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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不告诉大卫，他玩得正开心，我不想搅了他的兴致。回到伦敦再说吧。而且不管怎么说，马克·尼波里特就要走了。我开始想这倒不是一件坏事。
我和大卫只到伦敦，而马克去曼彻斯特见他父亲。他说周三会再过来，把他安排好替换他的人带来让我面试。我问他接下来的几天我是否应该雇个保镖来帮我们。
“不需要。”他说，而且大笑起来。
我们一到希思罗，我就给我的律师打电话。我已经受够了有人把我的私人信息泄露给新闻界之类的事。我只希望，不管他是谁，请他走开。我没提到我对马克·尼波里特的怀疑。要是我错了，那岂不是愚蠢透顶。而且我很可能错了。
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当地的花园中心给布鲁克林买一个红色的踏板汽车，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的律师打来的。有一个同事放出话去，他说，通过与第三方的接触，有人告诉他有一个叫马克·海耶斯的人说他得到了消息。另一个马克。
“海耶斯宣称他知道谁是泄密者，但他要价一万英镑。”
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其一，这是敲诈；其二，我怎么知道这个马克·海耶斯真的知道呢？
当然，我的律师说，他们不打算牵涉到钱方面的事。又加了一句，可是最好谨慎从事，继续和他谈，以期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
马克·海耶斯暗示说，他和泄密者曾一起工作过。一旦泄密者知道他被出卖，就会追踪他，因此他需要钱——为了远走高飞。我感觉这有点故弄玄虚。
他说泄密者是前特种航空部队的。
马克·尼波里特。
就是他。
我觉得口干，律师还在继续说着。一切都合情合理。这就像你正看着一张“宝丽来”照片在冲印，它越来越清晰。
但是证据呢？我有什么证据？
那天晚上，我们和我爸妈，还有迪和戴尔一起出去喝一杯。他们在闲聊着——大卫正和他们说着洛杉矶的事——但我只是坐在那儿想事情，思绪就像弹球一样在我的脑子里跳来跳去，想找到一点关于马克·尼波里特就是泄密者的漏洞。没有什么漏洞，一个都没有，除了他曾经以自己孩子的性命起誓，还有就是他已签了保密协议。
正如我爸爸所说——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这是一群该死的马克兄弟：马克·海耶斯、“翻斗车”马克和马克·尼波里特。
第二天早晨，星期三，门铃响了，这声音让我的胃子里一阵难受：马克·尼波里特和一个他带来替换他的人。我一点也不希望他们来。我下楼的时候，他站在楼梯的最底层，看起来鬼鬼祟祟的。他又有了些变化，头发变黑了，脸更白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染了头发。他向我介绍蒂姆。又一个蒂姆。
我不可能再去雇一个与马克·尼波里特有任何关系的人。但我不得不过一遍面试的程序。事实上，蒂姆似乎是个很不错的家伙，但他也许可以成为坎特布雷的大主教，而这份工作他是得不到的。我说谢谢你能来，我会给你消息的。
蒂姆出去了，在车里等着。
马克进来了。
“那么，你觉得怎样？”
“他不错，”我说，“但跟你说实话，马克，这一周我自己正在物色一些人，事实上，我已有了人选。现在一切都非常平静，你父亲又在生病，所以，我在想你最好过了今天就走。”
我表现得很有礼貌，因为有些事情谁也无法预料。桑德拉，大卫的妈妈，一会儿就到。然后他们要带布鲁克林出去购物或者做些其他什么计划好的事。所以，高高兴兴地道个别，我就永远没必要再见这个卑鄙的家伙了。
大卫要为他的书拍一些照片，因此我要和他一起去，这是个很不错的调节，因为下午之前我哪儿也不用去。
我呆在工作室里，看着大卫做他的事。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的律师打来的。
“有消息吗？”
“可能吧。海耶斯刚告诉我说，你今天上午面试了一个叫蒂姆的人，你解雇了马克·尼波里特。是真的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感到恶心。这本不该让人吃惊，但却还是让我吃了一惊。除了马克·尼波里特没有人知道蒂姆这个名字。我谁也没告诉，包括我爸妈，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甚至连大卫我都没有说。
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回答，但我肯定是回答了。
“那么，我们可能遇上大麻烦了，维多利亚。”
我朝大卫看过去，在灯光下他看起来非常酷，他朝我笑笑。我也冲他笑笑，仿佛有两根线拽住我的嘴角，就像个木偶。
“那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尼波里特拿到一些属于你和大卫的文件。最让我担心的是，海耶斯暗示那可能包括他与你签的保密协议。”
这就像有人在我的肚子上狠狠捶了一下，但同时也打开了里面的灯。突然一切变得明朗起来。
