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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这种民族主义，矛头所指，主要仍是西欧的帝国主义列强，他们的引退还不够快，不能满足民族主义者高涨得更快的渴望。苏丹的地位、苏伊士运河、伊拉克的英国军用机场以及英国人在波斯西南部经营的油田和炼油厂，这些都属于最烫手的问题；俄国人大可自我庆幸，他们有先见之明，早就吞并了巴库四周油田所在的阿塞拜疆的一块地方，省去了本来也难避免的好些类似的麻烦，那块地方在一百五十年前，同现在的胡齐斯坦省一样，原是波斯国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还有一件俄国人可以自我庆幸的事是，他们没有象操英语的两个强国一样成为众矢之的。这两个国家，恃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犹太民族之家，继而产生了一个尚武好斗的以色列国。因为有这一段历史，美国就成了阿拉伯人心目中的凶神恶煞，英国在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双方看来都是同样的凶神恶煞。
在这一片惨淡景象中，当然也有几处明星闪耀的地方。土耳其和黎巴嫩的政治已经朝向西方准则迈出了深有意义的几步，尽管在这些地方，统治的官僚机器对待群众的举止态度也还大有需要改进之处。在天平的另一端，更为原始的、处于家长式统治之下的外约旦、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人民，可算是相对地幸运的；但是，瞩目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的现况，却不能不使人感到莫大的忧虑。
第一编 角逐中东的各种政治动机 1939…1945年
第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整个中东可按其政治演进分为二大地区。北部的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摆脱了大国的控制成为主权国家，它们的政府推行强烈的民族主义政策。迤南一带的“肥沃新月”，从伊拉克起，经过近东国家和巴勒斯坦，直至埃及，乃是英法两国生死攸关的势力范围，但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总算向两个帝国主义强国那里争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最后是由阿拉伯半岛和英埃苏丹组成的南方的一批政治上不发达的国家，其中有英国直接治理的国家，也有受英国保护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虽属主权国家，但也处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关系重大的“肥沃新月”的中部，英法霸权，不论是实际存在的（如在巴勒斯坦…外约旦和近东国家），还是在条约里隐而不露的（如在埃及和伊拉克），对于城市里民族主义的中、上层阶级来说，都是不得人心的，而这两个阶级是那些国家里最活跃的（甚至几乎是唯一活跃的）政治力量。这些国家一心要争取主权的独立或使已取得的独立臻于完整，并保持它们的行动自由，以防任何大国企图把它们卷入一场它们认为（不管怎样目光短浅）并不危及它们切身利益的战争。
战争爆发之前，轴心国家就及时利用了民族主义者忿懑不平的情绪，特别是从1936年以来，巴勒斯坦这个特殊问题使他门的忿懑心情发展到激烈的程度之后。但是“阿拉伯人以眼见为实”。1939年9月，他们见到的是英法两国在中东驻有重兵，德国人虽在过去十八个月中长驱直入，咄咄逼人，但毕竟还远在千里之外。意大利人在非洲有一个殖民帝国，就近驻有军队，是埃及特别感到担心的；但是，尽管墨索里尼摆出了“伊斯兰教保护人”的架势，大多数穆斯林对他的国家所作的评价，仍以定居近东各国的意大利人的不足称道的行径为依据。因此操阿拉伯语的世界也自周旋有方，它们把最后抉择之权紧抓不放，而口头上则对英国人、法国人表示忠贞不渝，因为他们近乎大权在握；虽然如此，埃及和伊拉克两国的舆论在这时候马上又强调说明，他们虽已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也已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但两国同英国分别签订的条约除了保卫本国的国土之外，并不承担在别处用兵的责任。泛阿拉伯的政治人物，特别是伊拉克的努里·赛义德，也顿时看到，当此英法两国为了欧洲的战事而无心旁骛之时，正是他们在巴勒斯坦和近东国家朝着自治方向谋求让步的良机，所以他们花了1939年最后三个月的时间为此进行交涉，然而未能取得尺寸之功。埃及方面类似的希望也有所抬头，想使它的要求得到满足，即在英埃苏丹的“共管协定”中占有更加平等的地位，并在阿拉伯世界取得领袖资格；但是直至德国入侵挪威和低地国家之时，它也同样未能从英国政府取得任何让步，意大利于1940年6月10日宣战，力量对比显著地改观，战火立即蔓延到中东门口。
