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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强大的反动势力 （1）（）
反动势力在压制新思想的基础上勉强维持着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
和平世界，秘密警察变成了当时拥有神权势的国家机构，
没过多长时间，监狱就已经没有空位了。
最终，那些统治者们得到了报应
铲除清扫法兰西残余
彻底清除拿破仑洪流带来的祸水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各国原有的防线已经被摧毁了，经历了几十个朝代的宫殿也被毁到了无法居住的地步，其他的王宫在牺牲了邻居的基础上，大肆扩张自己的地盘，为的是把革命时期损失掉的东西补回来。革命的浪『潮』退去了，留下的是许多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革命教义残余，如果强行清除它们，必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危险。但是，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家们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到了极限，下面就是他们取得的各项“成就”。
多年以来，法国一直都在威胁世界的和平，人们不免会对这个国家产生恐惧感。虽然波旁王朝通过塔莱朗，答应以后会好好治理国家，但是“百日政变”却告诉欧洲国家，如果拿破仑第二次脱逃会产生什么样的恐怖结果。于是，它们开始为战争作准备，防患于未然。荷兰共和国改成王国，比利时成了新尼德兰王国的一部分（因为比利时没有参与16世纪时荷兰人发起的独立战争，它一直归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开始是由西班牙统治，后来又归属了奥地利）。新教徒统治下的北方和天主教徒主宰的南方，都没有人需要这样人为的结合，但是也有人反对。似乎这种结合有利于欧洲和平事业的发展，如果这样，那就勉强接受吧，这就是当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波兰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们的王子——亚当·查多伊斯基，不仅是亚历山大的密友，而且在整个反拿破仑战争中和维也纳会议期间一直担任着沙皇的顾问，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盼望。但是，波兰被划分为俄国的半独立领地，由亚历山大担任国王，这种意料之外的解决办法引起了波兰人民的极大的愤怒，因此导致了后来的三次革命。
丹麦人一直追随着拿破仑，也是他最忠实的盟友。但是，它也同样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七年前，一支英国舰队开到了卡特加特附近的一片海域，在没有发出任何宣战和警告的情况下，轰炸了哥本哈根，并且夺走丹麦的所有军舰，以免被拿破仑利用。维也纳会议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惩罚，它把挪威从丹麦划分出来（1397年签署了卡尔麦条约以后，挪威一直与丹麦联合），并且交给了瑞典的查尔斯十四世，作为他反叛拿破仑的奖励。想当初，查尔斯还是在拿破仑的帮助下才登上王位的呢。非常奇怪的是，这位瑞典国王曾经是一名法国将军，原名叫贝纳道特。
他以拿破仑副官长的职位来到了瑞典，当霍伦斯坦一戈多普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去世后，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热情的瑞典人就邀请贝纳道特登上王位。从1815到1844年，他忠诚地统治着这个收养了他的国家（即使他一直都没有学会瑞典语）。他非常聪明，治国有方，赢得了瑞典人和挪威人的共同尊重。可他却不能把这两种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和天『性』的国家混合在一起，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组成的联合体是一个无可救要的失败。1905年，挪威人以一种最平稳有序的方式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瑞典也欣然祝贺挪威一帆风顺，明智地让它走自己的路。
文艺复兴以后，意大利人一直被入侵者不断地『骚』扰，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波拿巴将军身上。然而拿破仓皇帝却令他们大失所望。不但没有使意大利成为一个新的统一的形象出现在人民雪亮的眼前，反而被划分成了一系列小公国、公爵领地、小型共和国和教皇国。教皇国在意大利半岛上（除了那不勒斯）是管理得最糟糕的，人们的生活也异常悲惨。维也纳会议废除了一些拿破仑创建的小共和国，并且它们的地域上恢复了原有公国建制，分别奖励给哈布斯堡家族的几个卓有成效的人。
西班牙人曾经发动过反抗拿破仑的民族起义，为了表示对国王的忠诚，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然而，当维也纳会议允许国王返回各自的领地时，西班牙人盼到的却是残酷的惩罚。斐迪南七世是个险恶的暴君，他流亡生活的最后四个年头是在拿破仑设立的监狱中度过的。为打发无聊的牢狱生活，他为自己心爱的守护圣像织了很多外套。而他庆贺自己回归的方式却是恢复那些残忍的宗教法庭和刑房，这两个机构早在革命期间就已经被废除掉了。他是一个令人极其厌恶的家伙，不但他的子民讨厌他，就连他的四个妻子也鄙视他。可是，神圣同盟一直维护着他的合法王位，公正善良的西班牙人民为铲除这个邪恶的暴君以及建立立宪王国付出的所有努力，都以死亡和流血而告终了。
