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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句，根本没想过把他换掉。可现在看来，我不得不考虑一下了。我看他真是有病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善男的老板给我打来了电话。
“小李！善男死了。原来他一直在注射毒品……”
原来，善男三天前开始就无故缺勤，店里给他打了多少次电话，都没有人接。他在店里干了那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无故缺勤过。老板有些担心，驱车到了他住的公寓，按门铃也没有回音，于是只好找到房东打开门。六帖塌塌米大的房间里并没有善男的影子，但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推开浴室的门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善男大睁着眼睛坐在浴缸里。他们叫他，但没有任何动静。原来他早已经死了，浴缸的底部是一层干涸的血迹，他的伤口在右手腕上，血液都沿着排水孔流尽了。在地上，他扔下了一把剃须刀、一只注射器，还有一个装着少许白色粉末的塑料袋。房间里没有发现遗书。
这天晚上，我将一束鲜花悄悄放在了“黑桃A”的店门口……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真相（1）
1996年刚刚来临的时候，我似乎没想到自己会经历一次心理上的低潮。我依然踌躇满志地伫立在歌舞伎町的街头上，为了我的儿子而奔忙。这个时候我和久美子已经很注意儿子的早期教育了。我们在浴室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并且在下边标出它们的英文单词，然后在给他洗澡的时候，教他认字。我还特意买了当时最好的音响，在客厅里定时播放优美的舞曲。毕竟我没有成为一个完全专业的芭蕾舞演员，所以，我希望我的儿子可以实现。所以，从他小的时候，我就要培养他敏锐的乐感。我想，我已经为我的儿子谋划好了他的未来——
但是，没过两个多月，我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开始，我以为是睡眠不足的缘故，并没太在意，于是选了一个周日，带着久美子和儿子乘电车到郊外的一个温泉去休息。
这个露天温泉建在一个山崖上，我趴在石头垒起的水池边缘向外看去，下面是十几米深的小谷地，对面的山崖相去七八米，竟然还有大块大块的积雪。我仰着头躺在热水中，看着茂密的树梢上方湛蓝的天空，觉得心旷神怡，全身的毛孔都舒展开来，贪婪地吸收着大自然的精华。从温泉出来，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好多了，又有了足够的能量站回到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继续为我的工作拼搏。
然而，几天之后，我渐渐发现，我的疲惫感再一次降临，我明白了这种感觉并非来自肉体，而是发自内心。我本来是个不安分的人，但那些天却有些沉闷了。
晚上十点，我到歌舞伎町非常有名的一家上海人开的酒店去喝酒。这天酒店的生意非常红火，十几个小姐身边都有客人，并且隔一会儿就有人起身去了情人旅馆。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新宿的中国酒店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出场店”。所谓“出场店”，就是小姐可以陪客人去情人旅馆。以往日本的这种斯纳库酒店大多仅仅是由小姐陪客人饮酒唱歌，两者之间如果有进一步关系的想法，那是离开店后的自由。而客人的消费也只有酒水和每小时的固定费用，小姐则按上班时间计算工资。“出场店”却开了一个新风气，也算是中国人的首倡。客人进到店里，只要付一万日元的费用，包括了供应的酒水和小姐过来相陪，但最后客人可以带小姐“出场”，两个小时三万日元，过夜五万日元。最初的一万日元是店里的收入，小姐则没有工资，只能拿到出场的所得。这种方式其实是另一种变相的妓院，很受日本人的欢迎。据说，有的店每天晚上有超过一百名的客人，而小姐们就必须连续作战。虽说过夜的价码是五万，但极少有小姐愿意，因为一直到凌晨如果都陪酒、陪喝的话，至少也能找到三四个客人，收入无疑更多。我和一些开店的老板娘熟悉之后，就听到了许多有关小姐的故事，比如有的小姐最高记录是一晚上连接七个客人，她们的月平均收入都能超过百万日元，还有某个小姐即使在月经期间也不休息……
这晚，先坐在我身边的是位自称来自沈阳的女孩，个子高高，身材凹凸有致，是那种中国北方的漂亮姑娘。不过，她才坐到我身边三分钟，就问：
“一会儿你带不带我出去？”
我只是想找人聊天唱唱歌，确实没有别的打算，于是便笑着说：“我们喝点什么吧？陪我说说话。”我为她点了一个果盘和一瓶啤酒，这里的规矩是客人为小姐点的酒食都有一半的钱划拨给小姐本人，因为那个成本充其量只有一千日元的果盘标价三千五百日元，而一瓶超市里二百多日元的啤酒也卖到了一千五百日元。
