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且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称为偷窃。
范小四所管理的车队晚上给村里的猪场拉饲料，这些饲料其实是一种带渣的粗玉米面。汽车行驶到离工地不远的地方时，由于路面凹凸不平，从卡车里甩出了十几袋子饲料。由于司机发现得晚，当他发觉时，那些掉下来的饲料，已经差不多全被附近的住户扛光了。
可能是由于白天的“闹事”，让刚刚葬了父亲的治保主任胡大高仍在耿耿于怀，咬牙切齿，于是就立刻让治保副主任范小四率领大队人马全力破案。
范小四的破案手段原始而又高效，他们带人来到了丢失饲料的地方，立刻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所谓的“排查”。对那些嫌疑对象，他们一律采取一种办法，就是把人绑在给牲口灌药的木桩上，一瓢接一瓢地往嘴里灌满是蛆虫的大粪。所以没用多久，便“查出”了一个附近的真正的偷窃者。在这个偷窃者身上几乎没费什么气力，就让他魂飞魄散，心胆俱裂地把那些“同伙”和“余罪”全都老老实实地招供了出来。
范小四顺藤摸瓜，抓住一个，便把这个偷窃者脱光了衣服，然后在偷窃者的胸口上写上两个大字：窃贼，在背上写上两个大字：小偷。一边让他们把偷来的东西顶在头上，一边让他们站在路灯下示众亮相。
但当这些由范小四率领的治保队员在抓东关村的那个村民时，可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由于昨天治保主任胡大高给他那真正当了一辈子窃贼的父亲强行举行葬礼的缘故，于是便遭到了余怒未息，怨人骨髓的村民们的又一次集体抵抗。他们可能是已经了解到了范小四刚才的那些“所作所为”，所以还没等到他们进村时，便再次在村口堵住了他们。
村民们这次夜里的行动比白天的行动毫不逊色，拿着撅头、铁铲、火铳，除了各种各样的手电筒外，甚至还有人点起了在过去的年代里才会用的火把！而且几乎整个村里的强壮劳力全都站了出来！
范小四尽管有恃无恐，但当他面对着如此众多怒目而视的村民时，一时也没了主意。目瞪口呆了半天，只好用手机给他的主子治保主任胡大高打电话。也许是胡大高的主意，范小四在给胡大高打完电话后，立刻派人到东关镇派出所报了案，并要求派出所立刻派人来查案破案。
当时已经是早晨6点多，天已经大亮了。在派出所没有来人以前，双方一直就这么僵持着，对峙着。
上午8点多时，派出所来了两个民警，在一些村民的举报下，虽然经过详细的调查和耐心的说服，那些“偷窃者”竟然无一人承认自己曾受到过不公正的惩罚和虐待，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确实有罪，确实偷了东西，心甘情愿，罪有应得地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当两个民警要求到东关村调查一下那个“偷窃者”时，却再次遭到了村民们的强烈抵制和拒绝。
民警在中午时分撤了回去，但东关村的治安队却始终没有撤，他们一方面仍然一直跟村民们僵持着，另一方面则一直催促派出所派人来继续调查，并扬言如果派出所不彻底解决这一“团伙盗窃”案，由此而引发的一切后果，只能由派出所来承担责任。他们不仅给派出所频频报案，而且还频频不断向市公安局反映，向镇党委镇政府，市委市政府反映，说像类似的“团伙盗窃”案，在这里曾多次发生，当地派出所从来都不重视和认真对待，这种愈演愈烈的犯罪行为已经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和极大危害，如果再不及时严肃处理，后果将不堪设想，等等等等。
市政府，镇政府的领导，可能也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团伙盗窃”大案，于是也不断地给市公安局和镇派出所打电话，要求他们迅速查清此事，并责令他们限期汇报。
市局局长史元杰此时正在省城，市局副局长魏德华此时则正在监狱，根本无法脱身，而市局知道他们行踪的人又很少，尤其是不知道他们的局长此时此刻竟远在省城。所以史元杰的手机便不断地接到各种各样的电话，甚至连魏德华也接连不断地给他打来电话。
史元杰和魏德华并不很清楚究竟出了什么样的案子，特别是又是出在东关村这个敏感的地方，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什么救急的办法，于是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何波，请他临时派人到现场处理一下情况，只要能暂时把事情压下去就行，别的一切都等他回去后再说。
※ ※ ※何波怎么也没想到竟会是这样的一个“盗窃”案，面对着这些猖獗的恶势力，好几次都忍不住要发起火来。简直狗仗人势，可恶之极！这样的一群明火执仗，祸国殃民的恶霸。强盗，竟然敢如此肆无忌惮、无法无天！
但一想到自己正在实施的计划和行动，终于把自己心头的怒火强压了下去，小不忍则乱大谋，何况你现在对他们也一样毫无办法。他猛然间想起了昨天逼着让史元杰和魏德华从这儿马上离开的情景，心里不禁感到了阵阵内疚和懊侮，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他完全想象得到他们当时的无奈和苦悲。
何波清楚既然来到了这里，至少也得做出一个让双方都能接受的举动。想了想，他决定亲自到东关村那个所谓的“盗窃犯”家里去一趟，他要亲自看看和问问那个“盗窃犯”。看看他是不是也同样会说自己是“罪有应得”，心甘情愿接受法律制裁的这种话。
