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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这七名护士都很年轻，有几个还是刚分配来的，还没有成家。随着母亲的病情好转，大年初十一晚上，我们忽然想到了那张表格，躺在床上，我试探性地问母亲：“妈，这里的护士怎么样？”母亲说：“都很好，还有主任。”母亲也没忘记提醒我：“明天，你带支笔来，将那表格填了。”看来母亲非常重视这张表格。早晨，护士给母亲送药来了，她叮嘱母亲要按时吃药，打过点滴后，稍做休息，到康复器械锻炼身体，此时，刚好早上六点三十分。
中医医院的前身就是长江路门诊部，不是很大，在我的眼里堪称“袖珍医院”。当年，我招工体检就在这家医院，近三十年了，它的总体变化不是很大，仍然保持着过去的风格，但是，这里的设施非常齐全。
来的第二天，我出现内急，在走廊找厕所，一清洁工告诉我，厕所在病房里。我正要推门而入，被清洁工阻止：“你不是病人亲属，就不让进。”“我是病人的亲属。”我说。这样才允许进入病房。原来，厕所就在病房里。病房有三张床，也就是三个病号共用一个卫生间。卫生间整洁一新，闻不到一点臭味，每天早上天麻麻亮的时候，清洁工就来拖地了。
在清洁工拖地的时候，母亲也起床了，我将母亲安顿好后，到楼下对面买早点。因是凌晨，电梯没启用，天还没有完全亮，楼上的走道伸手不见五指，这时，我开始埋怨医院，这么黑还不开灯。当我走到楼梯附近时，楼梯口的灯自动亮了，我回头望望是不是护士帮我开的灯，断定没有时，我感觉到，那一定是感应灯了，每到一层楼都是这样，好象专门有人为你服务，真是一路的开心呀。
在康复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医护人员，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清洁工，他们待人都很和蔼，让人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这儿的护士连同护士长一起共八人，她们分班次上班，每个班都有一名医生，他们在大厅里办公。因为我是晚上陪护母亲，与护士接触只能在夜间。
康复区在四楼，一到半夜，整个楼上寒气逼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护士冷得直打哆嗦，尽管这样，只要病人有什么需要，随叫随到。值夜班的护士为给病人打点滴，也不敢冒然地找个地方小睡一下，她们就干脆坐在火箱里取暖（有点像乡下的火桶），确实困了，就伏在桌上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墙的上铃声响了，又一个病号药水挂完了，她们整夜都是这样的。
一名来自枞阳的护士在我们这儿，我与她聊起来。看上去，她二十一、二岁的样子，我以为是刚分配来的。“你这么年轻在医院当护士真不容易。”我说：“你大概二十一、二岁吧，比我侄女还小呀。”她只是微笑，告诉我们，她今年二十八岁了，我与母亲有点不信，一直认为她过得好。
清洁工早上拖地，母亲与她聊起来，清洁工说她是一家单位的下岗工人，在医院打工，每天的任务是拖地，另外还要做些其他的活。通过与清洁工聊天，我还得知三十多年前用水困难的故事，那时用水凭票，排长队，这些，虽然我都经历过，早已忘了，经清洁工一提示，我记忆犹新。
这里的医生、护士、清洁工与病人零距离的亲切交流，增进了相互间的友情。
石碑
倘若走在乡间蜿蜒曲折的小路上，常常会被路中的石碑拦住去处，一种不悦的心情难以言表，处在进退两难之间。路中遇有石碑拦道，跨越穿行乃是人们惟一的选择，像这些路中有碑、碑中有碑的小路惟有乡下随处可见，这种现象江南极为普遍。如今，我仍然不明白，这些横插在路中央的石碑究竟起何作用，我蹊跷。
