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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把每一个来六组串门的人的故事讲出来，这本书的篇幅可是远远不够的，“六组”中的人来人往，一如岁月中，我们经历的人事变幻，重要的不是留住什么而是经历了什么，无需铭记，无需感谢，这些经历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拍“重案”，玩儿的就是感情
有的人爱泡吧，有的人爱泡妞，我却是爱泡剧组。我觉得上剧组就是大家在一起玩儿，一开始是编剧生编出一个故事，然后导演凑一帮人开始工作，一帮人搭景，一帮人演戏，一帮人拍戏，在美工搭建的房子里，演没边没影的事，真是让我身心愉悦，经络舒畅。所以，拍《重案六组》的时候，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我依然全身心的投入，乐在其中，享受着剧组里的欢乐时光。
和我一样，剧组里的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心态也很好，我们《重案六组》的气氛特别好，大家都是和和气气，没有哪个人是端着架子的。有的来客串的演员还挺紧张，后来一看我们几个主演嬉皮笑脸没正形的样子，心理压力也就放下了。
很多演员都说，在我们这里演戏不像演戏，特别自然，很多小感觉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非常生活化。有些学院派的演员批评我们，说你们演戏怎么就跟业余的似的。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我们要的效果：专业的演出，业余的风格，高高兴兴的就把戏拍完了。
我们其乐融融的剧组也曾忙中出险，出过一次小事故食物中毒，导致许多演员和工作人员被送进了医院，然而戏不能停，徐导立即组织各部门互相协作，甚至安排了两辆专车在现场和医院之间穿梭接送，到谁的戏了马上接走，拍完再送回医院输液。最紧张的时候只剩下几个工作人员在现场，但仍然没有停机，保证了全剧的制作周期。
事后大家问徐导：全组人几乎无一幸免，怎么就您没事？导演这才老实交代：其实我也难受着呢，胃里七上八下的，可是我不能说，全组人都看着我呢。大家说：其实停一天，过后抢回来也行。导演说：那怎么行？我必须对得起投资方，钱交给了我，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哪怕只能坐着，我也要按期完成。
我们都说导演的胃真是遭罪。导演开玩笑地说：我有一个铁胃，你们不知道吧，我的外号叫做“铁胃科波菲尔”。
★“重犯”是六组的娘家人
现在大家都玩微博，在自己的微博里公布消息抒发感慨转发热帖评论事件。我也玩儿微博，可我的朋友说我的微博整个一个幼儿园言外之意我的粉丝留言尽是一些中小学生，看不到什么有价值的评论和意见。“你是不是幼儿园园长啊？”他调侃我。我说：“那你就错了，如果说是幼儿园，也只有一个幼儿，那就是我，其他的都是我老师。”“啊？”“每天到点就催我睡觉，喊我吃饭喝药，把我当个三岁孩子似的管着，比我妈还像我妈！”我的朋友同情地看着我：“可怜的。”“没办法，重犯都这样，操心的命。”
“啊？重犯？”
见他没听懂，我补充一句：“就是六组的娘家人。”他仍旧一脸疑惑的神情。重犯者，《重案六组》粉丝也。喜欢《重案六组》的粉丝们给自己选择了这样一个绝对“重口味”的名字，第一次听说喜爱《重案六组》的粉丝给自己起了这么个名字时，我也是很不解，听了解释才明白，所谓“重犯”，就是他们愿意被《重案六组》判处无期徒刑，永远无条件的支持《重案六组》。有时候，有人会八卦的问我，哎，那个网名叫什么什么的，是你的好朋友吗？我摇摇头，说不认识。他们都不相信，说：不会吧，看那人在你微博上的留言，好像一副跟你很熟的样子嘛。我想也不用想，说：“嗨，重犯都这样，热情。”
在过去的12年里，“重犯”们一直执著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着“六组”，表达着对《重案六组》系列剧的热爱。他们成立贴吧，发帖回帖，写下了300多部同人小说，其中几本已经正式面世了。不仅如此，许多“重犯”们还会跑到剧组来探班，他们会带着精心挑选的礼物送给我们的演员，对他们，我是又心疼，又无奈，我一次次地告诉她们，千万别买什么礼物，别乱花钱。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重犯”的大部分的年龄很小，都是学生，本身都没有什么经济能力，身上的钱都是父母给的，有时为了给偶像买一件礼物，常常很多天不吃早餐，这样，会让自己的身体变差。因此，每次在剧组看到他们，签名合影后，我就赶他们走。不让他们因为在剧组滞留时间过长，而影响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但是，重犯很执著。
2002年夏天，我们《重案六组第二部》剧组在通州的潞河中学校园里拍外景，有个女孩，也就十四五岁，正在读初中，特意让妈妈带着她一直找到我们拍戏的现场，拍了张照片之后就走了，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现在每年都能见上几次面。
