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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的复员军人。他们敢想敢干，敢打敢斗，一切行动听指挥。所到之处，噼里啪啦，雷厉风行，一时弄得鸡飞狗跳。
翻身生产队的社员事先谁也不知道，完全没有一点儿准备。所以，那一天，十多个工作队员和民兵进屋之后，人们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们分头走进各家屋里，抢走家中放着的副业生产成品和大家手中正在干着的活计。可怜胆小的社员们看到那些队员个个如黑脸张飞般的凶神恶煞，有几个还穿着军装，挺胸叉腰，威风凛凛，便吓得躲在一边。开始时谁也不敢说话。但是，不久，当那些队员去鸡舍里捉鸡鸭的时候，几个婆娘便立即跃起，她们奋不顾身地冲过去跟他们抢夺起来。
“天杀的，为什么要捉人家的鸡鸭呀？”婆娘们凄厉地哭喊着。
“不准搞自发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雷神般的队员们呵喝道。
“多养几只鸡鸭就是资本主义，那社会主义不就是穷光蛋了么？”婆娘们捶着自己的心肝道。
“你们这不是国民党溃退时的胡琏兵么？谁知你们把鸡鸭捉去不是自己吃了！”有几个男人奔上前去要把鸡鸭抢回来。那些被捉去的鸡鸭被人们抢来抢去发出了凄厉的叫声。于是，几个穿着军装的工作队员立即拿来绳索要捆绑为首的一两个社员，说他们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反革命的行为，要捉去公社批判斗争。
人们吵闹着，哭喊着，但最后还是静了下来，眼看着工作队员们拿了一件件东西，一只只鸡鸭扬长而去。这一次的“十二级台风”式的扫荡，翻身生产队的副业户除了周顺年的窑炉生意因为与公社的土杂部订了产销合同，没有被打烂外，几乎所有藤椅生意和织鱼网的生意都遭受了灭顶之灾。周昌年家里用来织藤椅的所有材料都被工作队员们堆起来放火烧了，屋里被翻了个锅底朝天，新建的房子连房顶的瓦面都被掀了，又搜走了几百元钱，新买的家私也被民兵抬走了。工作队走后，新媳妇李月英躲在房里伤心地哭起来。她从来没有遭受过这种欺视和凌辱。她觉得贫农的女儿嫁给“剥削阶级家庭”实在是一种灾难，于是，哭了一会便又回娘家去了。
原来，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必须彻底摧毁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这一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扫荡越是厉害便越好，越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到杀一惩百的作用。福星大队的复员军人伍水华正好就是这个“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队的队员。正是冤家路窄，当他到了周昌年家里，见到旧时恋人李月英的时候，立即妒火中烧，便走进新房去抡起锄头噼里啪啦的上上下下到处乱打，最后还爬上顶棚去把新房子的房瓦也打掀了。
工作队走了之后，翻身生产队的社员从一场灾难中清醒过来。各家搞副业的生产成品和材料都已浩劫一空，人们已无法再从事往日的家庭副业生产了。家里的收音机也被没收了去，往日的热闹不再。有的男人唉声叹气，有的婆娘哭了起来，有的青年嘴里骂着，心里恼着，却无可奈何的坐在凳子上垂头丧气。周昌年的妻子眼见家里的藤椅材料被焚烧一烬，屋里的东西又被糟蹋得七零八落，新媳妇李月英又走了，心中感到无限的凄凉。她本来就有高血压病，受不了刺激。当她走进小儿子周伟文的新房里去，抬头见到原来好端端的一间屋子被砸成烂瓦破墙，家具东倒西歪，狼藉一片的时候，禁不住心里的悲伤，跌腿捶胸的号啕痛哭起来。才哭了几声，突然一股逆气冲上脑门，手脚一瘫，身体歪了下去，便不省人事。她从此竟就与世长辞了！
“十二级台风”从翻身生产队刮起，迅速展开。第二天，岭塘大队各个生产队便都来了工作组。为了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徐昌县委部署在全县范围内打一场大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倾向”，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人民战争”，并采取果断的革命措施，取消农贸市场，彻底割断农村资本主义的尾巴。
这一天是取消农贸市场的第一个墟日，山里山外仍然有许多人去赶集。翻身队的几个副业户也到墟上去看看。只见往日热热闹闹的市场变得泠泠清清，有几十个戴着红袖章的民兵和市管会人员在维持秩序。他们不准人们摆卖东西，并不断的把趁墟的人群赶开。市场里，高音喇叭在广播着县委的最新决定。布告栏上，贴着几张红纸。有许多人在争着读看。他们挤上前去，见上面贴着的是《徐昌县委关于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我县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决定》。
这决定共有十条内容，有人在高声念道：
一、坚决维护生产队集体，社员的自留地（包括饲料地）的面积不得超过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超过部分要坚决收归集体。
二、自留地主要种社员自己家庭自食自用的蔬菜和饲料作物，不得搞商品化。
三、严禁私人开荒，已开荒的坚决收归集体；禁止私人圈地建房屋，已圈已建的要严肃处理。
四、严禁把集体田地、鱼塘分户包产；不准把冬种田分给私人包管包产。
