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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优柔寡断。
祖孙俩就这个问题交流了看法，并说了一些诸如“以德怀之，以礼制之”这样务虚的话，最后达成了统一共识，那就是在别无路径可以选择的情况，可以痛下杀手，削地削藩，以兵讨之。
如果真像朱元璋预测的那样，自己的子孙走到兵戈相向的那一步，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朱元璋当初封王封地之举，就属于没事找抽型。祸根其实早就埋下，朱允炆不幸当了那个引爆者。由于引爆条件不成熟，最后被爆得死不见尸的人成了建文帝朱允炆。所以说削藩并不是建文帝擅作主张，也不像朱棣后来所指责的违背“祖制”。
其实伏笔早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打下，当然朱元璋没有料到的是，暴风雨会来得这样快，这样迅猛。对于这一点，作为当事人的建文帝比谁都清楚。正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来自内心的恐惧，他才觉得削藩大事要非做不可。不但要做，而且要短平快地做。年轻的书生在一帮老书生的协助下走上了义无反顾之路，儒家理想主义的大旗还没有在帝国的上空呼啦啦迎风招展，他们就已经上路了。
一切都在表明，建文帝连一分钟都等不了。两大剑术高手过招，讲究的是稳准狠，最忌讳的是心浮气躁。而建文帝既不稳，更谈不上准，狠也欠缺火候。
有时候我们会做出这样的假设，假如没有黄子澄、齐泰、方孝孺这“三驾马车”，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可历史只有铁板钉钉，容不得半点马后炮。
如果能有更多的路径选择，朱允炆还是会走上这样一条路。这和他的人生际遇以及书生『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朱允炆生于宫廷，长于宫廷，就像现在的大学生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就参加工作。这样的人就算饱读诗书也会与社会脱节，工作经验接近于零。
朱允炆曾经在朱元璋的晚年有过一段见习理政的时光，但是对于帝国的一把手来说，那短暂的实习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朱允炆是个天『性』温和之人，是个文弱的书生。如果他不是生在皇家，他算得上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好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朱元璋走得很安心，他认为朱允炆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大明王朝带向一个巅峰时期。朱允炆对如何消除诸藩对中央权力的威胁充满了犹豫和疑『惑』，为此他在登上皇位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寻找自己的政治伙伴。
生在帝王家是一个人的幸运，也是一个人的悲剧。朱允炆是个书生，内心的敏感要比一般人来得强烈，正因为强烈，所以也更加痛苦。当他走下朝堂，捧起一本书，四十五角仰望天空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政治场上波诡云异，隐藏着多少凶险与杀机。他有幸加入了这场政治的轮盘赌，可他忘了政治有时候翻脸比翻书还快。
作为一个帝王，一个错误的决定会要了无数人的命，一个正确的主张也同样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朱允炆亲眼目睹了洪武年间，那大案套要案，要案连大案的连环杀戮。权力就是一把无情刀，而对于朱允炆来说，这把刀不是刺向自己的敌人，就是刺向自己。
放眼整个帝国，到底谁人是敌？谁人又是友？长期居于深宫的朱允炆陷入了深深地『迷』茫。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几乎将开国功臣杀戮殆尽，但他还是为自己的孙子留下了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三个大儒。
第39章 谁才是真正王牌（2）（）
黄子澄是最先接近建文帝朱允炆的人，不是他有多么了不起，而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东宫伴读，也就是太子的老师。在中国古代权力系统当中，东宫伴读并不是一个小角『色』。尤其在帝国命运走到一个转弯地带，他往往能够起到扭转乾坤的大作用，当然这也和个人能力大小有关。在这个职位上想要默默无闻都很难做到，如果太子能够在将来的某一天顺利继承大统，那么他这个东宫伴读很有可能会拽着新皇的权力尾巴扶摇直上，只手遮天也未可知。
正因为这种利害关系摆在那里，东宫伴读往往是太子的铁杆粉丝。在太子接任帝国权柄的道路上，他们会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与太子结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亲密关系。而当时的黄子澄与朱允炆就结下了这种非一般的关系，朱允炆有了“难题”，也要去请教黄子澄。
有一天，朱允炆坐在明皇宫的东角门，脸上布满了忧愁的神『色』。这时候，黄子澄走了过来，师生二人就在东角门定下削藩的政治主张。两人当时只是务虚，本没有碰撞出多少智慧的火花，更谈不上具体的实施办法。