东关镇所在地就在东关村，所以派出所离东关村村口也就一二里地。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工作，村口的村民就答应了让何波进村的要求。他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何波和派出所的民警可以进去，治安队的一个也不准进。何波说，可以让他们派一个代表跟我们一块儿走一趟，并没什么坏处。村民们稍稍商量了一下，也同样答应了。
※ ※ ※何波和派出所的所长、副所长和两个值班民警，还有随同来的李副队长，以及几个村民代表和那个治安队员一行人默默地走进了村子。
同村外那些雄伟整齐，拔地而起的豪华住宅和商业大楼相比，村子里的房子院落显得实在有些破败杂乱，拥挤不堪。这些年村里有权有势有钱有办法的人渐渐地都在村外盖起了新房，而留在村里的大都是没权没势没钱没办法的老实巴交的村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于是村子渐渐就成了这个样子。在村外看，还像个样子，越往里走，就越是穷巷陋室，疮痍满目。正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驴粪蛋子外面光。
这些年，这些城市边缘的农民，几乎很少有人顾及到他们了。迅猛而至的城市化浪潮，让一少部分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暴富阶层，而绝大部分的农民不只悄无声息地失去了土地，而且还悄无声息地失去了自己的立脚之地，等到最后被挖掘机和推土机强行拆掉推掉自己的住宅院落时，才发现自己真正成了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无产者。甚至在自己丢掉了祖辈遗留下来的房产，只能住进别人重新给他安排好的单元房时，竟然还得拿钱来买。他们失去这一切的一个最不可反驳的理由是，这些土地都是国家和集体的，并不是你个人的，国家和集体需要你交出来，你就得交出来。但让农民们百思不解。百口莫辩的是，如果说土地是国家和集体的，那么我这个人不也是国家和集体的吗？国家和集体的资产不也应该有我一份？为什么在这些国家和集体的土地渐渐不存在了的时候，也就是说等到这些国家和集体的资产悄无声息地消失了的时候，却让我们这些人变得一无所有，赤贫如洗，而让极少数的那些人堆金积玉，富可敌国？本来属于我们大家的这些国家和集体的资产究竟让什么人给抢走了？我们的那一份都到了谁手里去了？
这些年来，城郊附近的犯罪率越来越高，参与偷窃和抢劫的农民也越来越多，除了别的一些原因，是不是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等到走进一个破烂不堪，连院墙也坍塌了的院落，领路的说了声到了时，才打断了何波的思路。
何波有些发愣地瞅着眼前这座住宅。他没想到都1990年代末了，竟还有这样的房子。真个是蓬门草户，残垣败壁，房顶上的青草长得足有一尺多高，院子里几乎没有任何可遮拦的东西，偌大的两个窗户上，竟然连块玻璃也没有，满是窟窿的用纸糊住的窗格，都已经黄得发黑。
房子怎么会破败成这样？而这样的房子又怎么能住人？
是不是因为这些地方很可能又要被征掉，所以就一直这么不加修缮，任其残破？或者是因为这个地方同样是由于国家和集体的原因，所以就这么将就着，凑合着？等着有朝一日，再由国家和集体的推土机和挖掘机把它强行推倒和拆掉？
等到走到屋子里时，何波终于明白，房子能成了这个样子，只因为一个字：穷！
以前总是觉得，城市的迅猛发展，使得郊区的农民也迅速地富裕了起来。种菜种花，养鸡养鱼，塑料棚，养殖场，城里人越多，赚钱的机会也越多。挨着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近郊的农民还会富不起来？
但今天看来，这似乎都是一种想当然的企望，越是城市近郊的农民，潜伏着的威胁和危机其实也越大。试想，还有比失去土地让一个农民更为感到可怕的事情吗？当一个农民在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甚至连自己的房产都失去了后，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外，他还会有什么！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没有资本，没有背景，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手段。尤其是当一个城市充塞着愈来愈多的下岗工人和待业青年时，对一个要混迹其中的农民的拒绝往往会更加残酷和彻底。
眼前的事实似乎正在强有力地说明着这一点。
这个偷了猪饲料的村民名叫李大栓。
一个5口之家，家中唯一的强壮劳力，便是这个40来岁的跛了腿的中年汉子。在上尚有60多岁的老父老母，在下还有一个近20岁的痴傻儿子和一个13岁的姑娘。李大栓的腿在一次工伤中留下了终身残疾，8000元便是这次残疾的全部赔偿。什么样的可以多挣点钱的重活苦活都已经与他无缘，他只能在附近的工地上给人家作临时看守。老婆早在5年前就离开了这个毫无指望的家。老父亲这些年来一直在捡拾垃圾，老母亲帮助照料家务和孩子，日子倒还凑合着过得去。不曾想去年老父亲突发中风，一病不起，进不起医院吃不起药，仅靠几乎没有任何营养补充的一个老迈的肌体自行恢复健康，结果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糟。20岁的痴傻孩子连个家门也看不了，13岁的女儿尽管是“希望工程”援助的对象，但也仅仅是免费上学。近一段时期来，工地上的活儿又越来越少，民政部门的救济又如何养得了一家五口。
看看眼前的这一切，真正是天惨地愁，目不忍睹。