盟国的威望在中东出现逆转，这是第一遭，在此以后的漫长岁月中，继之而来的还有在昔兰尼加的受挫，1941年4月出征希腊的溃败，1942年1月同时发生了中东的失利和远东的灾难，以及1942年夏托卜鲁克失陷之后的轴心国大举进犯。回想起来，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在许多人看来轴心国似乎已操胜券之时，有少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如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吉拉尼、埃及的阿里·马希尔之流）巴望轴心国给他们撑腰，而是这些人的种种作为始终不过是孤立的现象；有一批为数大得多的中东政界人士并未对“英联邦忘情”，而在那些危急艰难的时日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步骤，以保证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国家的安全。设若轴心国穿越西部沙漠，进入尼罗河流域，或者对近东国家的滨海地带出动空运部队，或者渡过马里查河并跨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土耳其和波斯，中东的这些政界人士和人民无疑都会为了保全自己而靠拢他们；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五纵队之所以如此微弱，或许要归功于以下数端：一是国王阿卜德·阿齐兹·伊本·沙特的影响，他在最暗淡无望的时日还是态度明朗，深信英国必能渡过难关，二是土耳其政府顶住了德国的威胁利诱和软硬兼施，做出了榜样，再是英国对不忠分子和动摇分子采取了行动——1940年6月和1942年2月在埃及的两次行动都不失时机，只是1941年4…5月间在伊拉克的行动失之过慢。
处置伊拉克的挑衅事件（此事在1940年终之前即已险象毕露）之贻误时机，很可能导致重大损失，而其原因在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卷中没有讲清楚，书中有关伊拉克的当时局势，是从半路说起的。但是在前一个夏天，惯常对中东和印度的民族主义因素嗤之以鼻的丘吉尔，却是显得过分地看重了一个友好的土耳其可以立即起稳定作用的影响；意大利在北非和东非的殖民帝国突然土崩瓦解，也造成了一种不符事实的乐观，以为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已经稳固；正如这位身居英国首相和国防大臣之职的叱咤风云的“业余战略家”稍后在1941年10月就已催促一位疲于奔命的中东战场总司令孤军出击，进攻西西里岛一样，此时的中东司令部，只有有限的兵力分散把守，徒然心怀希望，以冀能有“良好机会，挡住德军进犯，勿使希腊国土横遭蹂躏”。事实上，这几个月中丘吉尔是在孤注一掷，苦心孤诣地想要立即树起一道屏障，以抵挡敌人朝东南方向发动攻势的咄咄逼人的威胁，但是只要这一进攻一鼓作气而来，那确实是没有希望可以抵挡的；1941年5月21日，他怀着这一战略上侥幸取胜的心理，指示韦维尔不顾“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政治危险”而走一险着，这一指示可就忽略了一个事实：中东是他们“家门口的球场”，万一出师不利，在一批用情不专的阿拉伯“观众”眼里，英国人的威望所蒙受的损失将比德国人大得多，因为德国人毕竟不过是外来的寻衅者。希腊之役对于整个战争进程有何影响，尽管还是个有争论的问题，而此战的直接影响却给中东司令部压上了力不能胜的重担，招致了在沙漠地带首次受挫于隆美尔之手，还使英国的威望下降到使伊拉克的极端分子敢于铤而走险，公然要一决雌雄的地步。这些极端分子之所以归于失败，也许纯粹是因为德国人正全神贯注于即将发生的对俄国的进攻；但是这次失败却使其他中东国家的极端分子为之丧胆，不敢再作类以的尝试；1942年夏，轴心国军队深入埃及远达阿拉曼时，那个在反映舆情力求信实的政府统治之下而其居民大都是文盲的国家，竟始终巍然不动。
然而深有意义的是，这届埃及政府同前届政府一样，一方面在国防和治安方面同英国人忠心合作，但在英方处于战局危急，不暇他顾的时刻，它又趁机促进民族主义性质的立法，想要砍掉外国公司迄至当时还享有的特权；因此提出了一些法案，迫令各公司在其各类人员中按照规定的百分比雇用埃及人，一切会计工作和正式函件都必须使用阿拉伯语；后者是在1942年6…8月间匆匆通过的法律。1943年初，蒙哥马利把轴心国军队驱逐到突尼斯之后，中东战场的战斗结束，和平时期的政治角逐又复重现，战前的民族主义企求又告抬头，只因有英国的重兵驻屯，这些现象的威力要到战后方才充分显露出来。埃及国王先后于1943年4月和1944年4月两次因英国大使的干涉而未能行使宪法权力，以罢黜他的首相，干涉的理由是纳哈斯政府“不论其过失如何，一直在对盟国提供全面的、宝贵的支持”。可是到了1944年10月，国王法鲁克行使这一权力时就不再受英国掣肘了。还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一项宪法修正案给予伊拉克的君王同样的权力，使他就此可以把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一脚踢开，而不必借助于军事干涉；毫无疑问，这项修正案是得到英国首肯的，而军事干涉业经证明，在1936年至1941年期间，它的祸害已愈演愈烈。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民族主义分子得以在大战结束时赢得完全独立，则是由于英国和自由法国对近东各国的基本政策的冲突所致，单凭他们自己孤立无援的奋斗和牺牲，是未必能从法国人手中争得独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把“肥沃新月”分割为英法两国的委任统治地，这个局面从来不曾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接受，他们朝思暮想的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阿拉伯国家，隶属于奥斯曼帝国，或者独立自主。