她没有说谢谢，吃了一块水果后又说道：“我们出去吧。保证让你满意。”
“改天吧。我今天只想坐坐。”我发觉她的态度立即冷淡了下来。
她在我身边坐了不到十分钟，就起身朝一个刚刚进来的日本男人走去。我感到了不快，但随即又释然了。她干这行本来为的是赚钱，能赚更多的钱，我就不该挡人家的财路。她坐在那男人旁边，碰杯之后就把身子靠过去说着什么。卡拉OK的电视屏幕荧光闪烁着，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敢肯定她在重复刚才对我提过的要求。过了几分钟，日本男人站起来，掏出钱递给老板娘，她满意地挽着男人的手臂，当她和那男人走向门口经过我身旁时，我朝她笑笑，打了个招呼：“再见。”
她果然笑得很开心，回应我说：“再见。”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真相（2）
老板娘看到我一个人坐着，又把一位女孩带到了我对面的座位上。我看了她一眼，就发现，她身上比起方才那位少了很多风尘之气，甚至可以说和街上的一般女子没什么分别，但在这里，就显露出少见的清纯。她的笑容也略见拘谨，完全不像坐台小姐那样放肆轻佻，或者说不够职业化。
“你是哪里人？”
“北京的。”
她说话时的神态也表现出初涉此道的生涩。我对她开始感兴趣起来。
“你来日本多久了？”
“去年10月来的。”
“现在在上学？”
“是的。”
“你到这家店里有多长时间了？”
她微微停顿了一下：“还不到一个月。”
我越看越觉得她是不属于歌舞伎町这个声色犬马的地方的。她为什么要走上这条卖身之路？为了钱？但她真的和那些小姐们有很大的区别，要知道我在这里混了多年，见惯了各种各样的人物，眼光还是很准的。不过，我不会蠢到直接问她为何做这行，所以只随意和她聊着北京的名胜古迹。
她没有像那个沈阳姑娘一样提出要“出场”，过了一会儿，似乎不那么紧张了，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心事？我一愣，但很快就像被打开了心头的一扇窗子。是的，我有心事，太多的心事。我忽然明白，自己最近的疲倦并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源于我始终绷紧的神经和积郁很久的忧虑。
“和我出去么？”我问她。同时自己也感到很吃惊。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是有妻子和儿子了吗？可是，我现在显然心情焦虑。我烦乱地正想收回我刚才的话，她却神情有些羞涩地说：“好吧。”
我在心情混乱中把三万日元交给老板娘，在门口等她去拿手提包。老板娘笑嘻嘻地拍打着我的肩膀：“小李，眼光不错啊。她可是新来的，你要温柔点。”
我心血来潮般地带她来到八年前我曾打过工的那间情人旅馆。这些年来，我去过不少歌舞伎町附近的情人旅馆，但除了和苇子一起消费过一次之外，我总是避之犹恐不及，可能是不愿回忆往事的缘故吧。那位上海人老徐早就不在这儿干了，门口收款的老女人不知还是不是同一个人。其实，我上次和苇子来的时候，她也没认出我，毕竟，她每天要见到上百张不同的脸，恐怕早已懒得去看。
从进入电梯起，我给她讲起了当年我在这里打工的故事。
“真的？”她笑了。
房间我是很熟悉的，因为我曾经打扫过很多次，唯一的变化就是电视换成了新的式样。我说：“先去洗个澡。”她“嗯”了一声，动作缓慢地开始脱衣服。
她的身材一般，在小腹上还有一道手术留下的伤痕。我问：“怎么回事？”
“小时候得过阑尾炎，动了手术。”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真相（3）
按照日本的规矩，在这个时候，女方要给男方清洗身体。她也照样做了，但手法明显不够熟练。就在这时，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虑和懊恼。满脑子想的是也许久美子正陪着儿子在看电视，或者在听音乐吧。我们家的窗户朝向繁华的都市，夜里总是可以远远地望见歌舞伎町的霓虹。不知道儿子会不会攀在窗前，张望我的这个方向？！
她擦干了身体，躺到我身边，静静地没说话。我用遥控器打开电视，卫星台正在放一部好莱坞电影……
我伸出胳膊把她搂在怀里：“算了，今天我不做了。”
“那……一会你和我回去，我看老板娘也认识你，让她把钱还给你。”
“不用了。”我笑了一声，“我既然带你出来了。”但是，她的态度给了我很强烈的好感。
“谢谢。”她说，“你是我的第一个中国人客人。”
“是么？你每天都来这里上班？”
“差不多。但不是每个晚上都会陪客人出来。我不大会说话，日语又不好。”
“说实话，我一见到你就觉得你是个学生，怎么会做这行呢？”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提出了这个容易伤人的问题。
她沉默了片刻，一字一顿地说：“为了赚钱。”
我隐约觉得她的内心里有什么不愿说出的话，或许她是身不由己，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我不想更加触动她的痛处，就装作无意地岔开话题：“以前没有中国人要带你出来么？”
她想了想：“有一次。我没敢去。”
“为什么？”
“他的样子很凶，我有些怕。店里的小姐说一些客人很变态，叫我要小心。”