“你能明白，维多利亚，不管这些是真是假，你在和他打交道时要极其谨慎，这是明智之举。顺便问一句，你知道他离开你以后去哪儿了吗？”
这时我才记起马克·尼波里特在哪儿，和布鲁克林在一起。
我无法相信我一直在努力躲避的那个疯子竟然是一直照看我孩子的人。这就像在电影里，一部恐怖电影。
我能想到的就是布鲁克林。我给大卫的妈妈打电话。
“嗨，桑德拉，我是维多利亚。”保持镇静，镇静。
背景声音告诉我她还在车里。
“布鲁克林好吗？”
他很好，她说。他们刚离开五分钟。
“桑德拉，现在仔细听我说，把电话贴近你的耳朵。马克能听到你说话吗？”
“我想他能听见。”
“好吧，你一到家，就告诉马克余下的时间让他休息。然后锁上所有的门，关上所有的窗户。现在如果你听明白了就说‘是’。你全明白了吗？”
“是。”
“过后我再打电话给你解释。”
然后我给我爸爸打电话。他正要去索布里奇沃思的房子那儿，与那儿的建筑工人处理一些事。但他立刻掉转车头，去了钦福德到桑德拉家接了布鲁克林，把他带回家。
接下来的几天，律师们继续和马克·海耶斯谈话。他说马克·尼波里特录制了83个小时我们的谈话，计划写一本书。
写一本书？
一想到过去九个月里我可能说过的话，我的神经几乎要崩溃了。我是说，有时候我会提高嗓门说话，和人们争辩几句，所有人都会这样的。我得感谢上帝我家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但我又想到另外一点——他几乎连一张购物清单都写不好，为什么还要担心马克·尼波里特会去写一本书呢？
很难准确地记住接下来的几天中发生的事。结果证明这个叫马克·海耶斯的人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我们一听说马克的保密协议的事，露易丝就到我爸爸的司诺克活动室里检查了他的档案，那是我们保存各种文件的地方。除了他的个人简历之外，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们给“辣妹”办公室打电话，结果存在那儿的副本也不见了。因此我们就没了保密协议。律师们警告说，要是我们没有他签字的保密协议，而马克·尼波里特真的想写一本书的话，事情就要复杂许多了。
后来我想了个主意。大卫在参加2叩0年欧锦赛之前还有几天休息时间。马克曾问他要一件签名球衣。因此我们决定让大卫带着这件球衣去曼彻斯特，并带上一张独立电视台给大卫录制的纪录片的发行协议书——如果记录片中牵涉到你，你就必须签一张协议，而某些部分出现了马克。这些发行协议包括一则保密条款。那么，正如律师们所说，不管他签与不签，这都是对马克·尼波里特诚信度的一个测试。
那计划就这样进行了。开始，马克说到机场见面，但后来打电话说他得去医院跟专家谈论他父亲的病情。他建议在医院附近见面。因此大卫回家，开上车，到了马克说的地点。没有他的影子。他不停地打电话说半个小时后到之类的话。最后，马克·尼波里特派去了他的一个朋友，名叫约翰·巴格劳，大卫没有把球衣给那个家伙，但倒是把发行协议的样表给了他，当然这张表再也没有返还给我们。然后大卫飞回伦敦。浪费了一整天，上帝保佑他。
与此同时，马克·海耶斯说他已经把属于我们的东西拿回来了，但他只能把它们交给我的一个家人，不能通知警察。事实上，此时警察已完全介入了。
露易丝同意去伯明翰拿我的东西。她受到严格的指导，不能碰任何东西，因为警方要取指纹。不管怎么说，她在一个停车场见到了这个马克·海耶斯。在那儿，他交给露易丝一个白色手提纸袋，里面满是我们的东西。显然他们谁都没说话。然后她开车回到戈夫橡树，我正等在那儿准备检查所有的东西。
那场景肯定很奇怪。我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检查着这一大包大卫和我的东西。我穿着黑皮裤，黑色皮上衣，戴着一副粉红色女傧相戴的手套，上面有一排细小的纽扣，一直到胳膊肘——那是我们家惟一的手套。包里主要是一些文件和“扑费”和“史努比”血统记录相关的文件、银行结单、私人照片、散放的快照、“宝丽来”一次成相照片、卡片、还有我写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在我那些被偷衣箱里的文件的影印件、大卫与阿迪达斯的相关文件以及大卫的互联网合约、一张没有任何标记的金色柯达CD。真奇怪，我没有柯达CD。我把它放进立体声播放器，立刻听出来了：就是出现在希思罗翻斗车或者垃圾堆里的那张CD的复制品。我把原版搁在楼上——洛杉矶的几个歌曲作家给我的由试唱歌手演唱的三首歌。
然后我想起马克那么坚持要去我的指甲护理师乔那儿拿歌词本和CD，三四天后，他才把东西还给我，这段时间足够他去复制了。
与此同时，律师们正尽力把所有事情联系起来，每天都发现事情越来越奇怪。比如，马克·尼波里特12月，通过单条契约更名为詹姆士·马蒂。
我决定自己给马克·海耶斯打电话，使用我那种越来越熟练的方法：“你好，我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我只想感谢你的帮忙，麻烦你把东西装在手提袋里送给我们。我真的很感激。”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回答出人意料。这个马克·海耶斯说他非常想为我们工作。他自己开了一家保安公司，尽管他本人其实是个理疗师。
“那么既然马克不为你工作了，我很想负责你的安全。我猜如果我帮了你，你也许会雇我。”