五、以粮为纲，坚决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生产队的多种经营或集体工副业要纳入大队经济计划的轨道。
六、劳动力归生产队统一调配，不准搞“自由人”，不准搞各种自发势力的个体工副业，不准私人搞各种运输捞钱。
七、以队为家，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影响集体生产。每户只准养三只以下的家禽，每户种树不得超过三棵，种竹不得超过一墩。
八、社员口粮分配要坚持基本口粮和工分粮相结合的办法；积极推行大寨评工记分的方法。
九、取消集市贸易，取消圩期，除国营商业、合作社和有证搞工副业的集体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
九、一切机关、团体、单位一律不准到农村和集市去采购国家统一派购的农副产品；未经当地市场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自行采购三类农副产品。
十、
读着，听着，人群里不断发出了嘘吁的声音。千百年来人类赖于生存和发展的集市贸易从此要消失了，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广播歌声中，人们带着怅惘的心情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墟市。
这个决定经过深入的贯彻之后，果然，都昌县的二百多个大队的面貌又迅速发生了许多变化：
那一年的“七一”建党节，石陂公社的社员在大队干部的带领下，开了个“社会主义大集”，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卖给供销社，然后，从供销社里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不久，县委号召各公社推广学习石陂公社赶“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把过去在自由市场交易的猪禽、粮油、饲料、瓜菜、编织、柴草等九类共一百多种农副产品统统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从此，农村彻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集市”改造，树立了“社会主义的绝对优势”。
然而，农村却从此开始再也没有人养猪，也再没有人能发展三鸟饲养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久，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鸡蛋竟成了稀世珍品，甚至哪家老祖母过生日也不敢拿来吃。家家农户都要省下口粮来养二三只母鸡下蛋，并且靠它在供销社里换回食盐和点灯的煤油。因此，“赶社会主义大集”的锣鼓声便再也没能响第二次。
从此，城乡到处无稻谷和杂粮的买卖，农民缺粮户只能依靠政府的救济。大队小队时常因争返销粮闹意见，社员和干部的矛盾越来越大。从粮站流出来的“满天飞”的黑市价钱越来越贵了！
生产队不准再分组，不准实行责任包产。各地推广学习大寨大队评工记分，社员之间因评工分而吵架的事情便时有发生。一些社员夜里吵了日里吵，屋里吵了屋外吵，下工吵不完上工吵，有的甚至还打起架来。于是，这些生产队开着灯火评了几次工分便不再评了。社员又开始劳动“一呼隆”，大家继续握着锄头“摸脉”。
原来的副业户已没了生路，生产队没有副业户就没有了上交的副业款。老老少少一齐都在队里劳动，人多地少工分多，于是，生产队的劳动报酬重新下降。正是王寡妇哭夫，“你无我也无”，没有多种经营的单一的“泥骨头经济”更进一步地把集体农民拖进了饥饿和贫困的深渊！
“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终于被消除了，“资产阶级法权”终于得到有效的限制。“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范书记在这场运动中再一次受到了批判。以易志雄为首的都昌县的革命干部造了他的反，贴出了《县委范书记的右倾翻案思想必须受到彻底批判》的大字报。大字报揭露他执行了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路线，在农村中重新树立“三自一包”的典型，使徐昌县的自发势力十分猖獗，许多生产队频临解体，集体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经过几场大会斗争之后，范书记被桃州地委免去了书记职务。原县革命委员会主任马向东升任为都昌县委第一书记。
易志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立下了赫赫功劳。他在批判县委所犯的“右倾翻案”的错误路线和打击农村自发势力的斗争中立场鲜明，行动坚决，又创造了石陂公社“赶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推动了全县对资本主义集市的改造。在马向东升任第一书记不久，他被提升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石陂公社的黎书记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立了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积极揭露县委范书记的错误，石陂公社又首开“赶社会主义大集”的先河，于是，在马向东升任第一书记不久，他被提升为徐昌县委常委，任县委办公室主任。
