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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章、洪春元、郜永宽等率先头部队，由天京下关渡江至九洲，突出浦口，进攻江南提督李世忠大营，占安徽含山、巢县、和州。次年一月，太平军常熟（今常熟）守将骆国忠向李鸿章献城投降，太平军久攻常熟不下。二月底，已经转移到东线的李秀成主力再次撤回，渡江入皖北，转战巢湖，庐江、舒城、六安等地。清军采取“专守为稳，以逸待劳”的防御方针，太平军所到之处“攻又不下，战又不成”。所过之处，久被清军和地主团练烧杀扰害，残破不堪。时逢春荒，军粮严重缺乏，太平军因饥疲而死者甚多。五月李秀成从寿州一带回师东返。在江浦渡江时，又遭湘军截击，伤亡惨重。六月中旬，曾国荃率湘军攻陷雨花台，洪秀全急诏李秀成回师援救。待二十日回到天京时，十几万大军，只剩下四五万人，战斗力锐减。太平军以“进北攻南”再解天京之围的战略计划仍未实现。
李秀成回到天京后，洪秀全鉴于太平天国军事形势严重，为统一领导，以应急变，遂封李秀成为真忠军师，节制诸王。李秀成在天京住了一个星期，就赶去苏州部署，天京危急又使他不得不西返主持守城事宜。前后两度往返于东、西战场，终因两面作战，顾此失彼，没有什么建树。十二月二十一日，李在苏州失守随即来天京的次日，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洪没有采纳，决定坚守天京。在此前后，洪派洪仁出京到江、浙摧兵解围。自从李秀成从江北败回后，一批太平军将领悲观失望，纷纷率部献城降敌。到同治三年（1864年）四、五月间，局势空前恶化，苏南、浙江、皖南大片根据地全部失去，李世贤部远在江西，陈得才、赖文光部远在湖北，他们都被清军重兵阻隔，无力回援天京。在清军层层围困下，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在这座孤城里，上自天王、下至士兵只得用野草充饥。六月一日，洪秀全病逝，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七月三日，保卫天京的最后一个要塞地保城被敌军攻陷。十九日，湘军从地道轰塌城墙二十多丈，蜂拥而入。当时，守城的太平军及老弱妇幼不足一万人，能作战的士兵不过四千多人，但是他们同仇敌忾，高呼：“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白刃肉搏，拼死巷战，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守城太平军“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属古今罕见”。血战至黄昏时分，李秀成、林绍璋等少数人拥幼主突围出去，天京失陷，至此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封疆大臣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阳人，道光时举人。左宗棠自幼聪慧过人，15岁赴童子试，16岁赴府试中第二名。正当他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之际，灾祸突降，父母双双病故，留下了一大笔欠债，从此生活变得十分困难，21岁的左宗棠只好入赘当了周家的贤婿。其妻周治端，能诗善赋，品德贤慧，成为左宗棠的贤内助。1832年应省乡试，中试第十八名举人，之后，三次进京会进士，均未如愿。
后来，湖南巡抚骆秉章因慕其博学多才，请入湖南幕府任幕僚。府中军、政事务，全经他一手操办，几年之中，左宗棠在湖南运筹粮饷，招募新兵，壮大了地方实力，名声远扬。
1860年，太平天国在南方重创清军，左宗棠在亲戚胡林翼、湘军头子曾国藩的力荐下，被清廷授予四品京堂候补，协助曾国藩办军务，他招募湘军5000人，及在湖南招募的民团4万余人，开赴江浙前线，击败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从此左宗棠名声更大。
1861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攻打太平天国。左宗棠率湘军攻占遂安、金华、富阳一带，后与法侵略军联合组成“常捷军”，攻陷宁波、绍兴等地。第二年因功再升任闽浙总督。1864年，左宗棠攻陷杭州，至此，太平军在浙江的地盘不复存在。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与李鸿章的淮军配合在河南一带镇压了捻军。1873年，左宗棠又不遗余力地镇压了肃州回民起义。
左宗棠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受命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事，他率军出关，讨伐阿古柏，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原来西北边疆一直为沙俄和英国垂涎，两国为争夺美丽富饶的新疆展开争斗。
1864年新疆地区爆发了以回民为主的各民族起义，但很快被少数封建主篡夺了起义的领导权，形成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彼此混战。
1865年，喀什噶尔的封建主为兼并相邻的汉城（疏勒）派人向中亚浩罕国乞求军事援助。
浩罕国统治者早就对中国新疆地区垂涎三尺，立即派军官阿古柏率领大军，侵入南疆，很快兼并了其他几个割据政权，建立起“哲德沙尔”（意为七城之国），自称“毕条勒特汗”（意为最幸运的国王），控制了南疆和北疆的大部分地区。
左宗棠墓沙俄见中国新疆地区陷入一片混乱，突然于1871年7月，派出重兵，占领了新疆最富庶的地区伊犁。
