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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过多米的母亲看病，但多米一点儿也不认为母亲的后门能走成功。
但是多米不能一辈子当农民，这是一个意志，插了一年队的多米又加倍地把这意志炼成了钢，磨成了铁。她一定要自己找到一个出口。在生产队的墨黑的路上，打着惊雷闪着电，多米高度亢奋，她空前地进行着好运设计，她想她日后一定要写电影，她诅了咒发了誓，生着气地想，一定要写电影，写不了也要写，电影这个字眼如同一粒璀璨的晶体，在高不可攀的天上遥遥地闪耀，伴随着闪电来到多米的心里。
这是一个多么石破天惊、异想天开、胆大包天的念头，多米深深地为自己的念头震撼着，这是最最边远的G 省的遥远的B 镇农村，有一个女孩想到了要写电影，这是多么的了不起。神秘的铃声骤然而起，一道大幕拉开了，多米日后的经历就是以此为开端，半年之后多米奇迹般地差半步就到了电影厂当编剧，正是源于这个夜晚。
这是一个人间神话，这个神话使我相信，有一个神在注视着多米，并选中了她。
现在，神话尚未开始，天下起雨来了。
雨点迅猛地落在多米身上，她的脸和手背迅速被雨水打中，水的感觉立刻从指尖末梢传到了心里，在一片冰凉湿润中写电影的念头像雷声一样远去，而一些坚硬、有力的字句却迈着雄健的步伐，越过雷声，像雨水一样自天而降，这些句子在到达多米的那一刻由冰冷变为灼热，发出咝咝的声响，变成一片大火，顷刻燃遍了多米的全身。
这些字句排列起来就是一首诗。
多年来这首最初的诗深藏在我的心底，但是由于那个不可告人的事件，使我总是回避我早期的创作经历，这首诗和那件事被我一起掩埋着，我一面要雪耻，一面又掩埋着要雪耻的这件事。
我忌讳别人提到我的处女作，这个阴影是如此沉重，也许不止这些，也许还有别的。
也许正是想要摆脱它们我才选择了这个长篇。
年初的一天，我把一部小说集整理好。然后着手写一篇序，我本来想写一个女人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在陌生而干燥的北方都市茫然失措地生活着，她的心灵日益枯萎，在夜晚，她自幼生长的那个亚热带小镇如同一些已逝的花瓣从黑暗中鱼贯而来，缭绕着她。
我打算写的正是这样一篇东西，在我下笔之前，华美的词句正分散着在暗中一闪一闪，我向来喜欢把它们连缀在一起，这是我惯用的伎俩。
但我却陷入了回忆。
我写出的是一篇完全不同的序，在这个序里，我从第一句话起就掉落到了往事里，我不由自主地叙述起我的处女作的写作及后来的事情，往事汹涌而来，我把它们一一按落在我的纸上，十五年过去，它们变得陌生、不真实，我拼命吸附它们，力图找回从前的时光。
从前的时光我是多么年轻，曾经多么骄傲。
十九岁。
有一天我从大队学校回生产队，刚拐出大路就听到有人在后面叫我，同队的大队会计从单车上兴冲冲地跳下来说：多米，上面叫你去N 城了！
什么？
上面叫你去N 城了，要你改稿。会计很兴奋，他有个哥哥是省日报的通讯员，曾经有过去N 城改稿的经历，经常把改稿一词放在嘴边。
我说：是谁说的，是真的吗？一面心里狂跳着。会计说：是真的，N 城来的长途电话，打到县里，县里又打到公社，公社又通知大队，让大队及时讲给你听，知青的事都很打紧，我就骑车出来喊你了。
正说着又有一个大队干部从路上过来，也说：多米，让我通知你去N 城，路费你先出，到了再给你报销。
会计想起来说，是叫你去《N 城文艺》改稿，多米你写了什么？会计有些兴犹未尽，很想讨论一番。
我在混乱中听见他说他哥去改稿一年发了三篇新闻，心里已是一片光明。
我一下乡就被公社的宣传干事（人称陈记者）召去开了一次会，宣布为公社的通讯员，有任务向县广播站、省报、省广播电台乃至《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导本地的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春耕生产、狠抓阶级斗争这根弦、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计划生育、踊跃参军等等新闻。
陈记者对自己的行当十分尽责，在这次招兵买马的会上推心置腹地对我们说：我了解过了，你们，在学校里都是好笔杆，我相信，你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前途，你们写报导吧，有好处，把成绩报导出去，领导高兴，就会重视你们，他们会记住你们的。
你们想不想上大学？
大家在心里用力地说：想。
陈记者说：想就努力吧，不会埋没你们的。
陈记者的话像一个真正的招生人员亲口所说，对我们起到了强烈的煽动作用，我们全都信以为真，我们在心里暗暗庆幸一下来就碰到了陈记者，他在我们忐忑不安混沌一片的心里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们看到，要做出成绩并不难，只需做些我们本来就熟悉的，自以为得心应手的事情，这真是太好了。
我们一下子心情轻松了。
我们眼前出现了亲切的笔、可爱的纸和安全的桌子，想起了我们历次作文的优秀成绩，墙报上的漂亮文章和大会上的出色发言，它们像宠爱我们的老师、我们最好的朋友站立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身后围成一溜凉爽的屏障，使我们又安全又轻松又自信，脸上悬挂着才华。
