的笑话，引来满车轰然大笑。其中一个是：广东人到北方一个中等城市当了市长，开大会作报告，他说郊区一定要管好，否则城里的坏人都跑到那里去了。他说出来的却是：娇妻一定要管好，否则坏人都跑到那里去了。那天他作的是整顿治安的报告，大家正在为“娇妻”发问发笑，却又听见他说：办案子要先女后男！会场又是一阵轰动，弄了大半天才弄清楚了，市长说的是办案子要先易后难，把那“易”的音说成“女”的音了。
就这样一路春风满车欢笑，从省城到三江的一百多公里路程很快便过去了。全车的人没有一个会想到或者看出省委书记有什么心事。
以卫亦前为首的“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在市委招待所恭候赵一浩一行。下午，照例由市委、市政府向省委书记汇报全面情况，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