近日，有幸到乡下走走，我仍然不忘那乡村路上的石碑，并且留意起石碑。随着大片的良田被开发，村村通道路，显然乡村里的石碑已经不多了，随处可见的是赶街忙碌的农夫、整片整片的楼群。忽然，一块石碑拦住了我的去路，我的双眼一亮，又见石碑了，我便绕有兴趣地仔细端详。
这块石碑经过岁月的磨耗，虽然残存，已面目全非，它由两块石碑垒成，大小不一，一块石片石，一块坟碑拼凑而成，其中一块石碑被他人人为的拦腰折断，断裂处愈加显得锋芒，齐膝高，似一道栅栏。记得童年的时候，越过这样高的石碑，十分吃力，通常是爬着越过，或是大人抱着过去的。如今，真得遇上路中坟碑时，如何面对，我首先想到了绕碑而行。望着小路石碑两旁流淌的欢快的小溪，我反复尝试，却无法绕过，于是，我便选择了绕道而行。
此时，乡村石碑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便对路中的石碑关心多了，多了些思考，迫切地想知道其中的答案。已近黄昏，迎面来了一位挑担子的白发苍苍老人，我向他打听石碑，他头摇向象拔浪鼓，流露出一种的无奈样子。在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时，我揣测，这些石碑或许是村与村的分界线，或许是用来挡住畜口进入庄稼的缘故吧。
糖葫芦
不是我，而是他，一位从乡下进城的农民，在城里卖起了糖葫芦。与他相识，缘自于一次偶然地吃他制作的糖葫芦。
三十年前，我下放不久，回城探亲，在我家的屋后，有位农民打扮的男子，他的肩扛着一根竹杆子，上面打着草垛，草垛上插满了红彤彤的糖葫芦，糖葫芦按大小排列穿在竹签子上，外面裹着晶莹透明。“喂，小青年，买一个尝尝。”他要我买糖葫芦呢。“你当我是孩子。”我没好气地朝他瞪白眼。“我这糖葫芦的味道很特别，不买也行，那我送你一个怎样？”说着，他从肩上放下竹杆子，从草垛上摘下一个递给我，无功不受禄，我怎么好意思不花钱吃一个陌生人送给我的糖葫芦，我搜遍全身所有的口袋，却没找到一个子儿，无奈，当我接过他递给我的糖葫芦时，我感到惊讶，糖葫芦的味道果真像他所言，一口咬下去，我才发现，不是山楂果，而是一个苹果，其味真得赛过活神仙。
有年冬天，外面气候低下，我正在屋里睡午觉，屋子的木板门被击得轰轰响，父母又不在家，我从门缝里看清是卖糖葫芦的。“是我，小青年，外面天气冷，冻得慌，讨口热水喝。”只见他肩杠着糖葫芦，一手将瓷杯递给我，看得出，他的脸庞发白。我知道，室外温度低下，他一个上午叫卖糖葫芦，可能支撑不住了，我便在白开水里稍加些红糖，给他暖和暖和身子。当我将糖水递他时，他头往后一仰，即刻喝得杯底朝天。“你在城里卖糖葫芦，一天能挣多少银子？”我与他聊起天来。“每天最多也能挣它个三元钱。”三元钱？我有点不信，比我在乡下挣工分要强的多，我想，如果他挣不到这些钱，能在城里待下来吗。以后几趟回城，却很少见到他了，再也没有吃到他制作的糖葫芦。他在我的脑子里渐渐地淡忘了。
时过境迁，我从乡下回到城里，当我搬到新的住宅小区时，一天，不经意中，碰见了卖糖葫芦的，只是他旁边多了一位老太太，如今的他瘦削的脸，面色黝黑，淡淡的眉毛下，一双慈善眼睛炯炯有神，只是他无法认识我了，我向他提起三十年前的事时，他终于记起来了：“你现在发福了。”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我发胖了。“哈，哈，几十年不见，你老肩杠糖葫芦，挨家挨户地叫卖，现在居然发财了，还在城里买房定居。”旁边的老太太忙打断我的话：“老头子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卖过糖葫芦了，我们一家是落实政策后，举家返城的。”老妇人一席话，让我陷入沉思，看我疑惑不解的样子，她说：“文革时期，他曾在公社革委会当差，因写错了一句话，被强制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老头子一向身体较弱，体力活干不了，后来，经艺人指点，他学会了制作糖葫芦，所制作的糖葫芦远近闻名。”“要不是她在生活上处处照顾我，也不会有我今天的幸福的生活。”卖糖葫芦的显得有些激动，他牵着老太太的手朝着远处的花园去了。