1807年以来，王室成员纷纷逃到了巴西的殖民地，葡萄牙就一直生活在没有国王的混『乱』状态中。在1808至1814年的半岛战争期间，葡萄牙一直被惠灵顿军队视为后勤补给基地。1815年后，葡萄牙做了英国几年的行省，直到布拉同扎王室重新返回王位时才得以独立。其中一位布拉同扎成员接受邀请留在了里约热内卢，当上了巴西的皇帝，这是美洲大陆上的唯一的一个帝国，竟然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1889年巴西共和国建立时才结束。
在东欧，没有任何措施可以改善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的生活的悲惨处境，他们仍旧是土耳其苏丹的属民。1804年，一位叫做布兰克·乔治（他是卡拉乔戈维奇王朝的奠基人）的塞尔维亚的小猪倌发起了反抗土耳其人的战争起义，后来输给了敌人，最后他被一个自以为是好朋友的塞尔维亚领袖杀害了。杀害他的这个人叫米洛歇·奥布伦诺维奇，就是塞尔维亚奥布伦诺维奇王朝的创始人。这样，土耳其人才有机会继续在巴尔干半岛上称霸，心安理得地做着主人。
希腊人失去独立的时间已经长达整整2000年了。他们曾经先后被马其顿人、罗马人、威尼斯人以及土耳其人奴役过。如今，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给自己的同胞——科俘人卡波德·伊斯特里亚。他和波兰的查多伊斯基一样，都是亚历山大最要好的私人朋友，也许他能为希腊人做点实事。不幸的是，维也纳会议对希腊人的这个要求根本不感兴趣，它一心想的是如何让所有他们认为的“合法”君主，无论是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还是其他教派的，都能保住自已原有的王位。因此，希腊人的这个愿望就化成了泡影。
滑稽的日尔曼会议
维也纳会议处理的德国问题，是他犯下的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错误。宗教改革和30年战争后，不仅彻底摧毁的是这个国家的繁荣与财富，而且还把它变成了一盘毫无生机的政治散沙。德国分裂成了几个王国、公国、许多个公爵的领地和好几百个男爵领地、侯爵领地、选帝侯领地、自由城市和自由村镇，由一些只能在歌舞喜剧中才能看到的各种类型的统治者治理着他们。以前，弗雷德里克大帝为了彻底改变这个状态，他建立了强大的普鲁士王国，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个国家在他死后就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了。
第70章 强大的反动势力 （2）（）
拿破仓的这一举动虽然大大地满足了绝大部分德意志小国独立的愿望，但是多达300多个的小国家中，只有52个坚持到了1806年。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有很多年轻的德国士兵都幻想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的新国家。然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独立。那么，谁有能力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呢？
讲德语的地区共有五个王国。其中的两个就是奥地利与普鲁士，他们都拥有上帝赐予他们的神圣国王。而其他的三个国家——巴伐利亚、萨克森以及维腾堡，他们的国王却是拿破仑授予的。由于他们以前都曾当过法兰西皇帝的追随者，所以在其他的德国人眼里，他们也不会对自己的国家有多么的忠诚。
维也纳会议创建了一个由38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组成的新日尔曼同盟，并将其授予前奥地利国王，在现在的奥地利皇帝的率领之下。当然，这种临时的解决方案是不会使任何人满意的。一次，日尔曼大会在古老的城市法兰克福隆重地召开了，会议的目的是商讨“共同政策以及重大事务”。然而，38名分别代表着38种不同利益的代表们齐聚一堂，而作出任何决定都需要得到全票才能通过（这种方式曾经在上个世纪毁掉了强大波兰帝国）。这个程序使这次著名的日尔曼大会一下子就变成了全欧洲人的笑柄，这个古老帝国的治国方法变得和我们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美洲邻居们越来越像了。
对于能为民族的理想牺牲掉一切的德国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耻辱。可是维也纳会议从来都不会考虑到子民们的个人情感，它关于德国问题的争论很快被叫停了。
无处不在的密探
当时，有人反对这种方式吗？当然有！当他们对拿破仑的仇恨渐渐平息下来时，当人们反拿破仑的激情开始退却时，当人们充分意识到以“维护和平与稳定”借口犯下的种种罪恶时，他们开始默默地抱怨起来了，甚至开始威胁发动公开的反抗，可是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没有任何权力和地位的弱势群体。更何况，他们正在面临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冷酷无情而且效率极高的庞大警察系统，他们随时随地都被严密地监控起来，只能任人摆布。
