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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国际合作方面的潜在危险，还不及某些受国内经济活动的猛烈波动所造成的危险大，因为这些国家不仅在世界贸易中占有巨大份额而且是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在这方面，七大强国，尤其是美国，正如同它们能够把世界推入蒸蒸日上的繁荣局面一样，也能够把世界拖入萧条。它们加在一起不仅在世界收入总额和工业总产量中拥有最大份额，而且还占有世界贸易量的一半、世界商船队的约近三分之二和世界流动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七国中的三国——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是世界上放债的主要债权国。很清楚，这三国中的其一个国家的商业活动发生大规模的衰退，而在此之前或同时停止在国际上发放贷款，就不可避免地要波及世界的其余地方。
鉴于国际上借进借出对于多边体制顺利运转的重要性，有必要谈一谈债权国和债务国这两个集团组成情况的变化。1914年时，强国中的主要债权国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其对外投资分别为：英国约达二百亿美元，法国九十亿美元，德国六十二亿美元。美国和日本都从战前的纯债务国变成战后的债权国，德国则由于战败而变成债务国。日本在战后时期为保持其债权国地位和维持其黄金和外汇储备进行的斗争失败了。另一方面，被战争耗尽了国外资产的联合王国和法国同美国一样，在二十年代做到了有形和无形出口超过进口而有盈余，并把这笔盈余增加到它们的国外投资上去。1923年到1929年这一时期，联合王国和美国的长期和短期净资本输出分别达到大约三十亿美元和五十亿美元，远远超过象法国、加拿大或比利时这些国家的借出额。在债权国地位加强的同时，借款国家的负债额增加了。尤其是德国成了这个时期资本净输入最多的国家，约达四十二亿美元，其次是澳大利亚、阿根廷和日本。1928年，美国的国外净投资总额约为八十五亿美元。英国的国外资产要高得多，可能接近于战前水平，而法国的国外资产据估计为战前数字的百分之六十。
战后时期美国取代德国而列入债权国集团，这一点并不重要。但既然国际体制的运转有赖于借出和借进的安排，那末极其重要的是，债权国不可突然不愿借出。确实，这种国际支付体制的破坏，主要不是由于“不健康的”举债，或赔款以及协约国之间的债务安排，而是由于在这七国的每国内部起作用的、削弱了它们愿意出借程度的种种复杂原因。既然美国贷款对于支援世界的许多地方二十年代的经济发屣和扩张是一个那么强有力的手段，那末，美国国内的事态发展，就其对美国向外购买和对外放债的影响而言，就对整个世界有重要意义了。
二十年代美国经济大繁荣，其基础首先是国内热火朝天的投资活动。在考虑导致投资景气结束的因素时，从工厂、商业设备等最紧迫需要的足量供应的意义上说，真正的原因是同金融和财政原因密切联系的，1927年便有发生一次真正衰退的迹象，但到了1929年，投资货物的总需求才开始呆滞。1929年以前的五年中，新的投资总额规模如此巨大，以致进一步追加投资的预期收益——冷静地考虑一下——正在急剧下降。除非长期利率很低，经济繁荣就不能在健全的基础上继续下去。“事实上，除那些处于投机刺激影响下因而有过分利用的特别危险的个别方面外，利率已高到妨碍新投资的程度”。的确，尽管1928年再贴现率已经提高，并以出售政府证券券来制止投机性股票价值上升，美国的投机性股票价值还是继续上升。但投资商并不泄气，因为从投机性证券销售获得的利润远远大于借款的费用。
然而，这种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股票市场繁荣具有抑制从美国输出资本的作用。美国的长期放款在1928年和1929年之间减少了一半，净资本输出比美国往来帐户上的盈余低许多。法国的短期资本出于不同的原因在这些年里也收回了，不过对于国际支付体制的有害影响是一样的。结果是，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发生困难，而当1929年9月美国投机性繁荣崩溃，以及当接踵而来的萧条中美国骤然完全停止放债时，困难就更大了。
证券交易崩溃的原因是复杂的。伦敦哈特里骗局的揭发导致从美国抽回基金。预见到会出现麻烦的大投机商开始将他们持有的证券变成现金。还有可能的是，利率的进一步提高使这种投机热情冷却下来。就金融政策具有抑制这种热情的作用而论，它属于以杀死病人来治病一类的补救办法。在一般地谈到萧条的时候，R·G·霍特里教授写道：
即使1929年和1930年有非货币的原因在起作用，致使消费者的收入猛烈压缩和需求暴跌，情况仍然是，大的中央银行当时的行动所单独产生的也恰恰是那样的结果。中央银行作为货币的唯一来源必须对减少货币的流通负责。
在证券交换发生崩溃以前，实际投资活动便已经减少了，不仅在美国，德国也是如此，德国自1927年以来公共和私人投资总额一直在下降。德国并非不同于英国，有一个短时期从原料和食物价格的灾难性下跌中获得对外帐目上的好处。德国对外结存的这种暂时增加在1930年由于抽回短期基金而告消失。甚至在联合王国，对外帐目上以前的盈余在1931年也第一次变成了亏空。
一旦衰退在主要的工业中心开始，收缩的过程便累进加剧了。这些国家进口需求的缩减引起世界初级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然而，象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由于有具自身的巨大农业利益，它们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诱惑，要用提高关税来保护这些利益。1930年美国由于把关税提高到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它当年的交易盈余同1927年或1929年一样高，没有被借出所抵销。因此，有赤字的国家——1931年联合王国也成了其中之一——的流动国际资金便流进了法国，特别是流到美国去了，可是美国不把流入的黄金用于扩大信贷．却“封存”在诺克斯堡的保管库里。由于对外赤字，或象德国那样，由于抽回短期资本而造成的变换现金能力的丧失，必定引起国内紧缩通货，限制产量和失业的增加。