2008年拍《重案六组》第三部时遇到一个特别执著的姑娘，非要找到剧组的驻地，北京这么大，想找一个剧组，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孩子特别聪明，为了找到我们剧组，她在通州挨个打听快餐店，问有没有剧组在这里订餐。因为她感觉，既然剧组拍戏，肯定是要订大量盒饭的。从快餐店入手，或许可以找到剧组的位置。这是一个多么费力的工作啊。结果，奇迹出现了，那个女孩子真的找到了我们剧组的具体地点。
找到剧组以后，女孩子特别兴奋，一连几天都待在剧中，还给我买了不少礼物。我知道她的心思，就是想离偶像近一下，哪怕一句话不说，能远远看着就满足了。
但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不能看着她们这么挥霍大好青春，再说就这么住在剧组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向他父母交代？我好说歹说劝她赶紧回家好好学习她就是不听，消失一两天又会在影棚里出现，我想现在的孩子父母老师天天劝他们好好读书都没用，我不能再说同样的话，怎么才能说服她呢？我故意挑了一个大家都在的场合拉下脸呵斥道：“追星也不能傻追，你每天就这么泡在剧组里不是浪费生命是什么？追星是最没用的一件事，如果因为追星荒废了自己的人生是最愚蠢的！我们这些演员每天都在努力工作，都在想着如何进步，只有你是在原地踏步，如果你真喜欢我们，想跟我们有个多的时间在一起，就要提升自己，多学习，可以考传媒大学电影学院戏剧学院，等你大学毕业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说不定我们因为职业的关系还可以合作，到那时我们就不是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没准你是导演我们还要听你指挥呢。”
女孩自尊心很强又很倔强，看着大家都在看她，强忍着眼泪转身走了。没过多久她给我打来电话报告说她已经在传媒大学学影视制片管理。现在，她已经跟了十几部戏，从助理开始，慢慢做剧务副导演，我们偶尔也会通通电话，女孩会和我说说她的近况，我也会给她讲讲我在拍戏时候的趣事。不管将来怎样，至少她现在可以自食其力地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不止是她，我和其他的“重犯”关系也很好，我喜欢和他们交流，我在他们面前，不是一个明星，而是扮演着老师姐姐的角色，让他（她）们认识到一些正面的东西。因为这个年龄层的人很容易走入误区，我愿意以身作则的来为他们指引。
而他们对我塑造角色也有帮助，我会去贴吧里，还有博客留言区等等地方，看看“重犯”们留下的足迹，想想他们说过的话，让我演的季洁更加贴近生活，也更加有“人情味”。可以说，我的不断探索和进步，与“重犯”们的支持是绝对分不开的，如果说是《重案六组》造就了一个庞大的“重犯”群体，那么这个“重犯”群体则是鞭策出了一个愈来愈完美的季洁。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你的粉丝大多是一些小孩子呢？言外之意，小孩子应该会更喜欢一些偶像团体，俊男靓女，怎么会喜欢你呢？
“简单说，重犯都有正义感。“
我觉得自己很能理解“重犯”对我的喜爱，对《重案六组》这部电视剧的喜爱，因为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个英雄情结，他们将《重案六组》中的的每一个刑警形象，都当做了崇拜的偶像，心目中的英雄。在这些孩子心中，我们就是他们的榜样，为了不打破自己身为“榜样”的光环，我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好一个公众人物应该做的表率，起到一个公众人物所应该起到的作用。
虽然近几年来，国产电视剧的产量逐年飙升，刑侦剧警匪剧等涉案题材电视剧也作品繁多，但“重犯”们仍旧坚守着《重案六组》这个“家园”，从未“移情别恋”。谢谢“重犯”们的长情专一。专一和长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人既长情，又专一，那么他便可以托付终身了。而《重案六组》的终身就托付给了12年来都在支持它的“重犯”们。
娘家人的这份“专情”，我会永远珍藏的。
☆4☆。操心婆吐槽
荧幕背后的故事
2011年深冬的一个夜晚，我和朋友在北京东三环的一家餐厅吃饭时，接到了徐庆东导演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重案六组4》通过审查，明年春天就能在卫视播出了。听了徐导的话，我心里一直悬着的大石头也终于落地了，付出的心血终于得到认可，可以给喜爱和支持《重案六组》这么多年的观众一个交代，也让自己的一桩心事得以了结。
一百多集的制作，十二年的岁月，我与六组的故事真是太多了，前面的文字，谈了许多感动和温情，讲了许多趣闻和友人的帮助。接下来我想说说“那些年，六组带给我那些不得不说的头疼事”。
