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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功勋、才具和特点授以高官显职以平衡权力集团之间的利益，这也是权力分肥制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官僚集团的权势过重，中央权力分散是权力分配的共『性』。
侧面：天罗地网织就血『色』蓝图
从胡惟庸位极人臣之日起，朱元璋张开的权力大网也到了逐步收紧的重要时刻。
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起点应该始自胡惟庸因“谋反”案被杀，这是皇权与相权的血『色』博弈。胡惟庸被处死难道仅仅是因为谋反？一句含糊不清的“擅权枉法”是无法将一切历史真相都抹平的。至于“谋反”则是在胡惟庸死后多年间，被朱元璋分期分批摊派到他头上的罪名，一直争议不断。
胡惟庸被杀之后，帝国的皇权运行模式突然成了一架令人恐怖的绞肉机。由胡惟庸案引发的连锁反应就像帝国的天空刮过了一场龙卷风，这难免会让我们想起朱元璋说过的那句话“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
这句话为胡惟庸案的后期处理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胡惟庸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以他为首的权力集团在作战。当胡惟庸被“谋反”后，那些与他有来往的人就应该是同案犯。
毕竟“谋反”不是闹着玩的小事情，牵涉面之广，需要参与的人员之多，付出的成本之高，都是其他行业无法比较的。朱元璋之所以通过各种方式将胡惟庸参与谋反案坐实，就是为了能够将更多的帝国官员牵扯进来。就连领到“免死金牌”的李善长最后也没有从这张大网中挣脱，直到搭上『性』命才算了结。。
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训话后，原来在中书省辖下的六部就此获得了越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权力，这给朝政带来了不小的混『乱』。
一个体制里，一对一的单线管理是最简单，放到大明朝就成了皇帝—中书省—六部。
按制度来说，六部还是属于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六部的尚书们应该对胡惟庸负责；但是朱元璋的意思是，六部可以直接给自己打报告。这样的话，在六部尚书的管理和使用上，就陷入了双线模式。在君臣齐心，意见统一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政务畅通，如果皇权与相权发生顶牛，事情就会比较麻烦。
尚书任何事情不能瞒着皇帝，因为毕竟皇帝才是真正的帝国一把手；但是他又不能不上报中书省，皇帝批阅过的条子，最后还得交由中书省来发布，无论如何是绕不过中书省这一关的。如此一来，帝国的权力运行就变成了多头管理，这可苦了那些奔波与皇帝和宰相之间的六部的官员。如此繁复的权力程序让他们疲于奔命，往往会造成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朱元璋也看到了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弊端，他早就有心在帝国官场掀起一场革命，但苦于找不到革命的突破口。
朱元璋的这场革命终于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式登场。这一年的九月，位于今天越南东南部地区的占城国来使进贡。按照帝国的外交程序，中书省应该在接到这种外交大事的第一时间上报皇帝。但实际情况却是，朱元璋并非按照正常程序从中书省或是礼部那里得到的消息。
消息的来源是出宫办事的宦官带回来的，由于无人接待，占城国使者连宫门都没有『摸』到，由于语言不通，只好流落街头。朱元璋勃然大怒，我堂堂大明居然如此对待番邦小国的外交使者，如果传将出去将有辱我大国名声。
朱元璋当即传唤中书省的两个江湖大佬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占城国来使事关国体，竟敢隐瞒不报。
胡惟庸和汪广洋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大相径庭，一个急于推卸责任，一个茫然无措。
洪武九年（1376年），王广洋发动了对李善长的弹劾。这是王广洋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由此可见王广洋最初还是想在帝国的权力场上有所作为的，不然他不会公然挑衅前丞相李善长的权威，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勇气可嘉。
弹劾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王广洋在面对李善长时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还是博得了朱元璋的赏识。可令人遗憾的是王广洋并不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弹劾李善长失败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事后朱元璋将其重新放入中书省，但他的心『性』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是逆境造就了人，困境磨练了人。汪广洋既无意再去困境里磨练，也无意参与到这场权力斗争的游戏中。在多年的宦海生涯中，最初的政治理想已经离他渐行渐远。
从汪广洋进入中书省的那一刻起，他就有着一种强烈的预感，那就是朱元璋在帝国权力系统中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他也正在被朱元璋当枪使。自己当初能够挑战李善长，那么以后就可能站出来挑战胡惟庸，朱元璋看中他的正是他身上所具备的“勇气”二字。
他是一颗棋子，朱元璋的目的就是靠他来盘活中书省这盘棋，借以削夺相权。