在一个生产能力闲置、失业严重而陷入萧条的世界里，每个国家都倾向于排斥进口而鼓励出口。进口被认为是对国内就业的威胁，出口被认为是增加国内就业的手段，这不仅是因为从事纯出口品生产的工人人数增加，还因为实际需要生产出超货物的工人而创造出额外的就业。但如果其他国家不肯多买，则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促进出口。所能做的倒是通过关税、特许证、进口配额、货币贬值等来削减进口。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是防御的武器；但就它们造成出超而论，这些措施又成了最好的进攻武器。因为有盈余的国家的萧条程度减轻了多少，有赤字的国家的萧条程度便增加多少。的确，在一个陷入萧条的世界里，出超意味着输出失业；那是一场以邻为壑的游戏，不妨公正地称之为经济侵略政策。正如科德尔·赫尔后来谈到对这场危机的看法时说的：“我们的人民是大概不会忘记1931年关税率的颁布对加强各国间的经济战的贡献的。”
这场争取出超的疯狂斗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多边贸易的渠道狭小了。而当1931年联合王国为了制止变换现金能力的丧失而放弃金本位制并将它的货币贬值时，全世界各国采取单方面的金融和商业措施的倾向便占了压倒优势。国际贸易和货币规则的放弃，打开了个别国家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这种行动可能减轻它们各自的萧条程度，但也可能有助于推动国家实行强权政治。当时克服萧条的挑战首先就是对把世界拖入萧条的这些强国的挑战。但是，它们甚至不去设法寻找采取联合行动的共同基础，这就让危机造成的畸形状态由每个国家孤立地采取经济恢复措施去矫正。经济民族主义便是对这种挑战的一个回答；但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便崭露头角了。
强国的相对工业实力在大萧条过程中有什么变化呢？萧条对某些国家工业产量的影响要比对其他一些国家严重。事实上，萧条对苏联和日本的工业产量几乎毫无影响。在别的地方产量渐次缩小的时候，苏联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32年的工业产量比1928年高出大约百分之八十五。日本开始时产量下跌的压力也迅被克服，它用于对准战争的原料需要促使其工业产量在1932年比1928年水平高出约百分之十四。其他五个强国的产量继续下降。英国减少了百分之十一，意大利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二，法国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六，德国和美国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三。
由于生产扩大和收缩的比率如此不同，所以七强的相对工业实力完全改变。在处于萧条最低点的1932年，各强国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份额同1928年相比的情况如下：
1928年和1932年的相对实力（世界产量=100）
……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苏联 意大利 日本 七国
1928年工业产量 44。8 11。6 9。3 7。0 4。6 3。2 2。4 82。9
1932年工业产量 35。1 8。9 11。3 7。0 12。4 3。4 3。7 81。8
萧条最惊人的后果是苏联的相对实力上升，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相对地位的提高。美国虽然在经济力量方面仍占首位，然而相对地位已大为削弱。从前占第二位的德国则退居第四位。
但是，这种强国之间的相对实力的变化是伴随着萧条发生的，因此比较直接的后果是闲置生产能力和失业者人力的巨大而且是本可避免的浪费。据估计，在萧条时期原可以生产或提供而没有生产或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损失至少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交战国付出的代价一样高。在所有国家中，政治结构同经济结构一样都陷入极度的紧张状态。在德国，这些内部的痉挛导致一切反革命力量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它们把可悲的事态，包括六百万人失业和小产阶级大部分阶层的破产，归因软弱无能的政府，归因于赔款，归因为领土和生存空间的丧失；而它们提出的口号，即欲救危难于当前，对内对外都需要采取彻底解决办法，这一口号证明是有效的。1933年1月胡根堡…希特勒联盟上台执政四个月内，德国出现了一个极权主义政权，这首先意味着德国修正和约论者的要求从此以后将以钢铁般的决心贯彻下去。
