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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如火如荼,国民党的覆灭已成定局。常吉的父亲由于在河西打过共产党的西路红军,并在战场上立过功,十分害怕共产党来了报复,早早改头换面投奔新疆的亲戚去了,留下常吉守着家传的大院。
这一天,被解放战争的炮火震醒了的杜玉珍,早早起来,打扮停当,待那7月里的朝阳在东墙外的古榆树冠上灿烂,那只朱子元最喜爱的毛色纯黑冠子血红的高大公鸡在院墙上迎着太阳高声啼鸣之时,杜玉珍出了祥风堂药材庄的正门,在尚未繁闹起来的西门墙下乘一台等候在那儿的花轿,直奔东门外常吉开的常记药铺。
常吉正在铺子里等她。今儿是阴历六月初六,是一年一度的庙会大集,亦是情人们“自由”相聚的日子。可他们俩却不敢名正言顺地去那热闹的南禅山和凤凰池。杜玉珍早就听过了庙会和“花儿会”的种种俗规趣闻,在炕头也不知让常吉轻言细语讲了多少遍,唱了多少遍,心中着实向往,就叫常吉带她去看。常吉为难道:你不怕碎言恶语剐了你啊?杜玉珍乜他一眼道:要是怕,我还能到这常记药铺里来吗?你若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反正这庙会是一定要赶的。这杜玉珍毕竟是常吉经历的第一个女人,长期以来,两人偷情相悦,在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中相依相恋、恩爱有加,不知不觉中,在那意识的深处,孜孜以求的早已是男欢女爱之外的东西了。常吉又何尝不想领她去那天高云阔、林密歌红、放纵情欲的地方快活一场呢?他向来就是个敢作敢为,对新鲜刺激的事儿幻想入迷的人。可这公然领“师娘”到那阿哥阿妹情长意短的“花儿会”上抛头露脸,还是让他胆怵。他只想和她行鱼水之欢,还不想为此付出代价。他不知道经过枪林弹雨的洗礼,受过革命思想熏陶的杜玉珍已另有想法。革命就要成功了,自己的娘家人就要打过来了,该是翻身做主的时候了。那么,她和常吉的这种偷偷摸摸被人视为大逆不道的关系也该是水到渠成有个说法的时候了。一段日子以来,她就开始有目的地控制常吉。她对他释放南国女儿最魅人的温情,却绝不让他上身,引逗得他欲火难挨时,就悲叹伤感以泪洗面,让他把男人天性里的东西在不知所措中表现出来,以柔化之。又常常在相约情痴之机,将革命讲与他听,末了总是不忘说自己与朱子元实无任何干系,不过是他的一个帮工而已,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赶走,等等。搞得常吉心乱如麻,情不由己间就入了她暗示的轨道,萌生了娶她为妻的念头。
事实上,解放战争的炮火已明确无疑地昭示着新时代的来临,生性活泛善于应变的常吉在杜玉珍的启发下,已经隐隐约约地敏感到共产党的到来,对自己意味着的将是什么。自己的父亲是国民党,早已逃命去了;朱子元避乱在外,据说是在岳父处的一所私塾内修性养心,那儿地处关中,早就成了解放区;鼓城的大户,因局势吃紧,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犹如丧家之犬一般……而杜玉珍是共产党,是红军……
1949年农历六月初六这个温暖火红阳光灿烂的上午,常吉毅然决然地领着自己所爱的“二师娘”杜玉珍去了鼓城一年一度最为红火的庙会,义无返顾地向封建世俗宣了战。当时的情形十分悲壮,但结局却出乎意料。他们说啥也没想到,在那人山人海的庙会上,不但没有任何人注意他们鄙视他们,连一个熟人都没碰到,人们焚香、叩头、许愿、对歌尽兴、品尝小吃,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倒使他们感到了冷落的寂寞。
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决定性的日子,常吉醒悟道:啥事不是人干的,干了也就干了,那皇帝老儿啥没干过,不干能做皇帝?