1943年，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颁布了一份机密的蓝皮书，设想将联合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并对居于少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给予保障；第二步，建立一个阿拉伯联盟，伊拉克和上述“大叙利亚”应立即归并进去，其他阿拉伯国家参加与否，悉听自愿。至于埃及是否应该包括在内，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但是埃及通过首相纳哈斯出面，主张它理应站在阿拉伯集团的“最前列”。那时候，它的经济实力几可与整个阿拉伯亚洲相埒，那是肯定无疑的；埃及国王法鲁克的祖先易卜拉欣帕夏的霸权曾经统治过那里的大部分地区（1833…1841年），这一历史先例对法鲁克无疑地也是有利的；埃及的帝国版图扩展到亚洲的史实，还可以上溯到马末娄克王朝、阿尤布王朝、法蒂玛王朝、图伦王朝、托勒密王朝，直至公元前第十五世纪到第十三世纪的“新王国”时期。因此进行谈判，在克服解决导致阿拉伯世界领袖人物分裂的那些地区之间或王朝之间的分歧和利害冲突上，就花了两年时间。最后在1945年3月问世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强调的是缔约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只笼统地提到它们日后更为密切的联合。
第二章 犹太复国主义
以狭隘的中东观点来看，犹太复国主义只不过是巴勒斯坦五十万犹太人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但是纳粹的迫害所造成的忧伤与忿懑却使它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中成了一股最强大的势力。犹太人在全世界金融和政治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在人数上的力量，精神紧张和物质资源两相结合，使犹太复国主义具有了远比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更为强固的决心和信念。在一卷较早出版的本《概览》中已经提到，1939年5月的巴勒斯坦白皮书对犹太民族之家的进一步发展限制得如此厉害，实为战争阴影下的英国政府对阿拉伯世界的姑息求全：
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方，不论他们是如何满腔怒火，显然是靠得住的，不会去同迫害他们的纳粹冤家结成一伙的，而阿拉伯世界的敌意（在纯粹的军事意义上不论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对于英国在中东生死攸关的地位却会立即构成莫大的威胁。
英国根据巴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书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承担的“双重任务”一开始就是互不相容的，1939年的限制同1933年到1936年期间犹太人大批移民相比起来，是政策上的硬化，这些情况在当时造成的后果是出现了可悲的尴尬局面，纳粹铁蹄践踏下的其他国家的难民都把巴勒斯坦当作暂时栖身之地，而英国当局却眼看自己在禁止那些从希特勒的虎口脱身的犹太受难者逃奔巴勒斯坦——其所以如此，既不是出于居心不良的“反对闪族”，也不是由于出身非犹太人而无动于衷，而是因为他们深信，这一条狠心的禁令乃是中东战区的政治稳定所不可或缺的，而中东战区又是个枢纽战区，西方盟国只有通过这一战区支援苏军，才能使之在1942…1943年间继续抗击犹太人和世界文明的当前大敌，直至盟军协同准备就绪，最后会师柏林。如若再遇上一点压力，英国人就非得把这一政策的动机加以掩饰不可，要不然就会使德国人更加起劲地利用这个局势，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端同时上下其手；在1941年和1942年中东的几次军事危机期间，英国的政治顾问和军事当局之间在政策上也曾有过一些龃龉，后者因为人力短缺，很想利用自愿效劳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志愿军，而不顾最终的政治后果；英国的白皮书政策在1940年5月以后暂时还受到那位英国首相的宽容，虽然他本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复国运动的领导不胜钦仰；这一政策也得到有五百万犹太子民的美国总统的默认，哪怕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直至为了要争取选票而迫使他表明态度），因为他是当代政治人物中最富有恻隐之心的一个，在他周围又有一批犹太人当顾问。来自东欧城市犹太人聚居区的那些一心一意热中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人们，心怀无家可归之痛，抱着对世俗的救世主的信仰，从而使犹太复国运动勃然兴起，无怪乎他们对这一两难的局面只看它的一面，并且在莫名的悲怆中再次吐出了那亘古相传的冤言，“他们无端视我为仇敌。”他们自己的以冤报冤的感情本来就已在千百年来所受到的压迫中愈积愈深，也许不可避免地要在英国官僚阶层那里找一个新的靶子，这些官僚阶层已经和那种种政策结下不解之缘，那些政策都把中东视为迄今尚不知二十世纪的乌烟瘴气为何物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