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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童时代起，他就听部落里的老人讲白人到来之前的和平安宁的生活和科萨人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早期非洲人社会的结构和组织强烈地吸引着我，并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点的演变。”他为自己是非洲人而骄傲，并发誓要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人民的自由事业。后来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为坚持其政纲而奋斗。在他成为律师后，更深切地感受到种族歧视政策带来的恶果，他认识到，“无论我们多么出色，多么公正，多么努力地从事我们的法律职业，我们不可能成为检查官、地方法官或法官”。
在反对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的50年里，非洲人国民大会始终坚持非暴力手段，然而遭到了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曼德拉历数了政府暴力镇压的罪行，并强调了非洲人已开始转向暴力反抗。他警告说，“如果政府方面仍没有明智的表示，政府与我的人民之间的争论将在暴力冲突和武装对抗中告终。”曼德拉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坚信南非人民已经觉醒。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无论阁下根据这个法庭裁决对我作出何种判决，可以肯定的是，在我服刑结束之后，我依然会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在我走出监狱之后，我还会继续进行斗争。尽我最大的努力铲除邪恶，直到它被彻底消灭。”他的声明以这样的句子结尾：应当被带到这个法庭上来的罪人是维沃尔德政府的官员。
最后，法官宣布了对他的判决：五年监禁和苦役。温妮与聚集在街头的人群一边唱着斗争歌曲，一边目送载着自己心爱丈夫的囚车慢慢开走。1962年底，温妮应印度人青年大会的邀请，发表了演说。很快，政府就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对她实行管制两年的禁令。禁令将她的活动范围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不准进入任何教育机构，不准参加任何会议，不准发表讲话，不准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交谈会面，甚至不能带孩子去学校。温妮后来曾问及安全部门的头头约翰·克伊兹：“你们在1962年到底是为了什么理由管制我？”约翰·克伊兹回答说：南非荷兰语里有一句俗话，如果你看到一头猪来到你的南瓜地里，那么就不需要别人再来告诉你，那头猪要去啃南瓜了。换句话说，他们对温妮实行管制不是因为别的罪名，仅仅因为她是曼德拉的妻子。
1963年6月，温妮第一次获准去罗本岛看望曼德拉。经过1500公里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见面了。据温妮回忆，监狱的环境和探监的条件是极其恶劣的：
他们紧靠岸边盖了简陋的棚子，光线很暗，铁丝网把犯人和探望的家属分开。他们把纳尔逊带到这里。在半个小时当中，我必须一直站在对面跟他说话，没有地方坐。我只能看到他的轮廓。我们必须大声喊才能听见，而白人看守一直站在旁边，确实令人难堪。
他们能相互见一面，都很高兴，但谁也没有料到，更大的暴风雨将来到他们面前。
第十六章 利沃尼亚审判
·“马伊布耶行动”方案
·西苏鲁潜逃
·告密者与韦克中尉
·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遭破获
·第一号被告：“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
·强有力的法庭陈述
·“对本案所有被告判处终身监禁”
曼德拉被捕以后，民族之矛在沃尔特·西苏鲁和雷蒙·姆赫拉巴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小分队在另一位破坏能手乔·莫迪斯的率领下，经常在黑夜里神出鬼没，主要的破坏活动是剪断电线，使约翰内斯堡、德班等地的电话通讯常常中断。有一次，他们发现一个建筑工地有供使用的炸药。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溜进去，将炸药装了满满一车，以最快的速度开走了。第二天一早，地方报纸登出了“500公斤炸药被盗”的通栏标题。当他们去图书馆查阅有关炸药使用的注意事项时，才发现装运炸药的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15英里。
为了加大对南非政权的打击力度，最高指挥部制定了一项称为“马伊布耶行动”的方案。这一行动方案要求扩大破坏活动的范围，开展游击战，并提出了外国力量援助南非解放运动的问题。“政府仅向人民提供了一种选择，那就是用武力和暴力推翻它。”方案的导言明确宣布了自己的观点。这一计划的重点是在乡村地区培训人员，以支持游击战争；并在伊丽莎白港、谢普斯顿港、德兰士瓦西北部和开普的西北部等地选择了一些攻击目标，要进行“大面积攻击”，以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和混乱”。计划在除开普以外的三个地区各调动2000人；随着行动的展开，各个地区的人员将增到7000人。
