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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赡苄裕词虑榻嵬瞥佟Ｕ庋氖挛颐蔷瘟恕Ｒ虼巳梦颐窃俚纫坏劝伞�9时半是关键时刻。如果到9时半命令还没有撤销，那就‘最后决定了’。”然后奥斯特和我在市里一起吃了饭。自然，这多少有点丧宴的味道：我们又仔细回顾了一下我们做过的事情。他还告诉我，丹麦的事发生以后，曾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因为发现有些消息走漏了。但是虽然发动了调查，却没有怀疑到我本人，而是怀疑比利时的武官，因为他们认为他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中的天主教人士有联系。这时奥斯特说：“所以我们的事干得挺不错。直到目前他们还没有弄清事情的底细。”等我们在市里一起吃了饭，到9时半我就跟他一起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我等在外面的黑暗处，隔了二十分钟奥斯特出来，说：“老兄，现在真是一切都完了。命令没有撤销。那头蠢猪已到西线去了——现在真正是一切都完了。希望我们在这场战争以后再能见面”，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谈话在同样的情绪下继续下去，然后我就赶回我的使馆，同时要比利时武官在使馆里碰头。他正等在那里，我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以后，他就急忙赶回他的使馆去报告。我则拿起电话机，关照接海牙的陆军部。这种时刻自然是令人永远难忘的，因为在等待接通电话的那二十分钟内，我们简直紧张得要命。二十分钟后，电话接通了，按电话的幸而是一个我熟悉的军官波斯特·于伊泰尔韦尔中尉——现为上尉；我同他的谈话大意如下：我说：“波斯特，听得出我的声音吗，嗯？我是沙斯，在柏林。我只有一件事告诉你。明天一早，在拂晓时：要顶住！＇Houdje
taai！＇请你复述一遍吧！自然你是听得懂的罗。”他复述了一遍，最后他说：“那么210号信收到了吗？”我复述了一遍，并说：“是，210号信收到了。”这是我们在最后时刻商量好的一个密码代号。“200号信”表示入侵，而最后的两位数字则将指明入侵的日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是“210号信收到”。当晚的事并未就此结束，不过无论如何我的报告总算传达到了。过了一个半小时，范·德·普拉斯赫上校打电话给我（范·德·普拉斯赫上校是国外情报处的领导人）。他在电话里多少有点怀疑他说：“我听说你那里情况不妙，尊夫人要动手术。真糟糕！所有的大夫你都请教过了吗？”由于这是我再度公开地受到责难，听到这些话我非常生气，于是除了别的话以外，我说：“喂，我不明白，你干嘛在这种时候还要跟我纠缠。你现在是知道的嘛！除了动手术，目前已别无办法。我已经同所有的大夫谈过了。明天早晨就要动手，在拂晓时。”说完我就把电话听筒扔回到挂钩上。……
这样，我在柏林的武官任务就结束了。我已经干完了我的事。我回到旅馆里，拿了牙刷和睡衣裤到使馆去睡觉，因为公使不希望我再离开使馆。第二天早晨5时半，公使砰砰地敲我的门，说：“现在气球真正升起来了。我得去见冯·里宾特洛甫。”于是他就找冯·里宾特洛甫去了，我们则打开了收音机。这时我们听到了正在入侵的消息。
第四编 英国和英联邦 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
第一章 联合王国的国内战线
1941年12月以前，联合王国的国内战线的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关键的一章。1941年12月，由于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作为交战国参战，这就使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从那时起，可以肯定地说，这三个侵略国势将战败。但是人们所以能肯定地说，从1941年12月起这三国的败势已成定局，乃是因为德国在此以前没有能够赢得它在1939年9月所发动的战争。如果在1940年6月法国覆灭后，英国接着也完蛋的话，那么，德国至少能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一年多以前就会赢得这场战争。这三个侵略国便可以放手大干，按照自己选择的合适的时间表“一个一个地”对付苏联和美国。在这种形势下，它们有希望把全世界征服。可是，1940年6月25日以后，英国人民却下定决心，继续同德国作战，这个行动使德国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给自己带来了最终命运，又使日本在1941年12月进攻美国给德日两国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由于英国坚定不移地继续同德国作战，使德国和日本后来采取了这两个侵略行动，结果导致盟国组成了一个大同盟，这个同盟联合起来的力量绝对超过这三个侵略国相加起来的力量。故而，英国人民于1940年6月作出的继续作战的决心，以及他们在其后十八个月里不畏敌我力量悬殊，不惧艰难困苦而坚持作战到底的那股顽强的毅力，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这对造成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来说，比其他任何行动更为重要。
英国人的这种决心至少有两点是惊人的。就是说，这看来似乎违反了“理性与常情”，也与从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至1940年4月8…9日夜间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这二十一年半时间内英国人民的精神相违背的。除在戴高乐领导下决心继续同德国作战的极少数法国人以外，大部分法国人对他们的盟友英国并不步法国后尘屈膝投降的做法，感到诧异和难堪。而德国人则深信，要是英国人这时还是那样愚蠢得出奇，不肯承认自己已被打败的话，那么，第三帝国将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在1940年的作战季节结束之前，继法国之后征服英国。英国人民曾一再表示不愿意再卷入一场大战；而如今他们却敢于泰然地面临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对于平民来说，十之八九将比三十年战争结束以来在西方世界所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为可怕。
