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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英国的官员以及后来的英国顾问感到他们所处的地位并不十分令人称羡,那么回返故国的皇帝本人也同样发现此时的埃塞俄比亚同他仓皇出走时的埃塞俄比亚相比,问题复杂得多。他必须不断讨好英国人,但又不能搞得那么完善,使自己的一批满腹狐疑的民族主义者同他疏远。他必须使他的王国现代化,它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也不能搞得那么快,使他的那些反动的贵族和教士们同他疏远。他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格拉齐亚尼杀光,他不得不起用年轻人担任异常重大的职务。他的各种问题也同伊拉克已故国王费萨尔的那些问题差不多。此刻在他身边的那些尚未成熟的政治顾问们之所以焦急不安,并且心怀疑虑,担心会有什么外来的政治影响,或许不是不合人情的。……
说来有趣,埃塞俄比亚人在他们自己的头脑里把英国人严格地划为两类,一类叫做“宗主国的”,另一类叫做“殖民地的”。他们相信,前者大体上都已超越了比较低级形式的帝国主义、肤色偏见和白人主宰的意识。对于后者,他们干脆不信任。不管这一干净利落的分类有什么谬误,可是必须认识到亚的斯亚贝巴对此是深信不疑的。调派到埃塞俄比亚军事代表团去的皇家非洲步枪队的英国军官一开头就在这一方面遇到障碍。如果这些军官里面有谁在入伍前是定居在肯尼亚的,人们对他的怀疑就更严重。有些人靠以后的表现消除了人家的怀疑;另一些人却不幸成为火上加油的人。说一句不免要显得有失厚道的话,南非部队在解放埃塞俄比亚的部队中所占百分比高,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没有他们及时来援,埃塞俄比亚的解放就会推迟相当长的时间。然而,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南非人对待肤色问题的态度,实在不容易为受到种族歧视的人们所理解。还应该记住一点,解放埃塞俄比亚的兵力都是从非洲各地抽调来的,那些地方的非洲土著在白人面前所处的社会地位决非骄傲的阿姆哈拉人或绍阿人所能忍受。可是,埃塞俄比亚人自己就是把许多非洲种族看作是生来只配充当奴隶的,他们也没有资格对南非人提出指责。
从国内当局方面来说,他们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的郑重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他们把这一次解放的困难看得小了。在战争开始时,负担过重的文官有其他更加迫切的问题须待解决。在这场为了不列颠帝国的生存而进行的规模最大的斗争中,对于那些比较起来毕竟是次要的问题有深切了解的人,或者甚至说,有所关心的人,即使有,也不多。……
总的看来,可以说,这么一个极易导致相互触犯的阶段毕竟是经历过来了,其结果也不是那么糟不可言,象当初可能会担心的那样。但是,埃塞俄比亚的新政府在英国的直接控制放松之后,就立即动手把自己身上任何形式的英国建议,特别是英国控制的痕迹,都要急急匆勿地揩拭干净,几乎到了有失体统的地步,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第三章 伊拉克的独立要求 1940…1941年
战争爆发前夕,伊拉克国内最活跃的力量是军队、青年和德国公使馆。常备军约二万至二万八千人,并有一支有四、五十架飞机的空军,主要是想约束北部的强悍多事的库尔德人以及几乎同样难于驾驭的下伊拉克的阿拉伯部族。委任统治期间,在英国监督下,伊拉克军队的规模一直不大,但1932年伊拉克独立后开始实行征兵制,军队即已扩大。根据1930年英伊(拉克)条约,英国政府保证:“在可能向它提出要求的任何时候……(给予)一切可能的方便……以提供可以得到的最新型武器、弹药、装备、船只和飞机。……”然而,1935年以后,英国武装力量的扩充使英国政府无法满足伊拉克的军备要求;1937年以后,虽然伊拉克不再坚持要求最新型的武器,并同英方商妥由伊拉克接受英军在更新装备后替换下来并经修复的陈旧枪炮,但在谈判尚未完全结束时,战争即已爆发。一些较年轻的伊拉克军官,所负军事任务不足,对西方世界与文官老爷们怀有同样错综复杂的心情:这种半是明言、半是隐忍的心情中,交织着自卑感和妒忌心,缅怀往昔历史上依稀存在的辉煌业绩,借以寄托精神,他们渴望有所作为,把外国巨人打翻在地,象大卫王射杀歌利亚那样凯旋而回;这种隐忍不言的要伤人、要复仇的愿望特别是针对着一个强国,它通过隐藏在一项不平等条约中的监督特权,使他们处于无法动弹(这是他们的想法)的境地,还用翻新的枪炮和废弃的飞机来使他们丧尽体面。
