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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声明使丘吉尔感到惊讶和不快，他原以为总统已经放弃了这个主意，至少暂时是放弃了。但是，他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后来，他自己也赞成了这个方式。同时，象罗斯福在他原来的声明中所说的那样，他解释说，“无条件投降”将不对战败国人民施加不公正的惩罚。
与这一步骤联系在一起的有两个问题，只能通过揣测来加以回答。第一，为什么罗斯福使用了“无条件投降”这个词，并一直坚持到他逝世？第二，这对于德、意、日的抵抗意志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罗斯福的动机大概是三方面的。第一，他极力想避免对德国人作出类似他的前任威尔逊在“十四点原则”中所作的详细和慷慨的允诺。他希望避免一切可能，使将来某个德国领导人可以宣称——就象希特勒曾经宣称的那样——德国从来也没有真正被战败，只是由于德国人轻信了某些虚假的允诺，才解除了武装。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考虑：与达尔朗的交易已经使美国某些新闻记者预言（并谴责），可能与戈林、巴多里奥或近卫这样的人作成类似的交易。罗斯福怕盟军同沾染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或日本帝国主义的人做交易，他急于要消除这种忧虑，而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似乎是一个办法。第三，罗斯福也许一心要对俄国人作戏剧性的证明：西方盟国将作战到底，决不会考虑单独议和，使德国人得以无所约束地与共产主义作战。
尽管“无条件投降”对盟国阵营说来是一个很好的战斗口号，并可利用来推迟考虑有关战后政策和大国关系等棘手的问题，但它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举例来说，这个词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当意大利、德国、日本依次投降的时候，不可能没有条件：相反，投降书及有关文件开列了一整套条件，从有关各方部队应立即采取的步骤，到长期的关于盟国占领军方面政治和行政权限的规定。投降牵涉到几百万军队和一整套现代政府机器，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其性质也不可能是无条件的。不管战胜国愿不愿意，它和战败国之间必须作出行政关系的安排。这个反对意见也许是一种诡辩，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然而，重要的是“无条件投降”的提法会使公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使政府官员们——包括罗斯福本人在内——忽视这种需要：预见并计划战争结束后在战败国内的各项安排。
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口号对敌人的抵抗意志所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轴心国的宣传家们尽力地对“无条件投降“这个词加以利用，以激励公众的决心。要确切估计这些宣传家从盟国这一要求所产生的讨厌的副作用中能获得多少成功，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不难相信，如果不是由于“无条件投降”这个冷酷无情的口号（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使德国将领们的秘密集团感到泄气的话，否则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几乎在任何时候他们都可能取代希特勒，并向盟国求和。但实际上，罗斯福提出这个口号的部分意图，也正是要防止出现上述情况。同达尔朗（以及以后同巴多利奥）达成秘密协议的经验，使总统不想同任何象德国军官团那样的集团作交易。他不愿接受希特勒德国内部唯一可供选择的那些掌权者，宁愿将改组德国社会和挑选新统治人物的问题推迟到更远的将来。因此，可以加以责难的与其说是“无条件投降”这个口号，不如说是这个口号后面的态度，因为它可能会使欧战延长下去。
日本的例子提供了十分明确的证据，说明由于“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使战争推迟了几天才得结束。当决定性时刻到来的时候，杜鲁门不再追随罗斯福对德国实行的政策，而是同日本天皇谈妥了条件，并利用天皇的权力为占领和管理日本提供方便。
德国和日本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拿这两个国家进行直接的对比是不太明智的，试图对罗斯福的口号是否高明作出任何判断，也许同样是愚蠢的。包括斯大林、丘吉尔、艾森豪威尔在内的各种重要人物，在各种时刻，试图劝说罗斯福修改当初在卡萨布兰卡提出的要求，但总是遭到拒绝。“无条件投降”这个口号自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提出以后，就变成了大联盟主要的、直接的战争目的。它趋向于取代早些时候盟国在诸如大西洋宪章上所制订的战争意图的定义，并使之黯然失色。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出现的第三个政治问题是，土耳其今后在战争中将充当何种角色。根据丘吉尔的战略计划，需要土耳其人加入盟国方面，但美国人不愿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来促其实现。马歇尔等人担心开辟巴尔干战线必将导致人力和资源的消耗，有些美国人也怀疑丘吉尔是想使用美国的人力和物资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英国势力范围，作为一种对俄国的平衡力量。然而，土耳其军队的助战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开放会给盟国事业带来的实际利益，这简直是不能否认的。因此，在卡萨布兰卡商定，英国人可以在土耳其便宜行事，以便尽一切可能使土耳其人参战。