这是多么的好。
我从小体质差，最怕体力劳动，太阳一晒就头晕，体力的事总是令我恐惧，下乡之前学校统一量了一次体重，我只有七十二斤，听说在农村只挑七十多斤是很丢人的，是不肯出力气的表现，只有挑上一百多斤才能表现突出。
这使我心生沮丧。
临行前向语文老师梁振中道别，他一再嘱咐我，要量力而行，一定要量力而行，人只能挑跟自己体重相当的东西。
我心事重重地答应着。
从此我一路心事重重。
在七月份的B 镇农村，公社的小会议室热气蒸腾，凉爽的前景从陈记者的身上发出，一阵阵地扩散到我们身上。
我们开始专攻县广播站，我们写稿，一式两份，另一份寄给省报，因为各地的投稿数字省报要统计。一时间，有线广播网回荡起我们新鲜的名字。
我们新鲜的名字像刚从河里捞上来的活鱼，在有线广播网里拼命跳跃，一个比一个跳得高跳得漂亮，在跃起的小小的空间里（这空间就是小小的B 镇城乡）
闪耀着白色闪亮肥美的鱼肚子。
这真是一幅好看的鱼跃图。有线广播事业在B 镇十分发达，在县城，像月饼盒子大小的广播喇叭安放在每一个机关和家庭，在农村，每个生产队也都有好几个。我家门口骑楼的廊柱上就一直挂着一个，每天早上六点钟，县广播站一放《东方红》乐曲，所有上学的孩子知道该起床了。
有线广播网深入人心，是我们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的报纸、电视、收音机、戏台和电影院。十七岁的孩子们下到农村，在夜晚，点着煤油灯写了一篇又一篇的通讯稿，其中有的被广播里那个亲切熟悉说着本地方言的女声读出，我们的名字也被随之读出，我们紧张地从广播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兴奋得彻夜难眠，紧接着我们的亲人朋友熟人又一一告诉我们，我们装做脸无表情地听着他们的赞叹，我们是多么爱听赞扬声，我们在心里一再重复着那一片不同的声音组成的好听的赞扬。
每个人都得了一个县广播站〃 优秀通讯员〃 的称号，以及奖品：一本塑料皮笔记本，盖着大印。
是谁在一九七六年在B 镇县的广播站任职，使我们得到了获奖的喜悦？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个人是谁？我有时认为这是一个圆脸大眼脸上有酒窝的年轻男人。这个印象从何而来呢？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写了一篇题为《农业学大寨》的社论，我按照在学校写大批判作文的做法，摘抄了《人民日报》的有关句子，兴致勃勃地编写成一篇社论，我激动地认为这是我写的一篇好文章，若是在学校，梁振中老师一定会给我打一个〃 优〃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兴冲冲地连夜赶回B 镇，到县广播站送稿。一个二三十岁的男人接待了我，他费尽了口舌才使我勉强明白社论不应该由我来写。我反复问道：为什么我不能写社论呢？为什么？
我灰头灰脑地从县广播站出来，脑子里却奇怪地想到这个男人的脸，他的眼睛又大又黑，双眼皮，他的脸上还有一个圆圆的酒窝，十分迷人。
迷人这个词是我上高一的时候听高二的女生说的，这本来是一个不好说出口的词，我从来没听人说过也从未使用过这个词。
有些词中学生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比如爱情、恋爱，甚至结婚这个词也不大敢说，幸好有人发明了个人问题这个词，于是有个同学在请假条上就写道：因我哥哥明日要解决个人问题，特请假一天望批准。班主任在班上念了这张请假条，大家会心一笑。
有许多秘密的词、秘密的幻想掩埋在中学生的心里，这些词堆积得太多，其中的某个词总要伺机溜出来，比如迷人这个词，在某个下午，在会堂门口，被一群吃吃窃笑的女生放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它鲜亮的颜色充满了魅力，从此成为了那段时间里我的常用词。
我回忆起广播站那个人是因为广告。晚上七点半到九点之间，电视上会出现一位身着黑色西服的英俊男士，大眼睛，黑眉毛，脸上有一酒窝，他边走边说：不要让你的妻子为琐事烦恼。然后他的妻子在镜头前看书，美丽地歪着头，然后妻子又穿着天蓝色的制服微笑，等等。这是一个洗衣机的广告。
我坚决抵制这个广告，这是一个男权主义的广告，为什么没有洗衣机妻子就会为琐事烦恼呢，难道妻子是天生的洗衣机吗？简直岂有此理！
该广告对我唯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那位男士的酒窝，它使我回忆往事。
往事飘忽如烟，摸不着抓不到，它被岁月层层掩埋，我们找不到它，我们把它全都遗忘了。但是某一天，就是这一天，我们发现它悬挂在电视中的那位男士的酒窝里。
这酒窝里有我的一个奖状，一九七六年的县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
这个光荣称号是我的通讯生涯的终结，是我文学生涯的开端。
我在知青会上被带队干部批评，说我写了点报导就骄傲自满，紧接着就是评选一年一度的先进知青，本以为凭我的突出表现不光大队能评上，公社也该评上的。
结果就是不评我。
这对我打击极大。一九七六年，一个知青要想有出头之日，带队干部是个关键，他的印象不好，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这下我完了，再努力都翻不了身。