少年气盛的“知识分子”在中学里面就已饱受令人醉心的民族主义的熏陶,然后被扔进一个落后的经济体系中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连让他们活命的薪金都难以支付;他们醉心政治,但又难有机会钻进那个壁垒森严的圈子,那个圈子中的政坛耆宿都象玩皮球一样把官职传来传去,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法国否定了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和叙利亚兄弟的独立,有关这个问题的宣传鼓动,他们听了更是心潮澎湃,块垒难平。
这两股心怀不满的力量都被德国人巧妙地利用过。纳粹党驻伊拉克高级代表朱利叶斯·乔丹博士担任了政府的文物局局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够自由自在地旅行各地并同伊拉克的官吏厮混。1934年以来驻在伊拉克的德国公使弗里茨·格罗巴博士是位才干出众和富有东方经验的人。
格罗巴博士一表人材,令人倾慕,他的浑身活力加上他的阿拉伯语知识和对东方人心理的深刻了解,为他在一大批有权有势的伊拉克人中博得了亲密的交情。他抛弃'原文如此'外交的先例,亲身前往政府各部、局去拜访部长、局长们。他经常在德国公使馆大开盛宴,邀请的宾客“无分贵贱”。他又通过举办小型宴会的手段,尽情款待一些精心挑选的伊拉克人,这些人是有指望能给公使馆的特殊工作出力效劳的。
他对伊拉克人的奉承拉拢不会得不到实惠的报答。
1937年,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法迪勒·贾马里博士访问德国,他在那里受到正式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回国以后,贾马里博士就被德国人说服,派遣了一个伊拉克代表团参加1938年的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代表团由……穆罕默德·法迪勒·贾纳比率领,他受到引见,亲自与元首会面。这次会见,加上大会上军容整饬'原文如此'的气氛,印象深刻,在若干程度上可能说明为什么贾纳比一回到伊拉克后就如此热中于按照希特勒青年团的方式改组福图瓦(伊拉克青年运动)。代表团成员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上所穿的特别设计的制服,后来为福图瓦所采用。
在这个时候,要对德国人能在教育部里产生影响这一件事负责的教育专家们,如法迪勒·贾马里博士、萨米·舒卡特博士等人,心目中可能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向伊拉克青年灌输健康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们无疑看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方法对那两个国家的青年具有神奇的效力,使那里的青年产生了狂热的爱国心。那么,把这种方法应用于伊拉克也必定会有好处,那时伊拉克青年还不知“爱国主义”为何物。他们满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要使一个尚在胚胎之中的国家发育成长,唯一的方法就是向它的人民灌输深切的民族自豪感,他们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
医务人员也受到德国人的拉拢劝诱。一些曾经在德国学习受业的医生也被诱导去对医科学生散布纳粹的理想。皇家医院院长、伊拉克医学院院长赛卜·沙瓦克'原文如此,系舒卡特之误',系声名狼藉的穆萨纳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当这个俱乐部后来成为德国人的工具时,他做了它的主席,于1937年访问第三帝国,在那里受到正式接待,并接受了全套纳粹制服的礼物。……
与此同时,德国人对待军队,也象对待其他社会阶层一样,不惜耗费相当大的精力,灌输纳粹主义。通过他们的教育方针,德国人确保这个国家的青年在成年后能作为受过纳粹制度基础训练的青年军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部队中去。另一方面,除了遍布全国各地的宣传小组外,德国公使馆还竭力对军官们表示殷勤款待的热情,并使唤年轻美貌的德国姑娘为他们的宴会增添异性的迷人色彩。然而,德国人活动的主要焦点仍然是怂恿和资助高级军官搞阴谋和颠覆计划。
1933年国王费萨尔的逝世使这个国家失去一位能掌握其命运的人物,他的儿子加齐(1912年生)统治的时期也就相应地是一个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在此期间,军人扮演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1936年10月,巴克尔·西德基将军建立的军事独裁政权因他在1937年8月被暗杀而告终。继任的贾米勒·米德法伊政府存在了十六个月,它试图通过实施新闻检查和限制主要政敌的自由等办法来遏制那种照常日益增长的反抗。最后,新任命的年轻国防部长萨比赫·纳吉卜侵犯了参谋长的职权,迫使后者愤而辞职;他还把一些年轻军官列入退役名单,以致巴格达附近的拉希德兵营的军官在1938年12月24日至25日要求国王解散内阁和任命那个“不知休息的智囊”努里·赛义德为首相。