昨天晚上李大栓正在工地上作临时夜班看守，回家的路上，正好遇到了从卡车上甩下来的十几袋饲料，见那么多人都在往自己家里扛，忍了忍没忍住，终于不顾自己的残腿连拉带拽地拖回了一袋。
李大栓拖回来的这袋子饲料其实都有些发霉了。
何波一行人进到他家时，扑面而来的便是一股难闻的玉米面味。
大概是刚刚蒸熟，两大笼窝头还直冒热气。
一家人看来正在吃晚饭。
一张陈旧的看不出任何颜色的饭桌上，除了黑糊糊的一盘子不知什么的菜叶外，剩下的就全是这种粗渣玉米面饲料做的食物了。玉米面窝头，玉米面糊糊，还有大概是午饭剩下来的玉米面汤饼。
躺在炕上的老父亲，在他枕头旁放着的，也只有大半碗玉米面糊糊。
其实这种东西还能叫面吗？猪大概都不肯吃的东西，何以会让人争食！
李大栓的那个傻儿子此时正蹲在炕角，好像一点儿也不怕烫，左手死死地攥着一个窝头，右手则把一个窝头举在嘴边，两眼发红，一口接一口地大吃大嚼。以至何波他们走进去好半天了，他都没看他们一眼。直到猛然一口吃得噎在了那里，才伸直脖子痴痴地盯住了他们。
一家人都痴痴地死死地看着他们。
屋子里顿时陷入了一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死寂。
何波忍了好半天，还是没能把眼泪忍住。他默默地用手指轻轻地把眼泪刚一抹去，紧接着又是一片泪水涌了下来。
在他的身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默默地擦着眼泪。
多少年了，他还从没有碰见过这样的“盗窃案”。
那袋子“偷盗”来的猪饲料，就在屋子里的墙根下放着，此时已下去少一半了。家里的东西一览无余，所有的面缸米罐里，竟然全都空空落落，一无长物。
还用得着调查什么么？
还用得着再说什么么？
面对着这一切，你又能说的出什么！
……
何波没想到在村口会碰上村委会主任、省人大代表龚跃进。
龚跃进一见到何波，便一脸严肃地承认错误和表示歉意。
“何处长，真没想到会闹成这样，我刚才已经批评他们了，简直是胡闹么！哪有这样对待群众的道理！不管怎么说，也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么。首先这是我的错，第一个应该批评的也是我。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这件事我有责任，我应该做检讨，应该深刻检讨。”
龚跃进的态度很诚恳，表情也显得非常认真。但何波看得出来，龚跃进同他讲话的样子，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顾盼自雄的姿态。因为龚跃进肯定已经明白，眼前的这个何波，早已不再是那个权势显赫，位尊望重的地区公安处处长。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二线领导，马上要被安置到人大或者政协的一个下台干部。如果他还是那个货真价实的公安处长，这个龚跃进是绝不敢这样跟他说话的。而眼下他之所以还会赶到这里摆出一副谄媚的样子来，也许只是一种礼节上的需要，或者只是一种试探性的交往。因为他知道像何波这样一个在公安系统干了一辈子的老处长，他的影响并不会随着他位置的消失而消失。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地区公安处的处长竟会不打招呼地突然出现在他的地盘上，对此他不能不防。还有，他也许并不真正清楚何波的下一步将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如果真的到了地区人大当上一个副主任什么的，那对他来说，无论如何也是轻视不得的。
面对着龚跃进的歉意和自我批评，何波想的更多的则是这个村委会主任的来意。本来他考虑的是眼下究竟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件事，却没想到龚跃进的态度会来了这么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末了，何波脸上不着任何表情地问道：“既然这样，另外那几个人呢？”
“放了放了，何处长，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我刚刚从外地回来，一听说了这件事，就立刻让他们放人。不就是丢了几袋子饲料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哪能像对待罪犯那样，真不像话。就是真偷了什么贵重的东西，也绝不应该这样。”龚跃进的态度依旧非常诚恳和严肃。
听着龚跃进的这些话，何波颇感意外，一时间竟不知再同他说些什么。想了想，“既然这样，那我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好了，这里的事就交给你了，如果再有什么情况，请随时跟我联系。”
看到何波要走，龚跃进急忙说道：“何处长，你看你看，怎么能这样么？平日里请也请不来的，今天好不容易到这里了，不管怎样也得赏个脸吧，家常便饭也得吃点么。”
何波看看时间，想了片刻，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吃吃饭，转移转移他们的目标和视线，对古城监狱的魏德华和罗维民他们也许会有好处，于是便说，“也好，反正今天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就在你这儿偷个闲吧。”
“对对对，像你们这些领导，平时政务纷繁，难得消闲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