这个发现让汪广洋感到莫名的惶恐与失落，他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很多时候只能靠酒精的麻醉才能够让自己安定下来。
汪广洋对于中书省二把手的这份工作失去了耐心和勇气，任由胡惟庸为所欲为。对于占城国来使这样重大的外交事故，汪广洋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问起时，不知道如何作答，只是跪在那里支支吾吾，磕头如捣蒜。
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由礼部负责，都是礼部惹的祸，与中书省无关。
面对胡惟庸的狡辩，朱元璋找来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礼部官员面对帝国两大宰相毫无惧『色』。说这件事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告，没有上奏朱元璋是中书省的错。
中书省与礼部当着皇帝的面踢皮球，这让朱元璋非常恼火。手下这帮官员敢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干部，当面还敢推诿扯皮，毫无担当。朱元璋下令将礼部负责接待外使的相关人员全部下狱，同时让检校暗中调查谁才是这件事的负责人。
第17章 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4）（）
这是一场明暗两面的牌局，在明面上，两位宰相和礼部官员只是被暴怒之下的朱元璋骂了一通，毫发未伤；而在历史的暗面上，朱元璋已经在酝酿一场帝国的暴风雨。
在南京城中书省那昏暗的烛光下，胡惟庸和汪广洋怀揣着各自的心思坐立不安。这种不安前所未有，他们从朱元璋暴怒的表情里已经感觉到，这一次不同往日，从皇帝不耐烦的表情里释放出的是杀气。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汪广洋是占城使者事件的第一责任人。
朱元璋下令将汪广洋正式拘捕，罪名是“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放到今天这个罪名就是“行政不作为”。本来朱元璋将其安排在中书省，就是作为掣肘胡惟庸的一颗棋子，结果汪广洋却当起了装聋作哑的甩手掌柜，把好端端的一步活棋走成了死棋。
朱元璋再度将汪广洋贬往海南，并囚禁了其他有责任的官员，包括胡惟庸在内。对于汪广洋，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就在于他辜负了自己的期望。当船行至安徽黄山地区太平县时，朱元璋又追加了一道圣旨，追究汪广洋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省袒护杨宪等罪责，下诏将其赐毒而死。估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汪广洋都没有搞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朱元璋。
能够在太平县这个不太平的地方走完生命的旅程，对于汪广洋来说，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或许是冥冥中早已注定，太平是汪广洋事业的起点。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汪广洋还是元朝的一名进士，并没有被授予实职，只是客居在太平县。每日诗酒人生，静静地等待人生机遇的降临。就在这一年，明军渡过长江防线，攻下采石矶，进驻太平。求贤若渴的朱元璋，闻汪广洋才名，便于帅帐之中召见。两人相谈甚欢，从此汪广洋走上了权力的不归路。
终点又回到起点，谨小慎微的汪广洋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朱元璋消除相权的祭旗人，不仅让人扼腕叹息。
就在汪光洋被赐死之后，又横生枝节：因汪广洋的侍妾陈氏从死掀起波澜。在当时，如果『政府』官员死了，如果有未生育子女的妻妾从死，应该是贞洁行为。作为皇帝应该为这样的女子来个死后追封，但陈氏从死的消息传至南京。就在朱元璋准备追封时，得知陈氏的身份是没入官籍的一个受处分官员的女儿。朱元璋又一次愤怒了，责问礼部官员：“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没官的『妇』女只能赏给功臣，文官怎么能享受这个待遇？这其中必有蹊跷。
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朝廷官员在背地里瞒着他做些不法之事，他设立特务机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无处不在。那些官员胆敢有一件事瞒着自己，将来就会有十件，百件。
朱元璋要求司法部门和检校将此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养『奸』。明眼的官员这时候已经看出来，朱元璋是在借势发挥，要把这篇文章做大，至于大到什么程度就没人清楚了。
皇帝彻查文臣，作为文臣领袖的胡惟庸又怎能逃脱干系。在朱元璋看来，胡惟庸的权力触角已经伸展得无处不在，再任其发展下去，完全有可能将他这个皇帝的权力架空。
相权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胡惟庸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要实现这两点，需要一个说服天下人心的理由。也就在这时，一个叫涂节的官员适时跳了出来。
涂节是御史中丞，负有监察百官的责任，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监察部的官员。由他出面告发胡惟庸，合情合理。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涂节还是胡惟庸的死党，而且在胡惟庸的权力集团中占据重要位置，胡一直视他为亲信。由这样一个人来攻击胡惟庸，是最好不过的事。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涉嫌毒杀刘基，并意图谋反。虽然毒杀刘基并无实据，真相还不确定。