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成员坚信，“是法国的大革命思想导致了前拿破仑皇帝犯下篡位罪名”。他们认为铲除“法国思想”的所有追随者，是顺应天意符合民心的神圣行为。就像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宗教战争中一边残忍地烧死新教徒、绞杀摩尔人，一边认为他的这一举动只不过是受自己良心的驱使。16世纪初，教皇拥有任意统治属民的神圣大权，任何不承认这种神权的人在当时都会被教皇视为“异端”，并且所有忠诚的市民都会尽自己的责任去诛杀他。到了19世纪初期，欧洲大陆轮到不相信国王有权按自己和首相们认为恰当的方法统治属民的人却变成了“异端”，所有忠实的市民都会负责任地向当地的警察局举报他，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在此，我要说明一点，1815年，欧洲统治者们已经在拿破仑这所学校里学到了“统治效率”的技巧，因此他们在处理反异端的问题上，比1517年办得更完美。1815至1860年，这是一个属于政治密探的伟大时代，到处都是间谍。他们自由地穿行于王公贵族的宫殿，深入到最底层的低级旅店。他们还会透过钥匙孔窥探内阁议会的进程，偷听在公园里散步的人们的闲谈。他们时刻看守着海关和边境，防止任何没有正式护照的偷渡者进入。他们还会检查所有行李，防止每一本可能具有“法兰西思想”的书籍散布在皇帝的领土范围内。他们还会和大学生一起坐在教室里听课，任何敢对现存秩序提出质疑的教授，都会立刻面临灾难。他们也会悄悄地跟在前去教堂的儿童后面盯梢，严格监视他们，不让他们逃学。
这些密探的工作得到了教士们的鼎力支持和协助。在大革命期间，教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损失。它的财产全部被充公了，甚至一些教士还遭到迫害。更严重的是，1793年10月时，当公安委员会废除了礼拜上帝的仪式时，那代深受伏尔泰、卢梭以及其他法国无神论思想熏陶的年轻人，居然围着所谓的“理『性』的祭坛”翩翩起舞。教士和贵族一起度过了漫长而又痛苦的流亡生活。现在，他们跟着盟军士兵一起回归故乡，带着一种浓烈的复仇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那时，最严重的是，耶稣会也于1814年重新回来了，他们继续教育年轻的一代，全身心地奉献给上帝。在反击教会敌人的斗争中，它胜利了。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耶稣会都建立起了自己的教区，向当地人真诚地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但是，这些教区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贸易公司，并且不断干预当地『政府』的内部事务。当葡萄牙处于伟大的改革家、马奎斯·德·庞博尔首相执政时期，葡萄牙曾经多次驱逐耶稣会离开他们的领土。但是到了1773年，应欧洲天主教国家的要求，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废除了这项禁令。如今，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工作中，耐心地为商人们的子女讲解“顺从”和“热爱合法君主”的大道理，以免他们在遇到玛丽·安东奈特被送上断头台这种情况时，会偷偷地耻笑他们。
在像普鲁士这种新教国家中，情形也发生了不少好转。1812年的那些伟大爱国领袖以及号召对篡位者发起反抗的作家们，如今都被赋予了“煽动家”的称号，这些人成了破坏现存秩序的最危险的人。他们的房子被搜查，信件也会被检查，他们还被要求必须一定的时间内到警察局报到一次，汇报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普鲁士的教官们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在年轻一代的身上，严格地控制着他们。在瓦特堡，当一群年轻年学生以一种充满了喧闹声然而却没有任何威胁的方式庆贺宗教改革三百周年时，普鲁士竟然把这一举动视为一场紧急的革命前兆。当一个诚实而愚蠢的神学院学生粗暴地杀死了一个在德国执行任务的俄国间谍时，普鲁士各大学立即陷入警察的层层监管之下，并且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查，教授们全部被关进了监狱或是被解雇。
俄国在实施这些反革命的行动中做得都非常过分和荒谬。亚历山大已经在他突然发作的狂热中走出来了，但是却逐渐染上了慢『性』忧郁症。最后，他终于看清了自己那有限的能力，并且意识到了在维也纳会议中他变成了梅特涅和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牺牲品。他对西方越来越反感了，开始使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俄罗斯统治者。然而事实上，俄罗斯的真正利益就在曾经给斯拉夫人上第一堂课的圣城——君士坦丁堡。随着年龄的增长，亚历山大越来越努力工作了，但是他取得的成就却越来越少了。当他坐在书房里，他的大臣们正尽全力要把整个俄罗斯变成一个大兵营。
这幅画面其实并不好看。也许，我应该减少对大反动时期的描述。但是，如果能使你们彻底地明白这个时期，倒也是件好事。你们要知道，像这种阻碍历史的发展、扭转历史方向的尝试，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但结果无非是由于自大走向失败的地步。
第71章 民族独立战争 （1）（）
反动的方式难以消灭顽强的民族独立热情。
首先是南美洲人反抗维也纳会议的种种措施。
后来，希腊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以及其他欧洲的弱小民族，
它们共同为19世纪谱写出了独立战争的伟大篇章
民族情感的复兴
假如我们这样说：“如果维也纳会议采取的是另一种措施，而不是采用那样措施，那么19世纪的欧洲历史肯定是另一番模样的。”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