风雨兼程四十载
1966年以前，铜陵没有一家托儿所，更谈不上办幼儿园了。时值轰轰烈烈的文革，人们忙着搞运动，无瑕顾及家中的孩子，铜陵特区人委愁着单位工作人员的子女无人带，非常焦急，这时，人委附近四位没有工作的年轻女子找我商议，要为人委的同志分忧，帮他们带带孩子，我并不反对，表示愿意帮忙。得知我们要为人委的工作人员带孩子，人委非常支持，考虑到工作人员忙，便自筹资金，兴办托儿所。
在办托儿所的过程中，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便是场地。开始，人委招待所让出一间房子让我们带孩子，后来，孩子多了，出现拥挤，加上来来往往的人，怕影响工作，很不方便，巧的是离人委不远处有一幢平屋食堂（现在邮电局的后面）正要搬出，人委的同志主动与他们磋商，将食堂空出后办起了铜陵第一家托儿所。
为加强托儿所的工作力度，很快，人委又从孤儿院调来一位面容祥和、待人热心、年过半百的张芝玉，由她出任托儿所主任。张芝玉是一位老红军的妻子，北方人，她待人非常善良，受到我们的崇敬。我们在一起相处的就像姐妹一样。她的到来，很快就把托儿所办得红红火火。不久，张主任便发现孩子们睡的摇窝不够用，她就从孤儿院借来二十多个摇窝，这样，条件渐渐地得到改善，受到人委领导的表扬。很快，原先只照顾本家子弟的托儿所，一下子在附近传开了，有点经济条件的老百姓都要将孩子送到托儿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对外招生的，但是，更多的人送不起孩子来托儿所。
虽然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很多方面还是满足不了家长要求。托儿所规模小，条件差，没有食堂，孩子吃的中餐都是家长从自家带来的，考虑到孩子多，容易出错，我们将每个孩子带来的鸡蛋、玉米、馒头、大米袋子都做上记号，写上名字，生怕出现差错。冰天雪地的日子，孩子们怕冷，我们就烧木炭为他们取暖，尽量不让孩子挨冻。我们自己中餐吃得，也是从家里带来的。孩子多了，保育员没有增加，每天吃中餐的时候，我们几个就轮换着吃。
一年半后，小朋友更多了，原先的场地越来越不够用了，孩子在一起非常拥挤，经常出现孩子打架，抓破脸的现象，看到这种情况，人委决定将托儿所搬迁到现在的教委对面。人委这一举措，也正是看中了现在教委对面的一幢平房刚搬空，后来又盖了两幢平房，呈四合院，新的托儿所紧靠路边，交通方便了，小朋友陆续来了，规模也扩大了，不久，托儿所的名称仍然是铜陵特区人委托儿所，由张芝玉继续担任主任。
搬到新的地方后，托儿所四周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一切都靠自己动手，条件很差。屋前的操场上全是泥土，坑坑洼洼的，小朋友们就是在这样的操场上做操，开展活动的。遇到下雨天，这里便成了一片烂泥。看着屋前屋后一片泥土，没有一点生气，张主任就组织工作人员大兴植树造林，我们通过关系从绿化队进了一批树苗，种在屋前屋后，在种树苗中，有不少保育员的手都磨破了，她们全然不顾。
当时，除了我们几个年龄稍大外，其余的保育员大都数是二十一二岁的小青年，她们都没有成家，有的是临时的，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二十五元钱，一直拿了二十多年，这样的低收入，很多保育员想不通，吃不了苦，放弃托儿所的临时工作，到纺织厂去上班。
七十年代中期，人委托儿所改名为铜陵市人民幼儿园划归市教委，后来又隶属铜官山区教育局。铜陵市人民幼儿园在隶属上一直不稳定，曾经出现过几次大的变化。