他把杜玉珍第一次在明亮的阳光中,放倒在了密林深处的草地上。
第二天,当常吉胆大妄为地将杜玉珍送回朱家大院,全城的人就都知道了大名鼎鼎的朱子元的徒弟常吉做下了“娶”师娘为妻的上丑祖宗下臭门族的事。
解放军很快就摧枯拉朽席卷而来,几乎没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鼓城。在城东正门口,常吉在杜玉珍策划下,审时度势,成了第一个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的鼓城人。他先是把欢庆解放的红布大标语在常记药铺的匾牌上方悬挂起来。然后把父亲的大院整个献出,供解放军使用。并当着一位解放军首长的面,带着几个人,把父亲藏在南墙根梨树下的两大坛子银元挖出来,当场献给革命,同时宣布与反动家庭彻底脱离关系。这极有教育意义的革命行动,立刻得到了首长的赏识,使他很快上了当时的报纸。
结果,解放不到三个月,他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鼓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的卫生处里担任了秘书室的副主任。他能担任此职的主要原因是带领军管会成员从北区天主堂的地下室里搜出了一大批美国救济总署捐赠的战后剩余物资,主要是各种药品、小型医疗器械和内外衣裤等。而掌管这些物资的人,正是他师父朱子元的西医朋友,德国人索特。他的药铺里的西药,基本是从那儿购买的,情况很熟悉。接着常吉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海绵吸水般地接受了大量革命思想和理论,表现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觉悟水平。据当时的知情人士后来回忆说,常吉和那个被称为共产婆的杜玉珍一起,迎风沐雨早出晚归,挨门逐户地动员药铺的老板、先生和徒弟们参加中医公会,把人们集中在祥风堂药材庄的前院里上大课、讲形势。人们普遍认为,他和他的婆娘那个被马子祥赏给朱子元的杜玉珍早就是共产党,因此纷纷向他们靠拢,以期尽早沐浴新生活的阳光。连从不对他正眼相看的师兄唐生荣,也对他主动搭腔了。这使常吉如鱼得水。在一个雪花飘飘的傍晚,他在朱家前院的屋檐下高高悬起三盏汽灯,布置了一个简易主席台,从卫生处借来了毛主席的画像,请来了卫生处的官员和政府代表,向围坐在主席台前的50多名中医公会会员和全城的20余名杂医宣布鼓城卫生工作协会成立,宣布所有与会者为协会会员。随后,卫生处处长就宣读了常吉任鼓城卫生工作协会第一任执行主席兼秘书长的任命。接着,人民政府军代表就宣布了卫生工作的管理权归协会的命令。心血澎湃的常吉当即宣布为了提前完成上级下达的义务接种牛痘和预防注射的工作任务,所有会员要以崇高的革命责任感和神圣的革命精神为动力,分片包干,顶风冒雪,连夜种痘,为了人民的健康事业誓死扑灭天花。会场上全体响应掌声雷动,口号震天。在那个月黑风高、雪花弥漫的夜晚,整个鼓城鸡鸣狗咬,敲门声、吆喝声、斥责声、叫骂声此起彼伏,像是正月里耍社火的锣鼓,在灯笼火把的环绕中响彻云霄。常吉名副其实地成了鼓城的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纸上,离全国的先进典型仅一步之遥。常吉是要拼命争取的呀,他像是一匹冲击极限的野马,恨不能凌云腾飞,一跃万里。就在他思想认识提得最高、政治学习抓得最紧、业务能力日新月异,眼看要让鼓城的卫生事业红遍全国的关键时刻,有人联名告发了他。说他在妇联工作的老婆杜玉珍是叛徒;说为什么和她在一起的红军都在突围中和被俘后光荣牺牲,唯独她保住了狗命;说被俘的其他人都被赏给了下级军官或是士兵,为什么独独把她赏给了朱子元;说朱子元明明将她已纳入二房,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乱仑败俗,把她让给自己的徒弟;说为什么她早不革命晚不革命,一解放就往革命队伍里钻……还说常吉娶杜玉珍娶得不明不白,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他们是夫妻,分明是一对以夫妻做掩护试图长期潜伏的特务;说他与国民党匪军官的父亲断绝关系纯属烟幕,否则,怎么会连精心埋藏的大洋都一清二楚……
