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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谈话言简意赅，突出主要问题，理礼皆全，令当场人们无不叹服。
郭沫若挤在欢迎的人群里，匆忙地抢着和毛泽东握了握手，甚至没顾上说什么话。
毛泽东当然顾不上和诸位老朋友应酬。他被催促着钻进了事先预备好的汽车，径直就被送到张治中公馆小憩。尽管许多记者和一些欢迎的人们紧紧跟随，但都被挡在了张公馆的外边。郭沫若夫妇则例外，被允许进到客厅，从而有机会和毛泽东多说上几句话，一叙别后思念之情。
张公馆的客厅虽然雅致，仍不免显得豪华。镂空的窗格，西式的沙发，广漆的地板，对住惯窑洞的毛泽东来说，一切都感到生疏，以至主人送过茶来，毛泽东一不小心，还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
毛泽东略表歉意，郭沫若赶忙解围说：“这就是大智者若拙啦！”
大家哈哈一笑。毛泽东就势和郭沫若聊了起来。他问郭沫若：“听说郭先生最近刚去了一趟苏联？”
这是指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之邀，去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院庆，然后在苏联各地访问。
“是的啦，6月出行，8月中回来，在苏联待了整整50天。”
“算来郭先生是刚回国不久啦？”毛泽东说。
“是的啦，20号才回到重庆，可以说是专门赶回来迎接您的啦！”
毛泽东哈哈大笑。接着就问起郭沫若对苏联的一些观感。
郭沫若回答说：“50天时间虽并不算长，但所看到的似乎比住了50年的人还要多啦！”
接着郭沫若对此进一步说了“吾非‘乐不思蜀’而是‘乐愈思蜀’”之意，毛泽东对他的爱国之情很是赞赏。
因为时间关系，郭沫若不可能详细介绍他的访苏观感，只挑了一些主要情况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
说话间，张治中报告蒋介石来电话，晚八时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泽东、周恩来诸先生，因此张公馆赶快备办过迟的午宴，以便让毛泽东等稍事休息后再赴晚宴。
晚八时半，由张治中、邵力子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乘车去山洞林园赴蒋介石晚宴。作陪者除张治中、邵力子外，还有赫尔利、魏德迈、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等。
毛泽东在渝的日子，当然主要是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但他也不放过机会更多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接触，特别是抓紧时间和一些老朋友见面。他也经常由周恩来陪同，分头访问一些社会贤达和党政要人，或举行宴会招待一些党外朋友。
可以说，毛泽东在重庆的日子里，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工作十分繁忙。
较重大的一次活动是出席9月1日下午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到会的除苏方贵宾彼得罗夫大使夫妇、罗申武官外，中方几乎清一色都是社会名流和党政要人，如宋庆龄、孙科、冯玉祥并夫人李德全、翁文灏、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朱家骅、张治中、吴铁城以及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郭沫若、茅盾、傅斯年、王昆仑、许宝驹、高崇民、史良等文化、新闻、戏剧界人士共300多人。
那天，虽然天下起细雨，可是人和汽车把附近的街道挤得拥塞不堪，尽管有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但车水马龙，人流如鲫，傍晚的街头充满汽车的喇叭声和看热闹的人们的谈话声。这么多人来踊跃与会和赶来看热闹，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今天与往日不同，今天有中共领袖毛泽东到会。
在这次酒会上，郭沫若又一次和毛泽东靠得很近，也顾不上多说话，因为想和毛泽东说话的人太多，而毛泽东想与之谈话的朋友也太多。特别是当毛泽东和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即已相识的老朋友见面时，双方都激动不已，感慨系之，令周围的人都为之动容。
其中最感人的是冯玉祥两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看了又看，然后举起酒杯来说：“您来了，中苏友好条约缔结了，来来，让我们为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
毛泽东也兴奋地举起杯，将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
此时，一身英气的北方大汉冯玉祥将军已热泪盈眶，悄悄地掏出了手帕。他的话虽然不多，却包蕴了丰富的内容，许多从大革命走过来的人都能体味出其间的深意。
还有一次是9月3日毛泽东在他下榻的桂园接待各界人士。
原来，毛泽东是要到天官府来看望大家，因为举行抗战胜利大游行，车辆无法通行，聚会地点才临时作了改动。这一次，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也双双步行到会。
红岩村的小客厅里，邓初民、翦伯赞、周谷城、冯乃超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都已在座。
毛泽东身穿延安宽大的灰布制服。周谷城操着很重的湖南口音问毛泽东：“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
毛泽东风趣地回答道：“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
一阵哄堂笑声过后，毛泽东接着说：“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老。”