这一计划的最大弱点是过高地估计了外援的作用。马伊布耶行动方案设想在游击战争逐步深入以后，外部军事力量将对南非进行打击，两支力量内外夹击将使南非政府倒台。更有甚者，方案的交通工具中竟然列入了一艘潜水艇，用来将在阿尔及利亚和俄国受训的游击战士运送回南非！斯洛沃后来亦承认，“对于其他非洲国家会准备为我们做什么，我们有一种奢望。我们甚至认为他们会提供飞机为我们运送人员。我们过于天真了。”
针对日益增多的暴力事件，南非警方加紧了搜捕。尽管政府一直怀疑大部分暴力活动与非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有关系，但一直找不到可靠的证据。搜捕圈愈缩愈小。民族之矛的“最英勇的战士”乌伊西利·米尼被捕了，他是东开普地区活动小组的成员。警察的威逼利诱无效，他被判处死刑。他就义的时候，高唱着自由之歌，挥舞着拳头，视死如归。接着，民族之矛的另一名勇士威灵顿·邦科，假称愿意反戈一击为警察效劳，设下埋伏圈以捕杀一名众人切齿仇恨的警官，但计划未遂。当他被捕处以极刑前，他坦然地告诉法官：“你们可以绞死邦科，但你们无法绞杀自由！”
正在警察力图侦破民族之矛时，西苏鲁还处于6000兰特①的保释之中。有一天，他失踪了。警察四处搜寻，毫无结果，于是断言沃尔特·西苏鲁已非法潜离南非了。然而，1963年6月26日西苏鲁的声音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地下电台的播音中出现了：“解放电台，解放电台，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地下电台，在南非向您广播。我们的电台于今天，6月26日，第一次向您广播。……政府将沃尔特·西苏鲁置于24小时的软禁之下。对此我们不能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西苏鲁应该离家。今天，他继续领导我们的组织和人民。他是在地下领导我们。现在，西苏鲁从地下向您说话。”
①兰特，南非货币名。
接着是西苏鲁那宏亮的声音：“非洲的儿女们！我在南非的某地向你们说话。我没有离开这个国家。我也不打算离开这个国家。……”整个南非的警察系统调动起来了，一道命令自上而下：马上找到西苏鲁，提供重要情报者重赏。一天，警察局特别支队的威廉·凡·韦克中尉正在翻阅“绝密”卷宗，电话铃响了。“喂，警察局吗？我有重要情况报告，”一个低沉的声音传出话来。凡·韦克赶紧打开录音装置，“请说吧。”打电话者自称最近到过民族之矛在约翰内斯堡的指挥部，并在那里看见了西苏鲁。最后，他自告奋勇要带警察去找这个地方。“行，今天晚上我到你指定的地方去接你。”凡·韦克放下听筒，狞笑了一声。“这下，看你还往哪儿跑。”
当大晚上，韦克中尉带上手下人，将那个告密者接上汽车，朝约翰内斯堡的北部开去。告密者是个黑人，为了怕人认出他来，他带上一副墨镜，将帽沿紧紧压在眼帘上，脸的下半部用一条大围布包着。车在利沃尼亚路来回跑了几趟，但告密者似乎认不出他到过的地方了。“你总应该记得一些特征吧。”凡·韦克有些不耐烦了。“我记得它附近有一所教堂。”车子又继续转了几个小时，还是没发现要找的地方，韦克中尉觉得再继续下去也是徒劳无功，就停止了搜寻。
第二天晚上也是一样。韦克对这个告密者已失去信心，但那个黑人很肯定的语气又使他有些希望。第三天晚上，车子又来回开了好几个小时，韦克一看表，已过了午夜。他正想结束搜寻，那个告密者突然喊了一声，“就在那里，中尉！”韦克很不相信地抬头望去，原来他们要找的所谓教堂只是一幢有山墙的房子。下一个拐弯处就是通往利里斯利夫农庄的入口处。韦克注意到人口对面则为一公园。记住了地势特征后，他命令将车开回去了。
韦克策划了第二天的袭击计划，决定下午二时出发。7月11日下午，韦克中尉召集了一支15人的突击队，其中包括一名电台专家、两名对政治文件处理有丰富经验的警察、一名警犬驭手、一名熟练的驾驶员，还有一名能说会道且有喜剧表演天才的警察，以应付突变的情况。全部人马在韦克的办公室集中后，听了大致情况和任务分配。“如果我们被发现了怎么办？”一个警察问道。“我们就说在找旅馆时迷路了。”16个人坐上韦克预定的一辆干洗车，化装成一个干洗服务队，开着上路了。
下午三时，干洗车开进了利里斯利夫农庄的入口处。突然，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个男仆打扮的黑人挡住了车：“喂，对不起，农庄没有人。”司机只好开始倒车。这时，韦克一声命令：“我们已经靠近了，开始搜查！”车一下子加足马力，靠近了房子。警察们跳下车来，分别占据了有利地形。不到几分钟，几处出口全部被把守，警察同时还堵住了通往外面的车道。
当时，西苏鲁与最高指挥部的其他成员正在讨论马伊布耶行动方案，结果全部被捕。他们中间有戈万·姆贝基、丹尼斯·戈尔德伯格、凯西（凯斯拉塔）、鲍勃·赫普尔、莱昂内尔·伯恩斯坦和雷蒙·姆赫拉巴。一个小时后，农庄的“管家”阿瑟·戈德雷奇开着车回农庄，当他发现出了事时想跑，但为时已晚。但没过多久，戈德雷奇和沃尔佩通过贿赂一名年青的看守，竟然逃脱了。被认为做过检举证人的赫普尔也设法逃跑了。
从民族之矛全国最高指挥部查获的东西很多。马伊布耶方案的讨论稿，大批的组织文件，100多张地图，6台打字机，还有一架电台、天线装置和一台复印机。从所搜得的文件中，警察又找到线索并迅速逮捕了哈罗德·沃尔佩、莫索莱迪和姆兰基尼。同时，警察在利里斯利夫农庄还搜到了曼德拉的一本国外秘密旅行日记。在所有的文件中，当时已被判刑5年的曼德拉被认为与其中大约250件“罪证”有牵连。