从表面上看来，英国人的心理的确好象在1940年4月9日到6月25日这七十八天里已经起了彻底的变化。但是，这种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别人的错觉，而事实上，英国人在那十一个星期里如此鲜明地表现出来的这种气质，必然是长期存在，有其更深远的渊源。就是这些人民，过去曾经面临过几次类似的危机，在看来濒于绝境时表现出同样的大无畏的精神。例如，在1918年3月，又如从1805年奥斯特里支战役到1812年法军撤离莫斯科的七年中，英国曾经看到自己在大陆上的盟国一个接一个被显然是所向无敌的法军征服。从1918年到1945年，联合王国人民的心理的历史，自然是值得专业分析家研究的一个题材，但也是一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不可忽视的题材，如果他想要使读者理解这次战争的过程和后果的话。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同一个实力与自己相当的强国进行的最后一次战争是克里米亚战争。参加那次战争的全是职业军队，而且战场是在遥远的海外。到1914年，绝大多数英国人逐渐希望，他们再也不会看到自己的国家卷入另一次大战，哪怕是一种老式的有限战争。除对极少数人之外，对所有的其他人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犹如晴天露霹雳；而且这场出人意外的战争是新式的战争，或者也许可以说是一场作战方式已经老得被人遗忘了的战争。这是一场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所有适龄的男人都被征召入伍，成批地牺牲了，这是一次使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它同生活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那一代人在战前所想象的世界的性质是完全不的。
在这一代里，以西欧人民为一方和以东欧、中欧人民为另一方之间，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在西欧，英国人这时虽然变得爱好和平，但是也不是西欧民族中最不爱好打仗的民族。他们习惯于长期作战的状态——在印度的西北边境，英国和印度的职业军队一直在进行着战争。在十九世纪的末了几年英国在南非对西欧血统的两个地区的人民进行了不光彩的战争，老一辈对此记忆犹新；那些听到过自己的父亲或祖父谈起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亲身经历的人，仍然有健在的。当时，瑞士人仍能回忆到的唯一战争是1847年的那次短暂的内战；瑞典人和挪威人则由于从1814年以来一直未发生过战争，因此他们对什么战争都没有印象。丹麦人于1864年，法国人于1870…1871年虽然分别被中欧的敌国击败，遭到过入侵，但是结果都没有重新激起他们的军国主义情绪。丹麦人对北石勒苏益格的丧失，法国人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虽然都不甘心，但是这两个西欧国家的人民都不希望再同德国进行战争，以收复失地和解放他们的被征服的同胞。1914年8月时，如果能让法国人自由选择的活，他们会选择放弃废除1871年法德和约中有关领土条款的机会，作为谋求和平的代价；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丹麦人坚决拒绝了一切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做法，以免使德国具有忿忿不平和进行报复的任何正当的理由。他们也不肯从德国收回丹麦于1864年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大多数居民这时也未声称要通过一次公正的公民自由投票重新归属丹麦。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中欧和东欧各族人民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却抱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例如，波兰人虽然在1830年和1863年两次武装起义失败，遭受了种种苦难，但他们并未被吓倒，仍然希望再发生战争，视为可能谋得政治上解放的一种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当然地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代价是大部分国土（居民大部分是波兰人）遭受蹂躏，他们没有因此显得审慎克制，没有象丹麦人那样，直到此时仍然记取五十多年前一场较小的灾难作为教训而审慎克制。无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解决争端时，还是此后在1939年秋天波兰被第五次瓜分，从而再一次从政治地图中消失以前的任何时候，波兰人在决定政策时，从未考虑到在当时不采取什么行动，才能避免最终被卷入另一场战争。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内，波兰人自始至终甘愿使国家遭受一场严重的灾难。趁着一时有利的形势，坚持要从德国和俄国收回尽可能多的失地。1919…1920年间，英国劝告他们不听，在同俄国谈判时，他们的领土要求只能限于“寇松线”之内，把波兰人在居民中占多数的地区同波兰人仅仅在那里散居的地区划分开来。劝告他们不能与俄国和德国同时结怨成为死敌。对于这样的论点，波兰人置若罔闻，丝毫不为所动。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鼠目寸光、自取灭亡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想象不出有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长期的战争和反复的灾难并不是自然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波兰人想当然地认为，不管他们冒失鲁莽也罢，谨慎小心也罢，他们总是会不断地被卷入战争的；而且，如果他们有那样的远见，看到有可能发生象过去那样的战败和瓜分，那么他们也可以回顾往事，充满信心，认为既然过去能够在黑暗中重见光明，将来也会如此。