常吉和杜玉珍被隔离审查了。
10天之后,也就是1952年的农历大年初三,他们双双被清理出了革命队伍,遣送回原籍。杜玉珍无家可归,先留在朱家大院,常吉则踏上了漫漫的返乡之路。
在那个天空灰白的午后,常吉背着个行囊,踉踉跄跄地走在黄土没脚的乡道上,他目光凄惨、神态憔悴,背也驼了,远远看去,完全是一个力不从心的老人。在他身后约10来码远的地方,跟着个摇摇摆摆的女人。当两人走到离城20多里外的一个靠山的小村子前时,女人吃力地小跑着赶上来,挡在常吉的面前说:你停下,我不跟你走了。我尽心尽意送你一程,现在不欠你的什么了。从此以后,你我恩怨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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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疲力尽的常吉惊讶地看着她,好像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
这些天我算是明白了,你恨我,是我连累了你,毁了你的前途。可我杜玉珍绝不怨你,全怪我自己有眼无珠,看错了人。现在我要告诉你,我绝对不是什么叛徒,也不是……你知道的,我的命有多苦……解放了,自己的娘家人打回来了,得天下了,原以为……可谁知道……还是……还是这么惨……就连你……连你也嫌弃了……
杜玉珍的泪水滚滚而下,浑身抽搐着、抽搐着软瘫下去,扑通一声跪倒在干燥成烟的黄土里。双手一松,丢了包袱,抱着常吉的双腿号啕痛哭。
常吉受感染,鼻腔酸涩,可胸膛里却乱窜着呼呼的火苗和邪气。他弯下腰使劲把她搀起来。
杜玉珍胡乱抹了一把清鼻和眼泪,凝神看了看他的眼睛,一瘸一拐地向着正西的方向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一刻,常吉的心忽悠悠地离他而去,像秋天的云雀,直冲向白云的深处。从此以后,他时常会有类似的体会,虽说每一次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但心脏离他而去的那个瞬间都同样轻扬,之后便是恍如隔世的梦态感。常吉在以后的岁月中屡屡逢凶化吉,都与心的飘忽有关。那一天,当他的视野里只剩下那条通往鼓城的黄土官道时,他感到的既不是委屈也不是孤独,甚至连受挫后的失落都被那午后的冬阳蒸融了,离开鼓城时所经历的那些个沮丧透顶、痛苦至极、怨悔难当的世事,弹指间就已是烟消云散,他的意识也完完全全地解脱在遐想的天地间,他想他一定还会成为公家的人。
8
伯胜镇已建立了革命政权,土改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常吉一回去,沉重的心就感到了些许的快慰。首先是这个被称为老家的大宅院已完全破落了,多年失修的数间老房顶上长着一尺多高的草,墙裂屋漏,房里除了几件笨重的柳木家具和一些破破烂烂,基本上没有什么财产,只有眼花耳聋的老母亲守着空房勉强度日。其次,宅院临街,是个开诊所的好地方。有了诊所,就能扎下根来,就可以重新挺起腰杆子风光。