岭塘大队书记易天华退休了。大队民兵营长刘古泉提升为大队书记。他带领一批民兵，深入到各个生产队去认真贯彻县委的反修防修十项决定，收回了社员的猪地和一些开荒地、五边地，坚决取消了小队生产分组责任的“四定”，岭塘大队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翻身小队队长李素琼申请辞去了队长的职务。在刘古泉主持下，社员们选了张小丹当生产队长。
“十二级台风”过后，各个生产队又渐渐的恢复了平静。社员们似乎更忙了。地里的活，似乎再多几倍的人也永远干不完。每天起早摸黑，上工下工，只见男男女女匆忙扛锄挑担出去，又一齐放工回来。虽然是人多热量大，但粪坑里的粪肥却少了，要深耕的土地却耕得浅了，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减了，肚子又开始挨饿了。
肚子一饿，翻身生产队的编织副业又渐渐有人偷偷摸摸的搞起来。不过，由于没有了集市，他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把产品拿到墟市上去卖，而是到县上的汽车站的周围去，卖给来往的旅客。清早和傍晚，车站里都是热闹的时候。卖藤椅的把藤椅摆在运输站的门口或路边招引旅客，卖鱼网的则在身上挂着鱼网到处向旅客兜售。而这个时候，什么工作队的人员都还没有上班或者就已经下班了，不会有人来过问，买卖十分安全。于是，日子长了，在政府取消农村“自由市场”后不久，一些编织副业户又发现了生意的另一个新天地。他们在汽车站开辟了一个“游击市场”。这种市场，似乎销路更广。于是，过了不久，搞编织的人便越来越多。不过，由于是一早一晚出来“打游击”，他们往往还能回去在生产队里正规出工，所以，也用不着交什么副业款。因此，这些副业户虽然是像做贼那样藏头藏尾，“刀上架着刀下过”，但日子总算有个着落。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周昌年家里的藤椅生意甚至比过去做得还要红火。他们也不再交副业款，做一得一。渐渐的，家里又开始有了生气。过了几个月，李月英也挺着大肚子回来了。不过，小俩夫妻从此与周昌年分了家，算是与“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了界线。
…………
“梆梆梆、梆梆梆……”
“反击右倾翻案风”后，生产队每天又要敲梆上工了。这个还是三十多年前地主周伯年建造新屋福源楼时用来催各屋的杂工到工地干活的木梆，后来便代替了农业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上下工的哨子。二十多年来，人们闻梆而集，闻梆而散。他们不知道今天在生产队要做什么，并且也不需考虑怎么样去做，什么时候须要完成。翻身队的老贫农们觉得，就像他们当年给周伯年做工时那样，每天听到梆声就去上工，要做什么自然有人会安排。但不同的是那会儿做工每十天八天就有工钱计算，能买到油盐和大米，一家大小也有吃饱的时候；而生产队里干活则一年结算一次，可是，一年到头一家大小总是吃不饱，并且，现在到处也买不到大米和杂粮。新旧社会两重天，这日子却是越来越难过了。
几十年的木梆已经敲破。但沉闷而嘶裂的梆声仍然一早一晚在人们心里回荡。它摧动着生产队的社员们迈开“社会主义”的脚步，去走朝夕都吃不饱肚子的“共同富裕”集体化道路。
三十四回 创效益搞活经济；正福源认祖归宗
秋去冬来，星转斗移，一眨眼又过了好几个春夏，徐昌县城起了变化。
先是运输站门口卖藤椅和卖大小鱼网的人越来越多了，并且，跟着便有卖熟食的，卖鸡蛋的，卖土产的，还有零星卖故旧衣服的。这里原不是市场，所以，开始的时候没有市管会的人管它；又没有店铺，便没有税所的同志来收税。后来，来买东西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已不再仅是旅客，生意便越做越旺。卖藤椅的价平物美，多人喜欢，有时甚至能成批地远销省城，于是，有人索性在空地上搭起了简单的竹棚，开始了风雨不改的日夜经营。后来，又有人从潮州带来海上走私衣服等物品，生意十分走俏。在几十年都要布票才能买到布的日子里，一旦能买到廉价坚实的尼龙质衣服，山里山外的人都来争购。便又有人用尼龙薄幂搭起了简单的临时卖货的亭子。接着便有副食百货也陆续来争位摆卖。一时，汽车运输站门口的一条路变得十分热闹。再后来，这些竹棚和尼龙薄幂的亭子被公家拆了，改成砖砌瓦盖的简易铺位。接着，工商所和税所便派人来管理了。由此，“游击市场”便逐渐发展成为灯光闹市。
同时，农村的集市贸易又恢复了，各行买卖逐渐多了起来，唯独卖鱼网的却一下子衰落下去。原因是塘鱼日渐见多，人们要吃鱼很容易，已用不着那么辛苦自己到河渠去网捕，于是便甚少人再来买鱼网。但这些织鱼网的人却已不再犯愁。年轻的迅速改行，年纪大的也用不着再出来做生意，他们已可以在家里养猪养鸡搞自己的副业了。
原来，几十年的倒行逆施惹来天怒人怨，不知那一年的什么时候，天上掉下一颗陨石，地上又闹了个大地震，死了许多人。周总理和“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逝世了。不久，风水轮转，“共同贫困”的道路便跟着篡党夺权，存心乱国殃民的“四人帮”的消亡走到了尽头。人们赖于生存的耕种的田地终于又分给家庭承包了！那些年，先是大街上有许多人游行，热烈欢呼打倒“四人帮”，后来，主持全面整顿恢复国民经济的能人邓小平就恢复了领导职位。跟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儿没有人唱了，“农业学大寨”的墙标也被人涂上黄泥狗屎，生产队的农民再也不用被这一个或那一个领导指挥着成天扛上锄头畚箕去南征北战了。人们开始过上安定的日子。又过了些年，像土改那样，农民喜气洋洋，家家分到了土地。从此没有了生产队，被“走集体化道路”的金箍咒束缚了几十年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