德国人的心理不象波兰人那样简单，因为德国的中产阶级将会同西欧和北美的中产阶级一样受到损失。可是，事实将证明，德国人比英国人或法国人容易被推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给所有的德国人带来了残杀、战败、失望、幻想的破灭、受耻辱和丧失领土等痛苦的经历，而且对德国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甚至后来还遭受了更大的苦难——通货膨胀造成的破产。可是，结果呢，德国人竟然愿意让一个疯狂的独裁者去决定他们的命运，这个独裁者自己确信，德国将在1939年实现征服全世界的目标，在1914年时，德国曾为了想实现这一目标，结果遭到惨败。在三十年代里，德国人与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在不愿再打仗这一点上，程度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对希特勒的打算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巧妙地准备发动一次势不可当的闪电战的时候，希特勒意识到德国人在作战能力方面胜过西方的邻国，因此确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他的前辈在1914年到1918年间未获成功的事业。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心理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很不相同的；因为从1918年11月到1940年4月，英国人的理想是要保持一种“正常状态”——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英国人认为，这种“正常状态”的标准，就是联合王国的中产阶级在1815年到1914年这一百年问曾经过惯了的那种比较幸福的生活状况。如果说，英国中产阶级在这一百年间的生活状况已经使上帝满意地称他们为“文明人”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定被看作是一场可怕的灾难，犹如1902年佩莱火山爆发使马提尼克岛上的圣皮埃尔城遭到毁灭，或者象1912年“泰坦尼克”号轮船触冰山而沉没那样。在为将来制订计划时，不必预期，因此也不必考虑到这种惨剧会重演。只要任何这样的计划是可以实行或值得想望的，英国就应该打算恢复和保持不受欧洲大陆的混乱所干扰的“正常的”幸福生活，象在1848年随后又在1864年到1871年间非常突出地享有的那种生活。这就意味着，英国要恢复它的“正常的”政策，即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既不承担义务，也不进行反对。
固然，在1919年和平解决争端时，英国成为国际联盟盟约的缔约国，确实承担了一种新型的义务，其范围不仅涉及欧洲，而且还涉及全世界。固然，当美国不愿接受这个盟约，从而使该盟约失去效用时，英国也没有宣布在盟约上的签字作废。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英国意志坚决和勇敢大胆，而是可以说明，英国没有对它所承担的盟约义务记在心上。或许，那些还想到有过这么一个盟约的英国人中，大多数都把它看作是一种学究气的习作，旨在取悦少数脱离实际的空想家。而这些空想家本人，则似乎多数都把该盟约当作是一种恩赐给他们的魔法，使他们可以凭空不劳而获，就象一个贪得无厌的银行家，没有黄金作担保就发行纸币，同时却巴望持票人决不会向他兑换黄金。他们当然不会把国联盟约看作是要他们“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来尽的义务，但是，当丘吉尔于1940年5月13日要求他们作出这些可怕的牺牲时，他们毕竟还是非常平静地毅然接受下来，这时候，国联盟约在那些不得已而把它当作宝剑来使用的人们手中，早已变成一根折断的芦杆了。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所经受的严峻考验不是它对国联的态度，而是它对法德两国的态度。在英国人同这两个欧陆强国的交往中（他们对此的确是重视的），他们坚持再度采用在十九世纪奉行的那种不承担任何正式义务的政策，这个政策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它使法国人感到伤心，同时又听任法国人在德国人心中埋下怨恨的火种，使希特勒能够把它扇成熊熊的火焰。
从1918年11月11日到1940年6月25日，在英法关系的这段历史中，英国采取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拒不批准在1919年6月28日答应给法国的保证，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参议院否决了美国于同一天答应给法国的与之类似并相互有关的保证之后。实际上，这等于是在废除1904年的英法协约，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人们毛骨悚然地亲身体验到德国的军事力量时，这个协约已经表明了，为了使法国、同样也使英国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它的作用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