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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成就，可以提出三条主要的理由。一条是经验。在英国，现代战争动员的基本措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曾经很费力地逐步发展起来了，这种经验教训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中并没有被忘记。而且，到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英国已经参战两年多，因而有充裕的时间使行政机构适应于战时的需要。
第二个主要的理由是，英国政府的结构几百年来已逐渐发展成一种适于进行大战的形式。而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则往往受到一部成文宪法条款的妨碍，起草这部宪法时的情况，与二十世纪中叶的情况早已完全不同了。当然，议会的至高无上，内阁制政府以及文官政冶构成了英国政府的基础。这里不打算对战时政府工作在这个总的体制内的运行作任何阐述。但是拿外交部所处的地位同美国国务院的地位作一番比较，也许还是值得的。
几世纪以来，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外交政策一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战时，同和平时期一样，外交部高级官员和驻外大使的意见都要呈报外交大臣，外交大臣作为一个重要的和受尊敬的阁员，直接参与抉择政府的重要决定，并在议会中为这些决策辩护。因此，外交部同权力中心之间的一条清楚而有效的渠道便由内阁和议会制度仿佛是自动地建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活动涉及外交问题的各个机关之间，进行协调政策的工作就比较容易。只要外交部同最终的权力中心有牢固的联系，政府其他部门在从事某种行动以前，就不得不先与外交部的代表商议，否则可能会冒遭到驳斥的危险。由此可知，尽管官僚政治在战时大大发展了，尽管增加了几个新的部和局，它们的职能又侵犯着外交事务，外交部却仍然大权在握。
相比之下，美国国务院的地位却糟透了。尽管宪法赋予国务院形式上的首要地位，但是从传统上来说，国务院在政府部门中并没有很高的威信，这主要是因为迄至近时为止，对外政策问题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显然还是无关紧要的。即使在外交事务变得重要起来的时候，这种缺乏强有力的传统威信的情况，也很不容易改正。在战争年代里，国务院同权力的机密中心之间缺乏牢固的明确的联系渠道，而在罗斯福任总统的时期，这种机密中心就在他的书房里。重要决定是由总统同一小批变换不定的人商讨后作出的，所以国务院高级官员的意见是否获得认真的听取，这多少是一个偶然的问题。而且在总统作出决定后，国务院也不一定就会迅速地获得正式通知。结果，国务院往往发现自己在同其他政府部门进行竞争，每一部门都有一项外交政策逼着总统采纳。陆军部、海军部和财政部是国务院的特别突出的竞争部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意见所特具的贯串与一致，在美国官员中却无法建立起来。
英国战时行政井然有序的第三条主要理由，是因为有文官制度和那种凡受过优良教育和具有高超识见的人出来当政府官员的传统。由于这个传统，英国政府机关普遍拥有水平很高的干练人才，致使那些古老的部易于把它们的办事方法和组织机构适应于新的情况。战时成立的几个新的部，开头都是设在老的部内的附属机构。当它们从老的部里分出去时，许多出于战略需要而安插在部内的常任文官也跟着进了新的部。因此，官僚政治机构的新老各部之间没有出现重大的社会或心理隔阂。大批大学和企业界出身的人都涌了进来，使政府所有部门都受到影响。但他们所有人中间有一个由老一辈的文官组成的核心，在组织上和行动上确保了全面的一致。
当然，英国政府内部也有权限争执和意见分歧的情况，而且不同部门有时也执行着互相冲突的政策。这一情况的例子，可以在外交部的代表与那些在欧洲特别是在巴尔干各国负责情报和破坏工作的军事单位之间经常发生的分歧中见到。但是，这种争吵和分歧一般说来总是私下解决的，而且解决得相当快。行政上的争论公开暴露，这种情况始终远不象在美国那么常见。在美国，官方的胡言乱语有时竟成为争夺权力的武器。
关于英国行政机构的这些特性，也应该提一下它们的相反的一面。官僚政冶，就连在最有才智的人的身上也会助长保守主义和缺乏想象力的。不提别的，仅仅是单调的日常例行公事，就有可能使人心智衰退，束缚思想，习惯走老路。如果我们从战时英国政府的某些行动上，察看一下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中间这种僵硬的判断方法所造成的影响，这样也许是正当的吧。最好的例子就是战争的前一年和战争的第一年内英国动员工作做得很缓慢——大部分是由于财政部对支付能力感到关切而促成的。其他后来发生的，但更成问题的事例——例如，大大低估了俄国的军事潜力一事，又如新加坡的那次灾难性挫败——也可以用来说明事务主义的流毒。
但我们决不可以过分强调这一点。到1941年，英国的战争动员远比美国在任何时候所实现的任何事情都要激进。由于政府推行财政、人力和定量配给等政策，一种类似有控制的社会革命在战争时期发生了。把一种有能力实现这样一系列激烈行动的官僚政冶，称之为保守的或缺乏想象力，那是并不确切的。