丘吉尔立即决定亲自出马，试图说服土耳其人按照他的计划行事。他能够迫使英国内阁勉强同意他的计划。然后等卡萨布兰卡会议一结束，他就动身东行，往埃及和阿达纳去，他安排好同土耳其总统伊斯麦特·伊诺努在那里会晤。会议于1943年1月30…31日举行。丘吉尔表示愿意向伊诺努提供军事物资，并提出如土耳其一旦参战将能立即获得特别部队的支援，最终并将获得驻波斯和叙利亚的英国部队的支援。伊诺努及其土耳其同事乐于接受军事物资，尽管丘吉尔竭力想使他们相信：一个战后的国际组织将能保证土耳其抵御可能来自俄国的任何威胁，尽管他竭力向他们证明，土耳其在战后世界上最安全的地位莫过于能厕身于战胜国之列，把它的军队和英国军队安安稳稳地驻扎在巴尔干各国，土耳其人却仍然拒绝作出参战的保证。丘吉尔只好在他的伟大计划未能实现的情况下离去，但他对能够建立英国…土耳其联合军事委员会一事，还是满意的，因为可以依靠这个机构以物资加强土耳其军队，并增强英国在土耳其政府的会议上的影响。达成的协议成果要比丘吉尔原来所希望的为小，但丘吉尔还是不肯放弃他那个诱使土耳其参战的计划。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的军事决定只有一部分付诸实行了。在地中海，对西西里的进攻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在太平洋，日本人结果比原先所想象的要顽强，而在缅甸，夺回它的尝试很可悲地失败了。在卡萨布兰卡，英美之间战略上的意见分歧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也未为1943年余下的日子订出双方必须严格遵守的计划。结果是一种妥协，这种妥协写在纸上的比参加会议者心中愿意接受的要广泛得多。不过，对最近将来的打算还是达成了协议：进攻西西里，已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发动的攻势将继续下去。在船只不足的问题得到解决和突尼斯的结局变得明朗以前，任何长期计划必然会受大量不定因素的影响，以致对什么也不能明确地作出决定。因此，似乎可以公平地说，一切能够明智地去做的事，当时全已经做了。
如同以往一样，俄国同西方盟国关系的冷热主要是随着1943年上半年的军事事态和战略决定而转变的。斯大林所要的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担心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袖手一旁，不全力以赴地打仗，等待德国和俄国彼此在战场上精疲力竭。斯大林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举动是随着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和政策是符合他所希望的格局还是他所担心的格局而变化的。苏联对英美的热忱的一切主要变化，完全能够直接同军事形势的变化联系起来。
在听到进攻北非的消息后，斯大林发表了一个表示欢迎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把这件事说成是：
……一件意义极为重大的突出事件，它显示出盟国武装部队的成长，并为意德联盟在最近的将来日趋瓦解展开前景。……
要估计这个战役已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减轻了对苏联的直接压力，目前还为时过早。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效果是不会很小的。……
但是斯大林没有错过重提第二战场这个话题的机会。他从北非登陆战役中预见到的利益之一是：“……该战役将为在更接近德国各重要中心的欧洲地区开辟第二战场创造先决条件。……”
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的决议是在一份由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3年1月26日联名发出的电报中对斯大林宣布的。电报的措词显然很含糊，仅仅告诉斯大林说，他们当前的意图是肃清北非，然后“尽早地在地中海地区开始大规模的水陆两栖军事行动”。关于第二战场，这份电报只说英国和美国军队将“准备在切实可行的时刻重新进入欧洲大陆”。
很自然，斯大林要求知道更多的细节。作为答复，丘吉尔在2月初就把进攻西西里的决定告诉了斯大林，并用下面这段话来描述进攻欧洲的计划：
我们还在我们的资源许可的范围内，加紧准备在8月间进行由英美部队参加的横渡海峡的军事行动。在这个问题上船只和突击用的登陆艇又是限制的因素。如果这次军事行动由于天气或者其他原因而推迟的话，我们将准备加强兵力以便在9月间再进行。什么时候进行这次袭击，当然要看德国那时在海峡对岸的防御情况而定。
斯大林在1943年2月16日的答复中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我认为目前的局势要求尽最大可能加速拟议中的行动，那就是说，要求比所说日期早得多就在西方开辟第二战场。为了不使敌人获得任何喘息的时间，在春季或初夏从西方发出打击，这是极为重要的。……
