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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征
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的广泛推行，直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瑞金、雩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留下部分红军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当地斗争。
在长征初期，“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出发前，政治局既没有讨论，又没有做深入的政治动员，在军事上又不能把握有利时机，主动地歼灭敌人，而是让红军以消极的防御作战来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转移，使红军陷于被动。广大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连续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折损过半，到达湖南通县时，只剩下3万人。但“左”倾机会主义者却不顾一切，仍然坚持去湘西的计划，使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此时，国民党已判断出红军向湘西转移意图，便集结重兵，阻挡两部红军会师，并企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一主张到1934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1934年12月底，红军到达乌江边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了会议，重申创建川黔根据地，并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会后，红军打响了强渡乌江的战斗，消灭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4个团，乘胜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
长征中的毛泽东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整编、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决定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采取高度灵活的还功方针，一渡赤水河，进入川领边扎西。2月下旬又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遵义。3月中旬，红军迅速跳出敌合围圈，三渡赤水，再入川南。随后，又出敌不意地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滇军援贵之际，直插云南，作威胁昆明夺势。接着红军又向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5月，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进入川康边境。6月，红军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占领了四川懋功，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当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工作的张国焘却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主张向川康边界退却。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7月，红军连续翻越几座大雪山，到达毛儿盖。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张国焘率领，朱德、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随后，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到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9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自恃枪多势众，要挟右路军和中共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在巴西紧急磋商，决定迅速离险区，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约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川甘边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告张国焘改正错误，率部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在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共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攻克甘南天险脂子口，越过岷山，到达哈达铺，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西甘支队。9月27日占领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之后，中共中央率部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结束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11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中心瓦窖堡，及时解放了刘志丹等被迫害的干部，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11月20日至24日，红军在直罗镇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第320章 民国（16）（）
张国焘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奉命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转移。随后，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1936年7月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损失严重，只剩下4万余人，同南下时相比已减员过半，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第二“中央”。两支部队会合以后，红二、六军团奉中共中央电令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会合。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主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经过整整两年的艰苦奋战，胜利完成跨越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甘、宁、陕等12省，经过汉、苗、壮、彝、藏、回约2亿人口的不同民族地区，总路程达2�5万里以上的长征。虽然失去了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相当大的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革命的中心由江西移到陕甘，迎来中国革命的新曙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遵义会议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严重挫折，加深了许多指战员和党政干部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而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博古这次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博古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和中央苏区建前工作的不力等等，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进行辩护。然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者也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会议完后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议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紧急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但是，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改组了中央的领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华北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进一步吞并中国的狂妄野心，于1934年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声明”，声称日本是东亚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为此，他们于1935年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新的侵略，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制造了华北事变。
是年5月初，东北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到长城附近坚持抗战，当地4万多农民纷起响应，积极支持孙部的爱国行动。日本以此为借口，指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社长白逾柱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两汉奸被暗杀是中国的排日行为，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集大批侵略军入关进行军事威胁。声言中国如不接受日方要求，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对此，国民党政府竟然步步退让妥协。6月初，蒋介石指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双方经过多次交涉，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要求，达成了秘密的卖国条约，即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有：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解散北平军分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官吏；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等。
1935年5月，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借口察哈尔省张北县中国驻军扣留日本特务人员（随即释放），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并屯兵察省进行威胁。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在北京谈判，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有：取消察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构；成立察东非武装区，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向日方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提保日人今后在察省自由往来无阻；解散反日机构；将察省主席宋哲元免职。这两个协定，使中国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华北局势日益恶化。
接着，日本又积极策划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妄图变冀、鲁、晋、察、绥华北五省为第二“东北”，成立“华北国”。9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日后公然鼓吹北五省组织“联合自治”。在日本侵略者指使下，10月22日，河北东部地区的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的一批汉奸、流氓、无赖举行所谓“饥民暴动”，强占香河县城，成立了伪“县政临时维持会”。11月25日，日本又唆使国民党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统辖冀东22个县。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采取妥协敷衍的政策。为了迎合日本使“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蒋介石表示：“中日两国无论自哪一方面看都应该提携协力，以图亚西亚的繁荣”，中国愿“考虑日本的利益，作相当的妥协让步。”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下令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汉奸王辑唐、王克敏等为委员，以实行变相的“自治”，在实际上把冀察两省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
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加紧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司令的秘密情报中毫不隐讳地说：“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视于进攻中国华北”。1935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由“满铁”出资，在天津成立“兴中公司”，从事“开发华北经济”，控制华北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及铁、煤、石油、盐等资源的开发，逐步形成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经济独占趋势。据日本经济报统计，自1928年至1935年间，日本对华投资达20余亿日元。日本还公然大规模的武装走私，甚至殴打中国海关人员，逼迫中国缉私人员解除武装。到1936年6月，日本浪人便组织了“特殊贸易会”，要求冀东伪政权和天津市政府，全力维护“特殊贸易”，并向北宁、津浦铁路局表示，不得阻碍运输。华北的政治和经济实权都掌握在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不仅严重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经济利益，扩大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在对日问题上派系的对立和分化。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沉重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号召下爆发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8月1日，当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毛泽东、朱德又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蒋斗争；重申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意与一切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团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且愿意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宣言还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推动了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1935年12月9日，地处国防前线的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冲破国民党军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