他随即转过身来，向坐在他的左侧的郭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会见时，毛泽东又分析了人们关注的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明确指出：“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做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最后，他挥了挥有力的手，充满信心地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达到目的却是很不容易的。
郭沫若因为听觉不好，特别用心听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注视着他的每一个手势，听得特别用心。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来看时间。郭沫若见这块怀表已经很旧，觉得作为人民领袖生活得这样艰苦，特别是目前又在和国民党谈判，许多社会活动，应该有一块更好的计时钟，便立即把自己的手表抹下相赠。毛泽东谦让了一下，因为感于旧交情，也就未太客气地收下了这一不平常的赠物。这是一只瑞士名牌表，外壳呈圆形，直径4厘米，为机械表，“12”数字下有“OMEGA”字样；表带是棕色牛皮制成的。关于它的来历，一说是郭沫若游历欧洲时买的，一说是郭沫若访问苏联时对方送的。本来，毛泽东是不轻易接受馈赠的，即使接受了也大多交公，但这块表却陪伴了他30多年。他后来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块表的来历，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不要叫别人拿去。虽然几经修理，表带也换过了，但一直留在身边。现在，这块表就陈列在毛泽东纪念堂的展柜里。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回忆，毛泽东虽然有了这块表，仍然常常不知道钟点。郭沫若送的表并没能起到提示他几点钟的作用，他也经常忘记上发条。当他要出去开会或会见外宾时，才问一下工作人员：“是什么时候了？”听到回答后，他对上时间，把发条紧几下。后来，这块表的机械失灵，恰逢瑞士友人送给他一块金表，工作人员趁机给他换了表。毛泽东只得将金表戴在手上，但他感觉太重，仅戴了几天就取下来，吩咐上交国库，并要求把郭沫若送的表再修一次，修好后继续戴，一直到他去世。1986年9月9日，汪东兴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时，对参观的同志说：“毛主席的礼品里有好几块外宾赠送的表，我曾拿两块让他选一块戴，但他不要。有一次，这块表拿去修理，我给他送去一块礼品表，他不戴，只是摆在办公桌上。这块表修好后，他又将礼品表送回礼品室了。”由此足可看出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十分珍视。
10月8日晚，张治中以政治部长的名义举行陪都文化界招待会，实为毛泽东送行，郭沫若也应邀出席。会上，毛泽东在简短的致词中强调“和为贵”，郭沫若深受感动，他觉得共产党的领袖“为了中国的和平，为了中国的民主”，“尽了多么大的诚意，冒了多么大的风险，受了多么大的委曲，忍了多么大的牺牲”。想到自己肩上所负使命，实在感到责任重大。
10月9日，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又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拜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晚餐时，大家谈到郭沫若今后在文化界应取的态度，毛泽东很同意郭沫若本人的看法，认为“态度应该强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又一再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话郭沫若是更用心听，也全部听进了耳朵的。
经过43天的谈判斗争，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定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着名的《双十协定》。《协定》宣布必须“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协定》并宣布双方确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各项重要问题。尽管国民党方面谈判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的灭共之心并未因签订了《双十协定》而丝毫消减，内战最终不可避免，但毛泽东的重庆之行，确给当时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希望和欢愉。雾都重庆也因为毛泽东的到来，一时显得阳光灿烂。
次日（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九龙坡机场聚集了众多送行的人群。郭沫若和于立群也早早地赶来机场。上午九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来到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有重庆各界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数百人。毛泽东与各界代表亲切握手话别；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妇在飞机旁合影留念。毛泽东又特意与郭沫若握手，期望下一次的相聚。登上飞机前，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9时45分，飞机顺利起飞，毛泽东抬手看了一下手腕上郭沫若送的那块手表，然后向送行的人们再一次挥手，似乎还说了一句“谢谢，再见”之类的话话。郭沫若虽然听不见，但毛泽东此时此刻的身影，是深深印在郭沫若的脑海之中的。
●三、索句渝州叶正黄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有一件本来是文化界朋友之间的事，未想到在他离渝回延安后不久，不但在文化界，且在政治界也闹得沸沸扬扬，展开了文化思想界以及政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事情是由着名爱国民主人士、诗人柳亚子引起的。