可对于朱元璋来说，眼下他需要的不是反复求索的真相，而是一个杀人的理由。
御史中丞涂节是个很会揣摩上意的聪明人，他从朱元璋一次又一次的无名邪火中读出了一些很实在的内容，胡惟庸已经失宠。朱元璋需要一个理由，而自己需要一个机会。于是胡惟庸就成为这场交易的筹码。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整个帝国还沉浸在浓浓的新年气氛中，南京城的上空却笼罩着阴霾。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中书左丞相胡惟庸想要造反。
朱元璋在接到涂节的报告后，批转司法部门连夜突审。审查结果很快出来：胡惟庸谋反案坐实，同时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作为胡党嫡系也难逃其咎，不可不杀。于是朱元璋下令陈宁以及涂节陪同胡惟庸一起上路。这样的结局颇具戏剧效果，三人若在刑场相遇，不知会作何感慨。
新年伊始，帝国的权力中枢一下子就被剔除了三个文官大臣。一个丞相、一个御史大夫和一个御史中丞。尤其是丞相胡惟庸的突然倒台，使得帝国上下为之震动。胡惟庸死后发布的文告里，定下的罪名是“擅权枉法”。
“擅权枉法”是个含糊不清的罪名，就好像一个筐，任何逾越法律的行为都可以往里装。从打压同僚到私扣奏章，从收受贿赂到专权独断，就连沉湎于声『色』犬马之类的流氓罪名都包含在内。
就在帝国官员惊魂未定时，到了正月十一日，朱元璋又接连颁下了两道圣旨：一是废除中书省；二是废除大都督府。两道圣旨等于是把帝国的权力运行做了一个重新布局，那些仍旧处于极度震骇状态下的官员这才如梦方醒。原来洪武皇帝朱元璋早就酝酿好了这一切，颁布的这两道诏令绝非十天就能够完成的。
中书省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机关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权力运行机制应运而生。整个中书省的官员编制几乎全被废除，只保留了纯粹记录官『性』质的中书舍人一个职位。原本属于中书省的权力也全部收归皇帝一人所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的地位上升，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王朝政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之间再无任何阻碍。
朱元璋借着清除丞相胡惟庸的机会，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将权力分摊给原来丞相管领的六部和监察机关，大幅度提升了监察机构在权力系统内的地位。在官家复式权力结构中，丞相作为官僚系统最顶端的那尊大神，在权力演变的过程中，一直与皇权进行着此消彼长地博弈。朱元璋索『性』将其连根拔除，为自己的继任者们“拨刺”。
在对权力集团上层进行大手术的时候，朱元璋出台了一系列安民抚民的政策，力图不触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利益，使得这次官家机构的大整顿，官家权力的大转移、大重组能够得以和平实现。
这项权力整顿运动虽然让官僚系统内部陷入巨大的恐慌，但手握军政大权的相权集团还是被皇权生生斩落马下。不光文官权力机构做了大幅度调整，军事机构也同样做出调整。大都督府则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五军都督府掌管军旅之事，隶属于兵部，曾经和中书省分庭抗礼的大都督府编制也就此消失。
经过整顿之后的帝国权力系统顶端成了皇帝一个人的独角戏，皇权的高度集中，官僚集团的分权制衡呼出欲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权被瓜分得支离破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监察机关七大部门瓜分了这块权力的大蛋糕，各部门只对皇帝负责，受皇权的直接领导和监督。它们既独立行使职权，又相互掣肘。
监察机关将六部纳入监察范围，六部的给事中（言官）也可以反过来对监察机关的官员进行弹劾，充分体现出官僚集团内部权力的相生相克，这样既达到了分流相权的目的，又健全了权力结构中的监督机制。
为了给自己的子孙执政障碍，他告诫群臣：今后他的子孙，都不准再提设立丞相的事，帝国的大小官员也不能请求设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注定是帝国建制以来最为特殊的日子。人心惶惶的正月过后，朱元璋真正开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运作。现在的大明朝，没有了中书省的宰相掣手掣脚，朱元璋的皇权达到了百无禁忌的巅峰状态。
权力带来的衍生物就是应尽的义务，就算是皇帝也不例外。没过多久，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所带来的副作用就开始在朱元璋身上显现出来。身为一个合格的君主，他的生存底线就是保障帝国的基本运行。眼下这无所禁忌的权力，给朱元璋带来的不光有权力的高度集中，更有繁重的工作压力。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成年人每天需要有七到八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和意识清醒，但是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后，一天的睡眠时间估计还不够四个小时。
有史学家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在废除丞相制度以后，每天送到朱元璋面前的奏章将近有二百封，里面大大小小共计约有五百件事需要皇帝亲自拍板才能施行。那些帝国文官都是写文章的好手，一篇奏章能让他们写得洋洋洒洒，文四骈六。往往几万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