这次突然袭击得手后不久，警察局又接到了位于克鲁格斯多普的一位房主的举报。当这位名叫查尔斯·巴纳德的人发现自己的房客一直未交房租而来催租时，竟然在自己的房子里看到了一大堆政治文件、电文、名单和地址。而这一地点的发现使警察局又摧毁了最高指挥部的另一个隐蔽所。至此，民族之矛的三个地下活动点均被警察摧毁。政府立即着手准备利沃尼亚审判。
当警察发现了曼德拉与民族之矛的联系后，很快就将他从罗本岛转到比勒陀利亚监狱。当时，曼德拉由于与外界隔绝了9个多月，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当他在比勒陀利亚监狱看到西苏鲁、姆贝基、姆赫拉巴等战友时，立刻明白了。他们像7年前所经历的那场审判一样，互相鼓励，准备着一场新的法庭战斗。
第一次开庭是在10月9日，尽管警察采取了种种威胁手段，但旁听席上仍挤得满满的。由于起诉书不准确，法官不得不撤消起诉。12月3日重新开庭。起诉人对曼德拉等人提出4条指控：
（l）招募和训练人员使用炸药，准备游击战争，通过破坏活动，进行暴力革命；
（2）与以上行动相配合，计划在外国军事力量入侵南非时进行协调和合作；
（3）以此推进共产主义的目标；
（4）为此目的，请求并接受外国同情者的资助。
纳尔逊·曼德拉是第一号被告。当他被叫去答辩时，他首先发表了一个声明：“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
在随后5个月的政府诉讼过程中，起诉人出示了警察从利里斯利夫和克鲁格斯多普搜缴的大批文件和变节者提供的证明。代表当局的起诉人波西·尤塔是德兰士瓦省的副检察长。他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泛非主义者大会互相混淆，指控民族之矛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企图推翻政府。从起诉人的发言看，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将被告人判处重大叛国罪，然后送上断头台。在起诉过程中，共有173人出庭作证，其中一个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民族之矛的成员。为了苟全性命，他证明曼德拉回国后曾到纳塔尔的地区指挥部作报告，他还说曼德拉是共产党员。
起诉人的发言和证人的证词引起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的极大愤慨，因为很多都与事实不符。如波西·尤塔首先断言被告要对222起破坏活动负责，但经过查核，很快改为193起。后来他又把1963年5月26日说成是“与发动游击战争相呼应的群众起义日”，而当时民族之矛的武器只有炸药和一支汽步枪。他还一再指责民族之矛企图杀人，但又提不出任何证据。连法官也承认在他所提出的193起破坏活动中，无一件造成人员死亡。
辩护律师团是布拉姆·费希尔和沃农·伯朗基率领，他们在叛国罪审判案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律师团还包括两位年轻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森和乔治·比往斯，乔夫担任被告代理人。在准备辩护材料的过程中，他们很快发现，曼德拉很自然地成了他们当中的领导人。这主要是他执着的政治信仰、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谦和的处事方法所致。他从不独断地下命令或坚持己见，总是与其他人平等地讨论或争论。
如辩护律师从策略上考虑，要求曼德拉只承认指控的193起破坏活动中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很多起事件也确实是在曼德拉被捕后发生的。这样可望使曼德拉克于死刑。但曼德拉执意不肯。他认为，这是对民族之矛这一组织的审判。作为这一组织的创始者和领导人，他无意通过法律上的细微区别来开脱自己。如果他被判无罪，而他的战友们则判有罪，他于心不安。同时，他认为，一定要向全世界讲清楚为什么要在南非进行暴力反抗这一问题。而这只有在承认进行暴力反抗的前提下才能理直气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很明显，曼德拉是将审判当作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来处理的。
在被告是否应该作证的问题上，曼德拉也是以信仰为主，性命次之。乔夫反对他们作证，担心他们在法庭上受盘问、受讥讽。曼德拉真诚地对乔尔·乔夫说，“乔尔，我想，作为一名律师，我能理解你的出发点。你关心的是拯救我们的生命。对此我们也很关心，但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实现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为自由和尊严进行过斗争，像以前我们曾说过的，重要的是怎样做在政治上正确。终究，我们必须讲明真相。”其他被告也一致同意他的主张。经过充分讨论，辩护律师团和被告达成一致意见：由曼德拉从被告席上以提供证词的方式发表一个政治声明，详细地阐述他们的立场，其他被告则可全力对付法庭辩论，负责驳斥原告和证人们无根据的指控。
这种以提供证词的方式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借此为曼德拉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