新疆形势发生危机后，左宗棠知道不使用武力，很难把侵略者赶出中国领土，为准备西征，他废寝忘食地筹集军粮，编练队伍，向清廷请求派他远征新疆，收复祖国的领土。清政府在新疆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同意了左宗棠的计划。1875年清廷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为了迅速消灭阿古柏匪帮，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即先打败依附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败类白彦虎，收复新疆的政治、经济中心乌鲁木齐，吸引盘踞在南疆的阿古柏军队前来增援，然后把这两股匪帮一齐消灭掉。
6月，左宗棠派手下的大将刘锦棠率领大军穿过风沙扑面、寒暑无常、水源奇缺的戈壁沙漠，突然出现在乌鲁木齐城下，迅速包围了这座城市。盘踞在城内的白彦虎匪帮作梦也想不到清军的进兵速度会这样快，顿时乱作一团，急忙派人给阿古柏送信，请求增援。
阿古柏认为清军走过大沙漠后，肯定战斗力会大大减弱，便派主力前来支援。左宗棠指挥清军，奋力迎战，经过3个月的血战，终于收复了乌鲁木齐城。紧接着，清军又强渡波涛滚滚的通天河，平定了南疆。
就这样，经过一年半的鏖战，左宗棠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新疆领土，为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80年（光绪六年），清政府调左宗棠到京任军机大臣，不到两年，又调南京任两江总督，因同投降派李鸿章政见不和，便以休病为由，向朝廷奏请开缺回籍。1884年，清政府又起用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时年73岁的左宗棠上任后，仍“伏波伏鞭之慨，其志甚坚”，一面增兵台湾，一面整顿闽江军务，固守国防，他奉命往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并亲自上阵，高呼：“娃子们，快造饭，料里裹脚草鞋，跟我去打洋人！”但投降派李鸿章，在中国军事胜利的形势下，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造成以胜为败的结局。左宗棠对此十分气愤，上奏清廷，拒签和约。但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从此，左宗棠忧患在心，一病不起。临终前，一边大骂李鸿章，一边连呼“出队”。后吐血七天，昏迷不醒。1885年（光绪十一年），死于福州，享年74岁。
同文馆的设立
第288章 清朝（42）（）
咸丰十年（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事务。次年，咸丰皇帝总理衙门大臣奕�的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作为附属于总理衙门的一所外国语学校，培养对外人员。是年五月，京师同文馆在北京正式开办，设英文、法文、俄文三馆，规定招收学生十人，最多不超过24人。只招收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由总理衙门考查录取，依次传补。第二年，变通章程，改为每馆招收十人。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又奏请皇帝，要增设天文、算学科目，聘请洋人来教习，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器，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于是陆续增设了算学、化学、格致、医学四馆。录取学生的方法也相应变动。规定由京内外各衙门保举三十岁以下的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或举人、贡士等未仕人员，最后由总理衙门考查录取入学。同时规定“三年考列到高等者，按升阶优保班次，以示鼓励。”学生的生活待遇从优，先是每月每人给膏火银3两，后改为每人每月薪水银10两，并供给饭食。
同文馆设立之初遭到清政府内极端守旧派人士的反对。
监察御史张盛藻认为强盛中国的办法依旧是尧舜之道，只有通过精读孔孟之书，明体达用，才能使国家规模宏大，所以他极力反对向洋人学习制造轮船、洋枪技术，主张朝廷命官一定要任用科甲正途者。接着，大学士倭仁也不断提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从此，守旧派与洋务派在同文馆的设立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倭仁声望在当时学界很高，是理学权威，他一出来反对，响应者颇多，这样，京师同文馆虽然设立了讲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的科目，但投考的人却寥寥无几。
同治十三年（1874年），总理衙门提出六条“紧急机宜”，发给各省总督、巡抚筹议。以李鸿章为首的实力派大肆倡导，办洋务已成为一种时尚，于是同文馆也随之逐步兴盛起来。在此之前曾增设了德文馆，随后又增设了东文馆。光绪十三年（1887年）规定学生增加到120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改学制三年为八年，分前馆五年，后馆三年。课程包括汉文、外文、天文、算学、物理、化学、世界史地和万国公法等科目。此外设有为教学服务的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和博物馆、天文台等。在此之前，还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设立了印书处，有中体和罗马体活字四套，手摇机七部，承印同文馆和总理衙门所翻译的数、理、化、医学历史等书籍和文件。