在政治上，英国也实现了一个可供外界观瞻的异常统一的共同阵线。国内不存在有重大的公开反对政府的党派，尽管对实际工作的批评却往往很尖锐。这种政治上的团结的一些表面理由（如1940年5月以后组成的联合政府，以及使公众领袖受到适当遏制的严明的党纪）只是部分地说明了这种现象。在这后面存在着英国固有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虽然外表看来存在着阶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但本身却极为严密。
反对党并没有象奇迹般地消失。但是反对党并不象和平时期在政党政治下常见的那样表现在公开辩论和责难上，而是表现在一小批政领袖和内阁阁员的私下讨论中。议会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政党巨头私下讨论的响板和回声的作用。报纸也起着同样的作用，不过程度较轻。
姑不论白报纸的缺乏，半自觉的战时新闻检查通过制止发表新闻，就已经消极地限制了英国传统的新闻自由。但是英国政府同报界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却没有体现在正式的法律或规定中。这种关系是很“非正式的”和“没有明文规定的”。是政府代表同报界代表之间的一种合作，根据这种合作，微妙的问题多少按照官方的意见予以处理，这种把报刊变为政府半官方喉舌的措施并不是全面的，报纸还是自由的，必要时还会找出理由去反抗政府的意愿。但英国报纸的态度，特别是对国际问题的态度，如果确实没有受到约束的话，一般说来是受到官方政策暗中指示的影响的。
政府同报界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看作不过是英国人在进行战争的各个方面所能取得的全面协调中的一个特殊的例子。报纸越能响应官方的意见，政府在同朋友和敌人的关系上就越能享有一种较为自由的活动余地。但是这种控制不是强制性的控制：只有在政府能够用内部情报和正确论据说服新闻记者的情况下，新闻记者才会遵照政府的愿望行事。因此，政府的活动自由远不象苏联那样广泛。在苏联，政策的任何变动肯定会受到报界的欢迎和辩护。说得恰当一些，英国记者同议员一起，是一般公众享有特权的代表，政府有时在实际方面，有时在法律方面，都不得不设法取得他们的赞同。
在现代政治中，个人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然而，正如罗斯福控制着美国政府并给予美国政府一种特殊的性质那样，丘吉尔从1940年5月成为首相的时候起到1945年7月他卸任的时候止，也对整个英国政府的领导起了深远的影响。
丘吉尔作为联合内阁的首相和国防大臣，法律上对他所处的地位的限制，比罗斯福受到的限制为大。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对许多决定单独负责，而同样的决定在英国就得由全体内阁成员共同来作出。在罗斯福同丘吉尔的定期会议中，一个经常出现的特点就是，常常需要把会谈中的建议提交伦敦的内阁审查。诚然，丘吉尔通常能够说服内阁同意他所提出的建议，但内阁始终还是可以要求对那些提议表示拒绝或修改的。
因此，从内阁政治制度来看，丘吉尔个人对英国政府所有部门的控制，不可能达到罗斯福控制美国政府的那种程度。每一位大臣都有他自己特定的活动范围，而丘吉尔所选定的活动范围就是军事，他作为国防大臣，同海、陆、空三军的计划和主管人员经常保持着密切接触。我们只要粗略地检阅一下他亲手写的大量备忘录，就能为他的非常广泛的活动范围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了。
丘吉尔认为他本人完全有资格领导英国军事领袖拟订作战计划。他也积极地经常地同三军参谋长合作。但是，尽管丘吉尔不断地提出质问和下达命令去折磨他的军事助手们，尽管他感到可以通过军事部门传达下去，纠正他认为不得当的任何细小事项，但他是通过惯例和法律所明白规定的渠道去进行他的多种多样的活动的，这一点仍然是事实。他并没有象罗斯福经常所做的那样，越过各部大臣或者置正式的行政渠道于不顾。
总的说来，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美、俄、英三国政府的主要轮廓，那末，似乎很难否认，英国的官僚政治，在美国官僚政治的杂乱无章和俄国官僚政冶的前后紧密衔接、步调一致之间恰好是个中不溜儿。英国政府的中心目标和政策得到一种几乎是普遍赞同的支持。因而它只消象征性地使用暴力或强制的手段，便能够作出可以称之为“人的管理”的那种奇迹来。人口、财产、产品和价格全遭到空前未有的变动、控制和调节。一种接近于警察制度的极权主义政权，在没有割断把人民同政府联系在一起的那条自愿赞同的线索的情况下建立起来了。而通过自愿赞同完成了这样一次革命，这的确是英国政府战时的最大成就。在政府这方面当然需要果断与机智，但英国社会的异常团结以及英国在1940年面临的那种显而易见的致命危险，也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要展望一下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俄国的形势。就必然要遇到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是资料缺乏。在1952年，俄国并没有象英美最高统帅部一些成员所撰写的那种回忆录。在俄国，官方历史必然是令人可疑的，因为它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随意重写的。俄国报纸以及斯大林和其他人在战时所作的官方声明，也同样值得怀疑。当然，俄国政府所采取的宣传方针本身，有时也可能是饶有趣味的，而它的宣传方针的改变就会反映出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的计划和意图的改变，这一点也是确实的。但人们不得不盲目地去猜测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或歪曲的，再不然，更慎重一点，干脆把问题搁起来不作定论。