经过精心策划,常吉先是成功地娶了三代贫农的伯胜镇民兵连长郭贵的丑女郭春香做老婆,接着在街面上开起了药铺。然后巧妙地利用老丈人的关系和母亲解放前贫困潦倒的实际情况,给自己定了个学徒的成份。转眼间冬去春来,伯胜镇地区麻疹、伤寒流行,几乎家家有病人,天天见死人。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动员了起来,县里下来了工作组,省里派来了医疗队,没日没夜地苦干了两个月,灾疫终于扑灭了。深谋远虑的常吉,在这次灾疫中任劳任怨、才能毕露,使出浑身的解数,从上到下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随后就得到了县政府的嘉奖。但他真正出名却是在1952年那个菌痢泛滥的夏天。那年的天公邪祟阴沉。一入5月,就下起了从未有过的夜雨。连着十多天,天天是昼下夜停。下着下着夜归雨就变成了夜鬼雨。天一黑,雨点子就开始落地生花,像是用高速的水枪急射而下。劲风则从瓜啦峡口紧紧地贴着地皮子急扫而来。天籁交响;山音浩荡,隆隆的巨雷在闪电的怪影里劈山炸树,滔滔的洪水以前所未有的狰狞咆哮怒吼。天地混沌,一片汪洋。可是黎明一到,就又雷停雨小,阴云如晦。如此反复持续了月余,川地里的庄稼就都在积水里趴下了,到处都是水,好几个地方发生了山体滑坡,滚滚的泥石流在大地的颤动中吞村没地,肆虐横行,淫威尽施。就在人们普遍开始惊号悚怵的时候,突然间天蓝风爽,久别了的太阳从雪白的云团间露了出来,光芒万丈,暖气洋洋。人们欢呼雀跃,几乎家家都敞门开窗,把所有能晒的东西都晒了出去,老人们、孩子们、妇女们在阳光的熨灼下陶醉在豁然的情境里,几乎没有人预感到灾难的临近。常吉先是发现蒸腾潮闷的空气里多了些不知名的会飞的昆虫,接着就是蚊蝇的空前剧增,空气里充满了腐烂霉臭的气味,许多人家的老人和孩子开始出现头晕眼花、上吐下泻的症状。一夜之间,暴发性菌痢就在几个县内洪水般地肆虐了起来,尤以儿童最烈,几乎人人不能幸免。所有的生产劳动都停了下来,所有的诊所、医院里都挤满了成堆的病人。县卫生科和防疫大队人手不够,只能开着一辆破烂嗄斯车,一面给各药铺、诊所配送药品,一面拉着县卫生院的医生下村治疗。
常吉一开始对到来的机遇毫不知晓,可他很快就发现,各级政府对这次灾后疫情极其重视,省上的工作队、防疫队、医疗队来往检查、指示不断,县长更是三天两头亲临现场,为缺医少药、病死率的不断上升急得暴跳如雷,咒天骂娘。刚得到嘉奖不久的常吉终于看清了形势,他先是让媳妇春香把一对双胞胎带回垴山里的娘家避瘟,然后让老母亲把所有的房间都收拾出来,辟为病房。一时间,他的药铺就成了伯胜镇地区的防疫中心,单是收住的病人就有50余人,名气大噪。县长在得到一份快马送来的报告后,立即带领民政科长、卫生科长赶赴现场视察,并当即指令卫生科给常吉配备医生、护士和药品,并将药铺改为利民诊所;指令民政科在财力、物力上对利民诊所全力支持,将常吉公而忘私、大局为重的先进事迹在县内广泛宣传,力求家喻户晓、人人学习。
这样,常吉的家就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医院。房里所有的破烂家具都被搬出来堆放在了北房后的草棚里,那些由县民政科的领导不知从哪里收来的门板、条桌、奇形怪状的架子床和干脆用木板搭起来的便床排满了大大小小12间房。院里垒了大锅灶,单是做饭的、熬药的、打扫卫生的小工就有7个。由于医院是设在常吉的家里,他又是利民诊所的老板,人们便自然而然默认了他的领导地位,上级来人都找他介绍情况,遇事都来找他商量,这使他大喜过望,像一枚高速旋转的陀螺,痴迷在了狂热的状态中。最紧张的日子里,他常常彻夜不眠,事必躬亲,送出迎来,以超凡的献身精神,在势如骑虎的形势中,使一批又一批的病人从那摇摇欲坠的几排大屋里获得了新生。
疫情控制住了。
常吉被省上下来的记者们采访的那天,风和日丽,一派祥瑞之气,只可怜消瘦了20余斤的常吉劳倦不堪,已到了体力所能承受的极限,可陀螺仍在旋转着,心血仍在沸腾着,并越来越强烈地冲向辉煌的终点。那天一早,他悄悄在茶缸里打入两只生鸡蛋,放了一大块红糖,迅速冲入开水后,盖上盖子,见人眼很多,就装着事急的样子,端到街对面的树丛里匆匆饮下,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葡萄糖,给自己进行了100毫升的静脉注射。他不能累倒,他必须挺住。可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睛出问题了,阵阵黑眩中,所有的事物都似在云翳中晃动,大地在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