一时十分灰心。
我们大队的知青带队干部姓李，知青及农民均称他李同志，本来是水泥厂的一般干部，不知怎么被派来当带队干部，自一九七五年起，因为一个叫李庆霖的人给毛主席写了信，知青的状况有了改进，下乡的时候国家配发了被子和蚊帐，给所在生产队发了安家费和农具费，第一年每人每月发十块钱，粮油仍由国家供应，等等。
大家都感谢李庆霖。但从此我们就都戴上了带队干部的紧箍咒。
李同志理着花白的小平头，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我们常常看到他推着单车走在通往大路的小路上，农民们大声问：李同志，回家啊？他就答道：回家。他家在邻近的公社，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再有就是竹筒水烟，在我的印象中，李同志每时每刻都在抽着竹烟筒，每次开会都看见他捧着长长的竹筒子，脚下一圈湿漉漉的水烟屎。
我天生不会讨好人，李同志到我们生产队来过几次，我都没有跟他汇报思想，他第一次态度还好，第二、第三次就冷淡多了，后来基本不到我们队来。
我最感震惊的是，我到N 城改稿回来，听说李同志在知青和农民中散布说我被人拐卖了，后来电影厂人事科的干部通过组织来要我，他一边跟我说这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一边跑到公社找文书，不让文书在公函上盖章。
这是我的深仇大恨。
一个人，手里抓着几十个年轻人的命运前程，弄得像几十朵向日葵环绕着日头旋转，正如欢庆九大召开的歌中唱的：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但我没有做成向日葵。
这使我悲观绝望。有什么比文学更适合一个没有了别的指望的人呢，只需要纸和笔，弱小的人就能变成孙悟空，翻出如来佛的手心，仅凭一筋斗，文学就永远成了我心目中最为壮丽的事业。
许多年后我由省城回B 镇，在地区火车站意外地看到了李同志，他仍像当年那样穿着一件发白的工作服，头发完全白了，他伛着腰从火车上下来，人很挤，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
我站在人流中，B 镇的岁月从身边呼呼掠过，不远处的田野在阳光下十分耀眼，铁轨像一道利刃把田野分成两半，除了这金属的光芒，正午的田野十足像B镇农村的田野，这个情景一再涌来，使我有身在水田的感觉，铁轨的金属光芒再次刺激我的眼睛，使我重新置身于火车站。
我希望李同志能看见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打打招呼，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场面。他最后没有看见我，也许是看见了装没看见，总之他很快就脱离了我的视线。
B 镇岁月在火车启动中无声地飘逝。
N 城的旖旎风光在我十九岁半的天空上永远盘旋，亚热带的阳光在两旁是棕榈的大道上笔直地流淌，只需指出葵扇大道和棕榈大道，就能想像N 城是多么的妩媚。
有什么城市有这样的两条街道呢？
哪怕广州，哪怕海口。海口满城椰树，永远不能跟我的N 城相比。
谁是自由而快乐的人？
在一九七七年的B 镇，谁最自由而快乐？
正是多米。
有谁敢在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期间当众宣布：即使考上了也不去。所有年轻和不年轻的考学者都在苦读，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天天去看电影，看粤剧。
这个自由而快乐的人是谁？
这个自由而快乐的人就是多米。多米长年生活在B 镇，十九岁了还从未去过任何一个城市，多米在放了学的漫长时间里，走遍了全B 镇的大小果园，县委会后园的那片遮天蔽日的杨梅林是多米心驰神往的好地方，粗大的树干，茂密、弯曲、婀娜的枝条，杨梅由青变红，闪烁在树叶中间，多米吃遍了B 镇千奇百怪的水果，枇杷、杨桃、番石榴、金夹子、夹李子、牛甘子、黄皮，大园的荔枝、人面果，医院的芒果，民警队的葡萄，B 镇河流里的鱼虾被我们捞了又捞，沙滩上的沙子被我们玩了又玩，我们一口气就走完B 镇的主要街道，至于B 镇周围的田野和山坡，我们在积肥的时候、农忙假的时候、学军拉练的时候，统统都去过了。
我们有时走过桥，沿着对岸的河边一直走，我们看到一片又一片的萝卜地，萝卜的液汁在沙地底下簌簌流淌，河岸时高时低，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了，但我们仍然在B 镇。
B 镇的孩子们从小就想到远处去，谁走得最远，谁就最有出息，谁的哥哥姐姐在N 城工作（N 城是我们这个省份最辉煌的地方），那是全班连班主任在内都要羡慕的。
谁走得最远，谁就最有出息。
谁要有出息，谁就要到远处去。
这是我们牢不可破的观念。远处是哪里？不是西藏，不是新疆，也不是美国（这是一个远到不存在的地方），而是N 城还有一个最终极的远处，那就是：北京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在城市里欢送知识青年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