“怎么变态？”
“有的客人好像吃了什么药来的，还有人说福建的客人很粗鲁，脾气不好，小姐不照要求做就挨骂。”
“没办法。要是你玩命坐着船偷渡上岸，然后又整天提心吊胆害怕被警察抓住，时间长了肯定会变态的。”我给她讲了个真实的故事。福建来的偷渡客其实主要就是福清、长乐等县的人，那几个地方因为有亲友出来，寄回去大量的钱，所以几乎是整个村子的人都想着到这边来淘金。为了这个梦想，他们不惜借上几十万元人民币，也不惜在海上颠簸冒险，不远万里来到日本。但这些地方的偷渡客普遍没受过什么教育，有的连自己的中文名字也写不出来。我在语言学校上学时，班级里有个福清的同学，按入学要求应该是受过十二年以上教育的，可是他竟然基本上不识字。有一次他和同学约好见面，说自己“站在什么土银行下面”。同学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见到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头顶是富士银行的招牌。这位老兄不认识“富”字，又把“士”念成了土。
女孩听了笑起来。但我表示，文化程度的高低并不能说明一个人品质的好坏。为了赚钱，可以有各种手段，但不论如何，不能总想着欺负人、坑人、害人。
时间过了快一个小时，她开始用手抚摸我。我说：“不必了。就当我找你聊天。”她欠起身：“要不你可以不戴套子。”
我说，“那可不行。”
“你是说会得病？”
“得病也好，怀孕也好，都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你如果不保护好自己，早晚会吃亏的。”
她的神情紧张起来：“那我该怎么办？”
我的脑海中飞速地搜索了一下，说：“你换个店吧。我介绍你去一家不用陪客人出场的店，那里是会员制的俱乐部，只要聊天喝酒就够了。赚的钱也许没有现在这份多，但对你来说比较安全。在这个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安全是最重要的。”
她点了点头：“谢谢你，哥哥。你真像我的哥哥。”她笑了，单纯的笑。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真相（4）
我下了床，找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上那家酒店的电话和名字，递给她：“明天晚上你就去面试吧，和老板娘说是我的朋友。”她接过来放进衣服口袋里：“那我先走了。”
她重新穿好衣服：“你呢？”
“我在这里歇一会儿。”我轻拍了她后背一下，“保重自己，好妹妹。”
“谢谢你。”她又朝我一笑。
等她走后，我给楼下的管理室打了个电话，把房间原定的两小时休息改成过夜。然后又给久美子打电话，告诉她我今晚不回家。我躺在床上，望着屋顶的壁纸，在这个八年前就熟稔了的屋子里回顾自己的历程。我知道我很累，精神很累。
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要戴上面具真累，日子久了，我甚至都忘记了原来的自己。久美子对我的疏忽也让我越来越感到失落，而我却没有办法改变她，因为我觉得我抢不走她对儿子的那份母爱。同时，我的潜意识里出现了愈发浓重的不安。方才我给那女孩子讲的“安全第一”的原则，其实也是告诫我自己的。在歌舞伎町，中国偷渡客、韩国皮条客对我缺乏友善态度、甚至怀有敌意的人日渐增多。为了守住我多年汗水换来的“地盘”，我每时每刻都不敢松一口气。我的靠山，铃木最近好像也慢慢失去了他的能力。有时，当我向他提出需要帮助时，却被他以繁忙为借口推脱。歌舞伎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搅乱了他往日的宁静，也冲淡了他的威风。铃木在那些外国“同道”面前常常无所适从，这也难怪，一般的日本黑社会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韩国的“道上兄弟”心肠更狠，他们可以一言不和就演变成要人性命的决斗。但是，钱依旧不能少了铃木的。一到他缺钱的时候，就会冒出来，到我的面前或主动打电话给我，找出种种理由，索要去一两万日元。
这样下去可不行！我现在能让自己生存下去的“事业”也许终有一天会被别人占领的。而我一旦失去了这块赖以生存的“地盘”，那我就会被彻底打败，走投无路。我终于明白，即使我前一段不自知，但不安全感却一直悄悄盘踞于脑中。
次日晚上，我接到了北京女孩的电话。她说已经去过那家酒店，老板娘同意她留下来。她再次向我道谢，我说不客气。她最后说了一句：“我看你也有挺多心事，你也要多保重。”
有很多人善于开导别人，但对自己的类似困难却手足无措。现在看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为了逃避那股潜意识中的不安，我竟然陷入到赌博的漩涡当中去了。
我开始频繁地踏进中央大街上的一家扒金库赌博店。来日本八年，我没进去过几次，尽管当初范勇他们多次拉我入伙，也教会了我基本的操作方法，我却从来都没有对那玩意儿感兴趣过。但现在则不然。我把那里当做了一个缓解精神压力的所在，渐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