同文馆设管理大臣，由总理大臣委派，初由一人担任，以后时有由二人担任，负责主持管理同文馆事务。其下设提调工人，帮助调二人，负责安排课程及督察学生勤惰之事。同文馆的教课人员有总教习一人，洋教习若干人，还有汉教习和汉文教习三人。总教习多由外国人担任。同文馆的经费、人事等方面多为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所控制。同文馆先后聘请了外国传教士包尔腾、傅兰雅、丁韪良等担任教习或总教习，其中由赫德提名的总教习美国传士丁韪良总管校务近30年。按规定，同文馆不允许传播西方宗教，但实际上洋教习们总是借机进行传播。
光绪二十七年底（1902年）初，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内设英、俄、法、德、日五国语文科目。
海防与塞防之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俄国吞并了中国东北边疆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随后又将其侵略势力扩展到中国西北边疆。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在俄国的强迫下，中俄签订了按俄国意愿制定的塔城议定书，夺得了中国部分领土。随后，俄国又继续以武力相威胁，试图进一步侵夺中国领土，扩展其在中国西北边疆的势力。同治九年（1870年）浩汗王国阿古柏率兵控制了新疆南疆，并将其势力向北疆扩展。俄国趁此机会笼络阿古柏，并袭取了伊犁城，以“代管”名义控制了伊犁，并且宣称要进攻乌鲁木齐。清政府看出形势危机，立即派荣全率兵从科布尔前住伊犁，向俄国人提出“接受”伊犁。并同俄国人在塔城附近进行谈判。结果“接受”要求不仅遭到俄国人拒绝，俄国人反而提出索取更多土地的要求，荣全难以定判，中俄谈判移至北京。谈判进行了一年之久，最终毫无结果。
同治十三年（1874年）春，日本进攻台湾，东南沿海形势十分紧张，清政府深感“海疆备虚”的后果。十一月，总理衙门奏请将巩固海防之声作为大事商议，并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项措施。清廷权衡再三，决定接受曾国藩几年前提出过的筹备海防的建议，在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即中日北京条约）后，谕令李鸿章、沈葆桢等沿江沿海各省将军、督抚15人评议筹备海防一事，并限一个月内复奏。此时东南各省督抚和总理衙门大臣都持加强海防的主张，很快就形成了海防派势力。清政府财资乏竭，要求加强海防，“筹饷”成为一大难题。于是李鸿章上奏，要求请廷把巩固西北边疆所需的费用挪用过来，他认为新疆地区形势尚好，清廷不必十分重视，也无精力去顾及，应御掉新疆这个包袱。与此同时，广东巡抚张兆栋代表前江苏巡抚丁汝昌所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主张建立北、东、南三洋水师，每洋水师配备新式军舰16艘，各设制造轮船、枪炮、耕织机器三大工厂。李鸿章、郭嵩焘等人随即上奏表示支持。眼望西北边疆有可能因费用不足而遭蚕食的形势，通政使于凌辰和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上疏，指出李鸿章等人的主张是卖国求荣、竭尽民财，是“用夷变夏”之道，认为只有重人材才是治国之本，而不在器械。这时，湖南王文韶、漕运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等主张应先全力注重塞防，西北如无事，则东南就会自然得以巩固。是年底，以李鸿章为主的海防派向朝廷呈递了筹议海防折，说“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兴之大患愈束。”主张新疆即便收复，将来也不能久守，所以应舍弃新疆，将其军饷移用于海防。随后，李鸿章积极活动，致使山西巡抚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刑部尚书崇实等也纷纷上奏朝廷，附合李鸿章，醇亲王奕也认为李鸿章的主张是最上策。
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十二日，陕甘总督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拆，强调海防、塞防都不能偏废，力主收复新疆，如果此时停兵节饷，甘肃和蒙古西部都将受到威胁。军机大臣文祥支持左宗棠进军新疆，收复失地。五月三日，清廷颁发谕旨，否定了李鸿章放弃新疆的主张。月底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春，左宗棠的西征大军出关，以刘锦棠所部为先锋向天山北部进兵，夺取了乌鲁木齐及其附近各地，九月占领玛纳斯。第二年春，又转向南路，攻下阿古柏部据守的吐鲁番、托克逊、达坂等地，阿古柏退到库尔勒后自杀。随后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分兵把守天山南路各地，与左宗棠大军相抗衡。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各路军队向南疆挺进，先后占领了喀喇沙尔、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等地。是年十一月，伯克胡里和白彦虎逃到俄国境内。次年底，清政府为索还伊犁派出专使到俄国进行谈判。
在此之前，清政府又委任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每年从关税和厘定金税中拨出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十年后建成南、北、粤洋水师。
从此，海防与塞防之争彻底平息。
马嘉理事件
咸丰二年（1852年）英国占领缅甸后，就将扩张矛头指向中国云南，试图打通一条从缅甸经云南深入中国内地的通道。此后，英国退役军官斯普莱向英政府建议修筑从缅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