别开玩笑了。但我让他误以为那是有可能的，这样一来，我们的话又多起来了。
我问他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他说有。
“在你公寓卧室的一个抽屉里有些女用自慰器。”
我大笑起来，因为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梅兰妮·B给乐队的所有人都买了一套自慰器。当我们在家人面前打开时，会尴尬万分。她只是想开个玩笑。事实上当时的情形十分滑稽，因而我大笑起来。
“如果我是你，我就笑不起来，”他说，“而且你千万不要用那个自慰器。”
“听着，伙计，”我说，“我嫁给了大卫·贝克汉姆。我不需要用它们。它们是别人送我的圣诞礼物。”
“维多利亚，”他继续说道，“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真的不想告诉你，但马克有你家的钥匙。”
那就对了。我总希望事情不要太糟糕，但它已经很糟了。那公寓可是我的家呀。某个人——或者某些人——进去了，天知道在那儿做了些什么。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在伦敦。我放下电话，一想到回到那个家就让我恶心。这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马克·海耶斯说的是对的，马克·尼波里特正要写一本书，他录制了我的谈话，他翻过我的内衣抽屉。事情越来越糟，越来越糟。他要对我做什么？我简直是个可怜虫。
我尽力去想马克·尼波里特的生活肯定糟糕透顶，所以才不得不做这样的事。但这很难让我不恨他。我尽力去做我小时候做过的事情，闭上眼睛，把他放在一只小船上，注视着那船远去，直到天边。但那还是没用。我不禁想，我也有部分责任。毕竟，首先是我雇了他。我的直觉怎么会错到这种地步？我真无法相信，我居然信任一个如此背叛我的人。为什么？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种事你只有在电影里才会看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会这样？现实生活中真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一直待他不薄。我做了什么让他做出这样的事？
第二十三章 绝妙的安排
在我一生中睡眠一直不成问题。绑架的威胁开始出现时，情况就变了。现在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的一点点声音都能吵醒我。我只是躺在床上，头嗡嗡直响，心怦怦直跳。现在我和大卫无论想去哪儿，如果那意味着要和我们不相识的人同乘一辆车的话，我们都不会去。说到布鲁克林，我满怀恐惧地注视着他，好像每一刻我都有可能失去他。我知道我该享受与他在一起的每一秒钟。可当你被恐惧所困扰，你还能有什么享受呢？惟一的解脱方式是全身心地投人工作。
当大卫随英格兰队在法国征战2000年欧锦赛时，我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计划。5月初，一个叫尼克·拉斐尔的人与“辣妹”办公室的南希·菲利普斯有些接触。他是伦敦“阿利斯塔”唱片公司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他想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与戴恩·波尔合录一首歌，他是前“超凡四帅”合唱团成员，这是继今年早些时候他的第一首畅销单曲《烦扰》之后的又一首单曲。
南希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歌手选拔与签约人，保罗·麦克唐纳，他和维京公司的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我确实有个问题：其他“辣妹”要么已经出了专辑，要么正要出，而我才刚刚开始做。然而如果我不尽早拿点东西出来，到我的专辑完成的时候，公众会问：维多利亚，是谁？但如果专辑一年以后才能上市，那么发行里面的一首单曲就没有意义。我知道我想做些什么，也许这就是了。
我从托斯卡纳回来后，南希把那首曲子的复制带给我送了过来——它并不十全十美，但可以修改呀，而且我非常喜欢，歌名叫《心神迷乱》。这首歌让我如此兴奋的地方在于，作为我的原唱单曲，它与“辣妹”唱过的任何一首歌都不同，和其他任何一个“辣妹”单飞后唱过的歌曲也不同。这是一首舞曲，不是流行歌曲。
舞曲是俱乐部里的音乐，不是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音乐，或者说以前不是，只到最近才有一两首舞曲游离出了舞曲排行榜，进入了主流流行音乐。《烦扰》就是其中一首。
舞曲早在80年代末就出现了，但只是近几年才在俱乐部外面听到它。舞曲是通过电子合成录制而成，制作起来很快，风格一直在变。我14岁时才在托特汉姆“里兹”旅馆第一次进俱乐部。那时多是电子合成舞曲，没有演唱。然后有了流行舞曲，鼓和低音和弦；再后来从美国传人了汽车库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