时过境迁，现在朱允炆已经是大明的皇帝，没有谁能阻挡自己对武力削藩的向往。他决定实施师生二人当年定下的主张，用汉景帝的武力削藩的方式，将分散在藩王手中的权力一一收回。武力削藩不是无理取闹，它需要一个理由。论辈分，这些藩王都是自己的叔叔，他们既没有造反，又不能『乱』政，虽然有人在背后说他们图谋不轨，可抓不到把柄，也不好削夺他们的权力。
建文帝想解决藩王问题，但又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在极小范围内秘密地进行削藩问题的讨论，没想到小范围的活动却引发大范围的关注。朝中那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官员也参与到削藩的专题研讨中来，由此在帝国的中央权力结构中形成了三方不同的意见。
一方削藩强硬派。这一派呈梯队作战模式，在最前方摇旗呐喊的是黄子澄和齐泰等人，而背后谋篇布局的是方孝孺，建文帝则是最大的支持者。按照黄、齐、方三人的意思，既然已经开始磨刀，那索『性』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藩王势力连根拔除。
另一方是削藩温和派。这一派虽然不反对削藩，但他们还是为暴力削藩蒙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他们觉得这些藩王都是先皇的子嗣，做法不可过于冷血。他们不赞成连根拔除，认为可以借鉴汉武帝对待藩王那样实行“推恩令”。也就是在各个亲王原有封国领地上，除了嫡长子继承亲王头衔外，其他的儿子也都给封地和郡王头衔，长此以往，郡王会越来越多，他们的封地会越来越少，自然力量也就越来越薄弱。这么做既保证了帝国权力根基不会被动摇，同时也保全了皇族之间的亲情。客观地说，这一派提出的方案非常符合实际，且『操』作『性』强。
还有一方是削藩反对派。这一派的观点也很明确，那就是不但不能削藩，还要对那些藩王们做到有礼有节。这时候舆论大环境已经在『逼』藩王造反。为了缓和矛盾，建文帝应该立即打消削藩的念头，摆出一副与他们修好的姿态。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六月，户部侍郎卓敬秘密上奏建文帝：燕王雄才大略，极似太祖，且兵精马强，北平又是战略要地，宜及早剪除，杜绝后患。否则，待其准备就绪，浩浩大军建瓴南下，难以挽回危局。
建文帝在看完卓敬的奏本后，并无声张。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建文帝削藩的政治谋划还是外泄到了诸藩王那里。由此可见，当时朝廷削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建文帝和三两个君臣之间的谋划，而藩王们在京城的势力已经无孔不入，就算是最高机密也逃不开他们的耳目。
朱允炆君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那藏于内廷的窃窃私语还是引发了藩王们极度的不安与警觉。他们并不愿意做待宰的羔羊，更何况他们手里有兵还有枪。你在京城磨刀，我就可以在边疆搞搞军演。藩王们恃仗军事武力，不断地向中央施压。藩王们之间互相串联，众口一致，将矛头对准武力削藩派的主干齐泰和黄子澄。
他们提醒建文帝，不要受外人蛊『惑』。他们这么做，也是为将来彻底翻脸寻找一个可以说服天下人的借口，无非就是“清君侧”。为江山社稷计，就要将皇帝身边的小人都除掉。
这些藩王们越施加压力，建文帝就愈加坚定他的削藩决心。既然已经箭在弦上，那索『性』就冲着靶心而去。对于建文帝来说，那些削藩强硬派就是他的政治盟友。在他还未登基的时候，就在试探自己的老师黄子澄。
黄子澄虽然只是个儒学书生，但是在宫廷里呆了这么多年，什么场面没有见过。他当然明白在当前的局势下皇帝问这句话的用意何在，建文帝曾经命他与兵部尚书齐泰同参国政。何为同参国政？也就是共同商议国家大事。建文帝重提当年东角门二人密议削藩之事，他很快就领会了其中的深意。
黄子澄找到齐泰，他跟齐泰说：“齐尚书，当今皇上年少，在治国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可他的那些叔叔们手握重兵，多行不法，照此发展下去，恐怕我大明危矣。你我都曾受先皇之重托，承蒙当今皇上之厚恩，理应为国分忧啊！”
齐泰也是聪明之人，当然能够听出黄子澄说话的意思。他马上回答说：“为子则孝，为臣则忠，你我如今都是大明股肱之臣，就理应要报效国家。只是削藩之事关系重大，处置不当，恐怕会后患无穷。”
君臣三人最后经过一番合计，决定先从燕王朱棣的亲弟弟周王朱橚的身上下手。
其实黄子澄和齐泰在商议具体削藩时意见还不统一，黄子澄说：“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总体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定要把燕王拉下马来，而到了实际的实施过程中，齐泰主张首先擒燕，黄子澄不仅不同意还发表了上述的高论，这种打草惊蛇的做法居然得到了最高当局的首肯。从后来的种种大政方针的取向看，虽然建文帝是齐黄并用，实际是更倾向于黄子澄的看法，毕竟是东宫的交情在那里摆着。
然而，这时候卓敬别有一番议论，卓敬给建文帝上奏折说：“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卓敬的核心在于不动干戈的情况下先以迁徙的办法消祸『乱』于无形，应该说是相当高明的一招。而这样做理由光明正大，即使燕王一百个理由也不会不同意，更不会拿出祖制靖难的招牌说事。可是，这么一个“天下至计”竟然得不到建文的任何响应。