但对于德国说来，实现这样的对外野心似乎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虽然它有着巨大的潜在实力，但事实上是软弱的。它的相对工业实力不仅比之苏联已严重削弱，而已比之法国和意大利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也是几乎毫不间断地在恶化。法国和意大利加在一起1913年的产量约占德国产量的四分之三，在繁荣达到顶点时几乎同德国相等，而1932年年中超过德国约五分之一。此外，英国的工业产量在1932年超过了德国，而如果把英帝国的各自冶领和印度的工业产量都算进去的话，则单是英联邦的工业产量就比德国多一倍。把产量作了这样一些对比之后，就可以了解到德国在军事准备方面的实际力量了，但谨慎的观察家确信，更少在1932年以前，德国还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重新武装。
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即1919…1932年，丘吉尔写道），协约国还保有足够的实力和权利，可以阻止德国进行任何可被察觉的重整军备的活动。而当时德国也不得不服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所提出的强烈联合要求，迫使它遵守和平条约的规定。……至少到1934年，我们还可以不损失一兵一卒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
第四章 战争的经济准备
在从1932年开始的整个六年的过程中，德国成为欧洲最令人生畏的军事强国。这是国社党人上台之后的直接结果，该党要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决心是无止境的。国际上各种条件对他们有利，因为随着在萧条期间国际行为准则的彻底垮台，自己要生存下去就要求各国把自己的解决办法用到经济恢复问题上去。在德国和日本，恢复所呈现的特殊性质已为其他大国的政府所清楚地看到，但是它们过于埋首于各自的国内问题中，以致不愿意干预，或有效地阻止，这类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侵犯国际法和违反条约义务的事件。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肯，并且由于国内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够跟上德国的军备支出。结果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大国关系的整个格局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的相对军事力量的巨大增长，主持其事的政治领导准备迟早要将这一力量用于战争。
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不是同义词，虽然后者是获致前者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经济力量反映在制造业产品的数量上，无论它是否充分利用了国家可用的资源，而军事力量同消费货物与资本货物产量之间的分配具有更密切得多的关系。关于1938年经济力量的状态，提出以下问题是适当的：各国和全世界从萧条中恢复得如何？这种复苏是否恢复了1929年大国的相对地位，还是使1932年的相对地位固定化了？
表III 制造业生产
年份 苏联 日本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美国 法国 世界
（1）1932年=100
1929 62 104 122 166 145 195 135 142
193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33 110 117 108 112 108 121 113 113
1934 130 134 122 145 109 131 105 126
1935 159 148 131 165 131 152 104 143
1936 206 156 144 180 136 184 110 165
1937 230 171 156 195 157 200 117 181
1938 258 179 143 211 158 153 108 169
（2）1929年=100
192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32 162 96 82 60 69 51 74 71
1937 373 164 127 118 107 103 87 128
1938 417 171 117 127 108 79 80 119
制造业产量从萧条水平恢复过来并未显示出一致性，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年恢复的特点迥然不同。在恢复的时日和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悬殊，而且1937年艰难地达到萧条后新的生产高水平之后，由于美国十分严重的不景气和联合王国及法国产量的严重缩减，世界已陷入1938年新的衰退之中。1932年和1929年以后上述生产发展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苏联和日本的经济力量异乎寻常地增进和法国力量的绝对损失。从二十年代繁荣的顶点（1929年）到三十年代繁荣的顶点（1937年），苏联和日本的生产突飞猛进，而在联合王国、德国和意大利，生产只有中等幅度的增长。至于美国的发展情况，当生产刚刚超过上一次繁荣水平时，1938年的暴跌就产生了经济虚弱的情况，只有持续整个三十年代的法国的虚弱情况才能与之相比。
从国际生产总的趋势的广阔背景来看，德国的成就毫不惊人。同1929年生产的繁荣水平相比，联合王国产量的增长在1937年就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