就盟国之间的关系而言，根据英美方面的各种记载，可以约略知道斯大林与西方国家谈判时的举止态度。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斯大林所说的和所做的，究竟有多少是坦率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思想和愿望？有多少是他为了打动外国客人而故意披上的伪装？斯大林简直不能被描绘成一个可信任的人，如果认为他在某个时候并没有故意哄骗他的来访者，那就未免过于轻率了。
的确，斯大林似乎可能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显露出来的面目到底哪一面是“真的”，哪一面是“假的”。这种在两个角色之间踌躇不决的情况，在政冶家当中是很常见的，他们往往采用一种最适于吸引或打动当时听众的伪装。但在连续扮演两个角色之间，其矛盾程度则有变化，即有些政冶家比其他的人更接近于前后一致。但斯大林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作为俄国统治者——且不提他可能扮演过的其他角色——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常常是互相矛盾的。要决定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那就会把个人与政治心理状态的神秘过于简单化了。在这些领域里，逻辑上的统一律既不适用也不应该用作为一项准则。
当我们致力于叙述俄国民众的态度时，也发生了类似的、同样不可克服的困难。俄国人自己只能利用官方的表达渠道，这些渠道是经过设计而且受到指导和控制的。普通人同外国人的接触都遭到警察有系统、有效的阻止。因此，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价值是有限的，而且由于战时从俄国发出的电讯受到极其严厉的、有时好象毫无道理的新闻检查，所以价值更为有限。
当战时盟国之间的紧张和敌对情绪变得尖锐的时候，任何一个人要动笔写作就会遇到另一种困难。人们几乎不能不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战时的历史，探索1946年或1947年以后普遍存在的紧张局势的迹象，并忘掉或低估战争年代盟国之间“要什么给什么”的关系。但是在1941年和1942年，德国的失败还未成为定局，在1943年和1944年，大联盟的解体也还看不出是不可避免的，而在1945年和1946年，把世界划分为共产主义地区和非共产主义地区的分界线也还没有明确地划出。面临这些以及无数较小的捉摸不定的事实，盟国政府不得不尽力而为。如果设想在1952年为大家所知道的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认为这种结果是由盟国的一位领导人或一国政府“那样安排好的”，那肯定是大谬不然的。
概括地说，对于苏联政府的政策可以采取两种对立的看法。一方面，他们的行动可以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应用，不论这种应用多么歪曲了原意。在国际事务中，这意味着，第一是保护社会主义祖国，第二是在全世界煽起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对俄国政策的动机作出的这种解释，苏联与非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唯一可能的关系就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种敌对关系有时是隐蔽的，有时则是公开的。一时的形势可能需要同其他国家结成联盟或进行表面的合作，但是这样的结盟是暂时的，是一种假象，而不是真相。
这可以称之为阴谋论：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正阴谋包围并推翻这个苏维埃国家，而反共产主义则看到一种威胁要发动世界革命的巧妙地伪装起来的红色阴谋。缩短成这样夸张的语言，这种理论当然过于简单化了。不过人们越是倾向于简单地生动地并用阴谋与反阴谋这种概念去看事物，这样一种理论就越可能呈现出相当大的真实性。在人类事务中，人们经常设想出他们最恐惧或最希望的事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象他们的情感是以事实为根据的。由于他们自己的行为（以及别人的相反的行为），他们相信的事物，不久就变得至少有几分是真实的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加思索就摒弃俄国所提出的阴谋论，也不能轻易就否认类似这种理论对俄国及俄国以外的官方决定已经起了作用，而且继续在起作用。
对俄国政府行动所作的第二种总的解释，则摒弃意识形态和阴谋论，认为它们是口头虚构，旨在哄骗天真无知的人们。相反，现实政治，即追求权力，以及安全地享有权力，这些都可以提出来作为对苏联迂回曲折的政策一种充分的解释。根据这种看法，苏联同其他国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