卓敬这个人在当时也应该是天下奇才，就连后来杀害他的明成祖朱棣也不得不承认“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的事实。
朱元璋生前对卓敬是非常看好的，可惜建文帝并没有给予他足够的信任。
第40章 谁才是真正王牌（3）（）
建文帝选择周王作为削藩的第一道突破口，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周王府里有人在这个关节点上站出来告密，周王朱橚在密谋造反。
朱橚不是一个懂政治的人，准确地说，他应该更像一个学者型的人物，是植物学家和方剂学家。他曾经根据元朝宫中遗事，写有《元宫词》100章，并参与编写科技著作《救荒本草》。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型的藩王，不专心搞学术研究，偏偏跳出来想要学人家造反。建文帝正愁找不到借口向藩王们下手，那就先拿周王朱橚开刀。
建文帝正要准备下手之际，告发之人又提供了一条更为重要的线索：周王要谋反，背后有燕王朱棣在撑腰。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朝廷削藩从周王下手是再合理不过。而朝廷一旦对周王采取行动，这就等于斩断了燕王朱棣的手足。所以建文帝要动周王，按照常理来说，燕王朱棣不会坐视不管。
要是朱棣出兵来救，那么他就会背上谋反者的同谋的罪名；如果朱棣不出兵而是出面为周王说情，那也能将其算作同谋。这样以来，无论朱棣怎么做，建文君臣都能够找到收拾他的理由。自古以来，皇帝想要收拾谁，还没有碰上找不到理由的时候。
周王朱橚和哥哥朱棣是由马皇后收养的，在藩王当中，他和自己的哥哥燕王朱棣年龄是最长，资历也是最老的。亲兄弟之间的关系要比其他的兄弟关系亲一层，朱橚与朱棣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说的。有了朱棣的撑腰，朱橚并不安心只做一名学习型藩王，他居然也动起了做皇帝的念头。
朱橚在暗中做起了准备，打算找个时机造反。可还没等他付诸实施，一场大灾难正悄然来临。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亲儿子朱有爋会告他谋反。按照大明的规制，周王的大儿子朱有爋被立为世子，也就是未来周王府惟一合法的继承人。可作为周王的次子朱有爋并不这么认为。他听人说了，最近建文朝廷正准备对尾大不掉的诸藩王下手了，自己何不乘机去上告，将父亲周王朱橚的不轨谋反行为全部讲给朝廷听。这样既可除掉兄长及其支持者父亲周王，自己就可以稳稳地坐上周王府第一主人的位置。
周王次子朱有爋上告周王谋反，建文朝廷听说后喜出望外，这样的事情来得太及时了。
建文君臣经过反复商议，决定派曹国公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带兵北上，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给周王朱橚来他个突然袭击，确保削藩能够首战告捷。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这是帝国新旧权力集团交替的时间段，虽然用的还是洪武的年号，但这时候建文帝上台后已经有三个月了。建文朝廷放出风声，说是接到北方密报，蒙古地区的一些北元残余势力最近有南向的迹象，为加强北方防务，防止北元的南侵，今朝廷决定派李景隆为大将军，率军北上。
客观地说，建文君臣唱得这出戏并没有跑调。李景隆的军队是一路向北，周王朱橚没有什么疑心，因而也就没有做好负隅顽抗的准备。但当李景隆的军队经过开封，快要走过时，他们突然转向，迅速包围了周王府。
周王朱橚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做了俘虏。李景隆马上取出皇帝朱允炆的诏书，当众宣读。接着就将周王府一行人押往京师南京，周王及其诸子被废为庶人，流放到荒远的云南蒙化并被关押起来。
建文帝削藩首战告捷，给当时建文朝的政治带来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也表明了建文帝是一个很有抱负、很有作为的帝王。
建文帝废了周王，马上就将周王所犯的罪行写成敕书，然后颁给诸王，让他们来给周王议罪，这一招也的确够狠的。谁说书生不懂得治国谋略，建文帝此举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一是拿祖制来压服藩王。按照祖制：藩王有罪，皇上主持，诸王集体议定；
二是博取天下人的信服。向天下公开周王的罪行，昭示皇帝武力削藩并不是师出无名，而是周王造反，『逼』我动手；同时也在敲山震虎，让其他藩王都要循规蹈矩，没事不要学周王自取灭亡；
三是敲山震虎。建文帝拿周王开刀，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他以此来试探燕王朱棣的反应。
京城的暗哨不断传递来皇帝要削藩的消息，而朱棣在北方的风沙中睁着头狼似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京城的方向，他的心比北方的冬天还要冰冷。从北京到南京，千里的路程难道自己这一辈子都无法逾越吗？
他想不到的是，一身书卷气的朱允炆下手会这么狠，刚上台就要自己的叔叔们开刀。周王朱橚已经被拉下马，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作为诸藩之首，他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这场劫难的。
回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