首先要说的便是经费紧张，一部影视剧的出炉，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重案六组》也不能免俗，也需要经费和人力的支撑，才能够呈现到观众面前。可《重案六组》的制作和播出一直处在两难的境地，自从2004年，涉案剧被赶出了黄金档后，涉案剧便不再是影视公司敢于投入重金的摇钱树，而只能小打小闹地拍一些，放在不起眼的时段充数。因为一部“非黄金档”播出的剧谁敢投钱？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的拍摄环境选择的都很偏僻，当年北京郊区哪里荒凉，我们就把大棚搭建在哪里，为的就是省下经费，用于别的制作用途。所以，我们的拍摄进行的一直都是很艰苦的，从电视上观众可能觉不出来，看到我们坐在正规的办公室里，谈案情，聊线索，似乎很惬意。其实那都是我们摄制组搭建的大棚，冬天冻死，夏天热死。
记得我们在拍《重案六组第四部》的时候，正赶上三伏天，本来外面的温度就已经够高了，棚里一堆的灯光，设备，还没有空调（我们当时是同期收音，不能开空调），简直就像蒸桑拿一样。为了缓解炎热，只好想一些土办法，去通州制冰厂买了好多冰块，放在大盆里，用电扇吹着，制造点人工冷气。生活中，就只能多买点冰棍，冰镇汽水来消消暑了。但这个办法对消解炎热实在作用有限，只是杯水车薪罢了。
说完拍摄条件艰苦，接下来要唠唠拍摄强度大了。为了赶进度，我们“六组”的主要演员全天候地蹲在棚里，四个月的时间没有一天休息日，而且每天还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全组人都盼着导演生病，导演病了大家就可以休息了，可偏偏年纪最大的导演永远是每天第一个到现场，每个镜头亲自拍完最晚收工回家，大家纳闷，悄悄议论导演是不是吃了大力神丸？
我除了拍戏之外，就要兼做制作统筹，就是安排每天的拍摄内容，协调演员和场景之间的关系。《重案六组》是系列剧，每集都有外请的著名演员来客串，为了不让客串演员等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求一个星期拍完两集，无论如何外请演员要在一周内杀青，照顾演员了，场景的压力就大了，在《重案六组》这部剧中，场景变换有几百个，光各式各样的住家也有几百个，摄制组往往在办公室拍一两天就得出棚，把两集当中其他外景拍掉。每天要换七八个景点，最多的一天我们跑了十五个景点。我感觉我们像一群疯子，狂奔在街上和时间赛跑。
所以这部剧做统筹的最大难点在于众多场景和众多演员之间的协调。什么时候到什么场景；哪个演员到哪个拍摄地点等，这一切都需要我来规划。一周的拍摄日程，每天的拍摄计划和顺序一周计划都要缜密制定后发放给各部门长，每天我都在祈祷：千万别出事！一旦发生意外，将会造成演员场景美工（如道具）制片等各个部门的混乱乃至影响整个拍摄周期。
在拍《重案六组1》时，有一次我因为错误的估计了时间挨了骂。按照当天的拍摄计划，李成儒的戏上午就可以拍完，下午就不需要来现场了，大部队下午转场到中央电视塔拍摄，没想到原本计划要拍一下午的戏居然提前了两个小时拍完了，天还没黑，费这么大劲儿进趟城，大家不能就这么坐在马路边聊天啊？制片主任让我赶紧挑出几场街道的戏“填空”，我翻了翻场景表，街道的戏大部分都是大曾开车商讨案情的戏，我只好硬着头皮让现场制片打电话通知李成儒，求他赶回来救场。好不容易休息半天的李成儒刚刚约了朋友吃完饭，听说让他回来，急了，在电话里大骂：“有你们这么使唤人的吗？还让不让人活了？凭什么王茜叫我回去我就得回去”制片把电话从耳边拿开，任由他发泄心中的不满，我缓缓坐在马路牙子上，听着隐隐从听筒中传来的愤怒的吼声，很委屈也很无奈。
操心又劳力，那时候常常是一天忙下来，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我们这么辛苦，实际上的收益却并不多。因为本身制作经费短缺的原因，根本就付不起演员高片酬。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演别的戏的演员可能都脱贫致富了，可拍《重案六组》的一帮演员，片酬就没怎么涨过，基本算是原地踏步。
大家也从没提过涨片酬这件事，因为知道剧组的不容易，也出于对这部戏十几年的感情，大家谁也不谈钱，就是咬着牙把戏拍好。剧组有人曾经开玩笑说：“我们拍第一部时，大家朝气蓬勃。就像少先队员；拍摄第二部时，进步成共青团员了；第三部时感觉成长为老党员了；而第四部时，大家都浑身伤病，跟离退休干部几乎一样了。”
所以，我深深知道拍警察剧的演员有多么不容易，虽然很多人希望我们能够将《重案六组》继续拍下去，可如果没有适合的条件，我真的是不希望再这么拍摄《重案六组》了，没别的，拼不动了。
★我们剧组“病号”多
说拍到第四部的时候，大家就跟离休干部一样，虽然是玩笑话，但却是真真的大实话，第四部时，很多演员身上都有病，都是坚持着拍完这部戏的。《重案六组4》筹备时，张潮被检查出患了很严重的膜性肾炎，危及生命。他没有告诉大家，若无其事的坚持工作。
他知道《重案六组4》能够开拍，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如果他走了，那这部戏就拍不下去，就要前功尽弃了。为了《重案六组4》的顺利进行，他留在了组里，每天靠吃药打针维持。为了在荧幕前呈现出好的状态，张潮不能服用激素药（人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