风雨兼程四十载。人民幼儿园经过几代人的艰苦付出，四十年的发展，如今，占地面积约4250平方米，拥有幼儿教学楼、办公楼以及电教室、阅览室、教具、娃娃电脑房、游戏室、舞蹈房、体操室、器乐厅、厨房、洗衣房、‘彩红屋‘美术室、围棋室等教学辅助用房。幼儿400多人，教职工44人，其中教师职称32人。我坚信，人民幼儿园的明天会更好。
迷路
那年暑假天气格外炎热，我和妹妹、堂妹跟着奶奶到乡下去。我们一行四人乘大客车翻山越岭，来到远离城区的一个镇上小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从小站往乡下老家赶，还要徒步一个时辰，奶奶顾不上疲惫，拎着大包小包，气喘嘘嘘，带着我们直往乡下奔，许是很久没回家的缘故，我们在镇上走了一个时辰后，不知咋的又回到了镇上小站。
当年的小镇历经岁月沧桑，房屋破旧，错综复杂，分不清东西南北。冒着酷暑，我们费尽心机却怎么走也走不出小镇，最终还是进了一个死胡同。奶奶放下包裹，个个瘫坐在地上，这才知道：我们迷路了。奶奶看了看天色，又领着我们绕了几个圈子，还是未果。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望着昏暗中绵延的山丘，我气急败坏地爬到一棵梓树上，高眺远处却不见村庄，如果再这样瞎折腾，只怕天黑路又滑，弄不好要跌落河中。
我们在一户土坯墙草屋前停住了。透过门缝隐约可见烛光，阵阵饭菜香味从屋里漂出来，我直咽口水。奶奶轻轻扣门，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妇女出来，见我们只老小四人，便说：快进屋。大婶边说话，边卸下奶奶拎着的包裹。
大婶关切地问奶奶从何而来，又到何处去，在得知我们迷路后，她说，看来，你们不常外出。我们几个人进了陌生人家里，有些不自在，大婶也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便安慰道：别见外，就当自己家一样。她温馨的话语，让我们心里顿觉暖暖的。不一会儿，大婶又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和粥。此时的我已顾不得许多，大口吃起来，奶奶在一旁直劝我别噎着。
如今，这事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常常会想起当年收留我们过夜的那位大婶，心中默默祝福——好人好运。
放飞心情
妻子内退在家，整天三点一面：买菜、烧饭、洗衣服，伏在电脑桌上敲敲键盘，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几年，特别是今年，看着妻子日夜操劳的样子，我于心不忍，始终想不出什么好的法子或者找个理由让她出去走走，放松一下心情，哪怕是周边的地市走走、散散心也好，终于有一天，我的想法与女儿的想法不谋而合。
还是女儿的办法多。女儿喜欢画画，平常所用的纸张都是我买，不会出现青黄不接的。那天，她写了一张采购单递给她妈：老妈，据说外地的素描纸相当便宜，可否帮我外出一趟买些回来。孩子她妈不理解女儿意思：本地有的是，为啥要到外地买纸。妻子经不住我们父女俩的劝说，表示愿意代劳。
我刚到单位，太太便从那边打电话给我，问我本地的素描纸多少钱一袋？我说：每袋七元。真不划算。那头是太太的埋怨声。挂电话前，太太要我晚上八点半到火车站接，我没按时接她，妻子自个拎着大包小包回来了，她一头雾水责怪我：老王，你讲话不算数。接下来，便是太太与我们父女俩算细账：算了一下，我到外地买这些纸张真不划算，光来回路费就二十多元，是一项亏本买卖。
其实我们真正的意图妻子一点也不知晓，我因势利导：你在外地，一天过的怎样？我呀，先跑遍了整个街市，摸清行情后，不急着买货，我开始逛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