努里是一位经历过阿拉伯叛乱的政界显要人士,自从巴克尔·西德基建立独裁政权之日起就寄寓国外。他深知与英国保持密切关系对伊拉克的好处;但他在这个时刻重新掌权却把私人仇杀之风又带回政治舞台。这种风气由于巴克尔·西德基的政变而激化,但在米德法伊政府执政期间有所缓和;努里重新掌权,使伊拉克军队的有害的政治影响复活,并使塔哈·哈希姆在以后两年中做了国防部长。此人曾为努里效劳而一手策划了12月24日至25日的政变,但才智有限。他深深为德国的军事力量以及从它那里获得武器的可能性所打动。不久前,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叛乱触发了巴格达的反英骚动,他就是这次骚动的领导者之一。1939年初,努里在伦敦出席关于巴勒斯坦问题(他对这个问题兴趣很浓,因为他和泛阿拉伯运动各方人士已有长久的交往)的圆桌会议,据说他的出国鼓励了军官中一个敌对集团,即已故的巴克尔·西德基的党羽,趁机进行反对他的阴谋活动。但在3月5日他们被发觉了,那个在巴克尔·西德基独裁时期做过首相的希克马特·苏莱曼及其他五十多人被捕,经军事法庭判处徒刑。
4月3…4日夜间,国王加齐在巴格达的御花园里驾车高速行驶(这是他的爱好),因失去控制,汽车越出路面,撞上路灯支架,支架倒塌,压在车上,国王当场身死,同车二人受伤。当国王去世的消息传到摩苏尔时,据说居住在该市的一个德国眼科专家手下的特务挑动了一伙愤怒的暴民袭击英国领事馆,特务告诉那些暴民,英国人害死国王加齐,罪责难逃,甚至还说前王费萨尔在瑞士中毒殒命,也是英国人下的毒手。在随后的骚动中,英国领事蒙克…梅森被殴倒在地,并遭杀害。伊拉克政府匆忙赔偿损失并正式确认,国王之死完全是意外事故;但是对英国特务卑鄙勾当的指责,很快在近东各国和埃及的反英分了中间传开,并受到轴心国报刊和电台的呼应。
加齐的儿子费萨尔二世继承了王位。费萨尔二世出生于1935年;在王子成年以前,费萨尔的长兄阿里的儿子阿密尔·阿卜杜勒·伊拉(出生于1913年)受命摄政。加齐死后的几个月是平静的,当时人们一心关注的大事是国家的财政,赤字已达一百万英镑,相当于岁入的八分之一,然而,伊拉克石油公司按低息贷款三百万英镑,英国政府又进一步提供用于购买武器的三百二十五万英镑贷款,另外五十五万英镑用于接通著名的巴格达铁道从摩苏尔向南到巴伊季之间尚未完工的一百英里的一段。尽管有这种援助,两位议员还是抱怨说,英国向伊拉克提供贷款的条件同它对其他国家的慷慨相比是不相称的。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伊拉克政府于9月3日实施新闻检查,并在首相与“伊拉克的老大哥”埃及的首相经过一番电话磋商之后,于9月7日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没收德国财产,并拘留尚未离境的德国侨民。伊拉克首相在说明他的国家根据1930年英伊(拉克)条约所承担的义务时,正确地声明,这些义务限于提供“一切便刊与援助,包括铁道、河流、港口、机场和交通工具的使用”(第四条);除非伊拉克领土受到直接威胁或伊拉克遭受任何形式的侵略,伊拉克的军队不介入。伊拉克政府继续谋求同阿拉伯各邻国和在萨达巴德公约签字的北面各国的深切了解。10月,土耳其同英法两国签订条约后,伊拉克也向它表示祝贺。然而,除了这种表面上的礼尚往来之外,政界人士却对英法两国深怀仇恨,因为它们拒绝让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阿拉伯兄弟们独立。极端分子所持的这种不起作用的敌视态度并不因为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因以及伴随他前来的那些流亡的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于10月中旬到达而有所改善。这些极端分子两年前逃离巴勒斯坦后一直在近东各国受到监视。英国外交次官知悉,“穆夫提进入伊拉克,并未获得伊拉克主管当局的许可,并且是在没有被人发觉的情况下越过国境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伊拉克最高当局对他的到来是知情的;对他殷勤接待可以在政治上获得好处;而且,他们似乎曾经希望说服他,他对巴勒斯坦事业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公开宣布,甚至通过电台广播,说他站在盟国一方,从而使英国政府要对他知所报答。他到达伊拉克后不久,摄政即在王宫正式设宴对他表示敬意;努里和其他显贵均出席宴会;此后,穆夫提即开始从伊拉克官方领取丰厚的津贴。可是,努里为了要弥合穆夫提的企求和英国的巴勒斯坦白皮书政策之间的分歧所作的努力,尽管几乎又经过了一个年头,却是注定要失败的。
1940年1月18日,财政大臣拉斯坦·海达尔(什叶派)被刺毙命,开枪行凶的是一名因办事不力而被撤职的前警官。根据凶手(一个笨蛋)在伊拉克军事当局审问下所作的口供,萨比赫·纳吉卜(据说他在一次酒醉时曾辱骂过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