当时，他向毛泽东索诗求字，毛泽东便将他1936年刚到陕北时填的一首词《沁园春·雪》抄赠。按理说，这只是一般友人之间诗词唱和，未想到竟然成为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文化风波、政治风波和社会风波。而从此这一首词也名扬天下，不但确定了毛泽东的诗人地位，也成为革命文学艺苑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柳亚子也是毛泽东的“故旧”，早在20年代北伐战争开始前他们就已结识。
柳亚子原名慰高，1887年生，江苏吴江人，15岁起就开始写作宣传民主主义和反清革命的诗文，后受教于蔡元培、章太炎，并与“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结为好友。1904年加入国学保存会，1906年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成了“双料的革命党”。1909年与友人创建反清文学团体南社，并任书记员。民国成立后，曾一度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旋辞职，出任《天铎报》主笔，积极撰文抨击袁世凯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1914年当选为南社主任（社长）。1926年1月，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其后，他团结左派同志，同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坚定不移地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6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打击共产党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柳亚子义愤填膺，坚决反对。会后，他当面警告蒋介石，要其改弦易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柳亚子遭蒋介石通缉和搜捕，脱险后流亡日本。1928年4月，由日本回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资历和卓越活动，和宋庆龄、何香凝一道被人们誉为“国（国民党）党三仁”；又因为其写有大量爱国爱民的诗作，被郭沫若赞为“活屈原”。
柳亚子青年时代就开始追求革命，追求真理。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撰文说自己“醉心于马克司（思）之学说，布尔萨（什）维克之主义”。1922年，他撰《乐国吟后序》成，自署“李（列）宁之私淑弟子”，明确表示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敬仰之忱。1926年他又作了一首自己十分满意的《空言》诗：“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私淑总非宜。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斯。”表示对“空言私淑”已不满足，而是要真正信仰和以实际行动贯彻马克思主义了。
柳亚子和毛泽东结识是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那时毛泽东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他们思想趣味十分相投，以至后来柳亚子在诗中反复说“珠江粤海惊初见”，“粤海难忘共品茶”，而毛泽东后来在诗中也说“饮茶粤海未能忘”。但他们二人也和毛泽东同郭沫若一样，从20年代北伐战争后就一直天各一方，暌隔有年，直到这次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才有机会与老友重见。这不但在二人的革命生涯中是十分不易，在一般的人情中，也是极可宝贵的。
柳亚子极重感情，天性真挚，平生也相当自负。他不容易佩服谁，但若有人一旦为他服膺，他则矢志不渝。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孙中山，毛泽东就算得上是一位人物。这可以从他写于1929年和1932年的两首诗中看得出来。
1929年的一首诗是：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诗的最后一句之后，作者自注“两列宁”指孙中山和毛泽东。此时孙中山已逝世四年，毛泽东则正坚持转战在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情况极其艰难。据说，当时传言毛泽东正遭不幸，柳亚子闻之心恸，怀念旧友，故写下此诗。诗的第一句“神烈峰”即南京紫金山，为孙中山陵墓所在地也。
1932年，他又写了另一首诗：
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
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这首诗是听说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击溃蒋介石以三十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实施的第三次“围剿”，快慰有加而欣然命笔的。“登坛旗鼓看毛郎”一句轻松快慰，连注释都不用。只不过，如果说为两首诗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即两首诗中所写毛泽东的处境恰好应该反转过来，因为前一首是有感毛泽东正遭不幸而写，但事实上毛泽东当时并未遇到什么不测；后一首诗有感于毛泽东胜利击败蒋介石的“围剿”，却不知道毛泽东正遭党内“左”倾机会路线的排挤，恰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然而，这两首诗有一个共同点，即从中可见柳亚子对毛泽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