正当交换上述信件时，美军在突尼斯的卡塞林山隘遭到挫败。这次挫败招致一些英国记者和别的一些人严厉批评美军缺乏训练，并使斯大林想到，西方盟国正在退缩，并不真正急于结束突尼斯战役。此外，德国人于2月21日在俄国南部前线发动了一次反攻，于3月12日重新占领了哈尔科夫。斯大林把这次挫折归因于德国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调来的增援部队。他觉得如果有一个较为积极的盟军攻势把德军牵制在西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斯大林在1943年2月23日红军建军节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发布的节日命令中反映了他的不满和不信任。命令中并未直接提到西方盟国，但却有着如下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鉴于在欧洲没有第二战场，红军独自肩负着战争的全部重担。”在随后的一段话中，斯大林把红军的任务说成是把德国人追至“我国的西部国境”。把这句话同上述命令里自始至终对西方明显地缺乏热忱的言词结合起来看，英美有些人士担心，一旦德国军队被逐出俄国国土后，俄国人可能立即同希特勒媾和。
但是，在随后的几星期中，关系却变得较为友好了。这是因为德军的反攻在3月中旬结束，俄国前线出现了一段沉寂时期。这种暂时的静止状态一直延续到7月5日。同时，西方政治家的活动和盟军在突尼斯的活动都使斯大林安心。丘吉尔在3月11日答应斯大林，如果德国人是被充分削弱了，西方盟军将于1943年8月前打过海峡。此外，英国第八集团军于3月20日发动攻势，突破了突尼斯南部的马雷特防线，而盟军在突尼斯北部的进展，虽算不得波澜壮阔，却也同等重要。这些显示出西方国家并不打算继续在北非按兵不动，坐观俄国人和德国人互相杀戮，流尽鲜血。
俄国人3月间较为高兴的心情从他们对一项批评的反应上便显示出来了。这项批评是美国大使斯坦德利海军上将提出的，他指责俄国人不公布他们根据租借协定从美国得到的援助。1943年3月8日，斯坦德利对一些新闻记者说，“哄骗美国人从口袋里掏出数以百万计的钱，使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帮助俄国人民，而同时俄国人民却又不知道这件事”，这是不公正的。这项指责很快就产生了结果。3月11日，李维诺夫大使在华盛顿发表演说，赞扬了美国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给俄国的援助。俄国报刊全文登载了这篇演说，对租借法督办斯退丁纽斯的一篇报告也是一样，他在报告中列举了已交付给俄国和其他国家的货物数字。
当丘吉尔于1943年3月30日通知斯大林，说到俄国北部的船队在秋季以前将暂停航行时，斯大林答复中的语气是温和的。盟军在突尼斯的推进和对德国进行猛烈轰炸的消息，以及增加经由波斯运交物资的保证，又一次使斯大林在同英国首相的函电往来中使用了亲切的语调。
这种重新恢复的热忱反映在斯大林为纪念194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发布的节日命令中。他提到盟军在突尼斯的推进和对德国的轰炸，认为这“预示着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还宣称从东西两方的打击已第一次汇合成了对抗希特勒的一股联合的盟国力量。在上述命令较后的一段中，斯大林效法罗斯福和丘吉尔，要求以希特勒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作为欧洲和平的唯一基础。
1943年4月底爆发的一次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新的公开的争吵，当时并没有严重影响到盟国大国之间新出现的亲切关系。这至少部分是由于德国的电台和宣传机关对促成俄波争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德国人宣布他们已在卡廷发现一处万人冢，葬有数千具遭俄国人屠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时，伦敦的波兰人禁不住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波兰人有很长时期一直找不到1939年被俄国人俘虏的大批军官，当波兰战俘被释放后在俄国国土上组成波兰军队时，这批军官也没有重新出现。因此，波兰当局很有理由想知道，这些失踪的人究竟出了什么事，但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眼中，波兰人似乎是上了德国宣传的当，他们这样做是在盟国关系中引起混乱。因此，当苏联政府在1943年4月26日断绝同波兰的外交关系时，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非但拒绝站在波兰人一边进行干预，而且还对波兰人如此恶劣地分裂盟国队伍感到真正的不快。
西方盟国在波兰问题上的克制可能已使斯大林受到鼓舞，认为他这方面作出的和解姿态也许可以为他赢得东欧方面的重要让步，这种让步在1941年和1942年英苏同盟进行谈判时曾遭到拒绝。不论怎样，在1943年5月中，俄国人采取了两项新的友好步骤。
5月22日，第三国际解散了。为了不使任何人忽略它的重要意义，六天后斯大林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明这个行动除了有其他好处外，还有助于促使“各国爱国人士联合所有爱好自由的人民组成一个单一的国际阵营这项工作”。西方各国的官方不敢贸然相信第三国际的正式取消将会使全世界共产党活动发生任何真正的变化，但是这个行动一般都被解释为意在消除妨害俄国同别国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长期刺激性因素。
当第三国际宣布解散时，作为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约瑟夫·E·戴维斯正在莫斯科。他奉派出使是要向斯大林力陈同罗斯福个人会晤的必要性。罗斯福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他同斯大林会晤时丘吉尔不在场，那可能更便于建立一种亲切的个人关系。他认为可以在以后举行三大国会议时再让丘吉尔参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