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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时间就定在10月27日。这一天是日本在占据台湾过程中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遭受义军重创死亡的日子。台湾殖民当局定这一天为“台湾神社祭”日。雾社的小学每年这一天都要举行运动会，周围的日本人都要来参观和集会，正可利用日本人不备进行突袭。莫那道等人商定起义行动分为两步：先袭击雾社周围的警察驻地，再聚集到雾社，攻击小学运动会会场。凌晨3时开始，起义民众分数路开始袭击马赫坡、勃阿伦、荷戈等处的警察驻在所，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警察，切断电话线，破坏桥梁，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
在27日上午8时之前，300多起义民众已经分为两路，一路由莫那道率领，突袭雾社的派出所、樟脑公司、日本人宿舍和邮局等，一路由花冈一郎率领，进击雾社小学操场。雾社的日本人一点也不知晓大难即将临头。8时，小学的运动会准时开始。全体人员正肃立举行升旗仪式，突然一个原住民青年提刀闯入会场，只见他冲进“来宾席”，手起刀落，就将台中州理蕃顾问管野政卫的头砍下。在场的日本人都惊呆了，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花冈一郎已经率队冲入操场，只见刀光闪处，日本人纷纷倒下。
当时操场上还有一百多名汉族人，这些都是咱们情报人员在台湾发展的抵抗势力的一部分人员，在泰雅人行动开始后，这些人也都纷纷拔出身上的手枪，驳壳枪，朝着自己最近的日本人纷纷开起火来，一时间日本人死伤惨重，在我们两方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操场上的日本人就被肃清。
另外一路在咱们情报人员跟随之下，莫那道率领另一支人马杀进雾社的派出所、邮局等处，很快解决了战斗。这场战斗共计杀死134名日本人，伤数十八。缴获130余支步枪，2万多发子弹和一挺机关枪。莫那道又派人破坏零社附近的铁路，并在进入雾社的必经之地眉溪设置工事，以阻遏日军。
直到将近中午，小学校的一名侥幸躲过起义民众的督学逃奔下山，雾社发生起义才为当局所知。总督府立即组织1100多名警察、800多名陆军以及1300多名军夫的讨伐部队紧急集结，开赴雾社。31日双方展开激战。
虽然这些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还是失败了，但是在咱们情报人员的帮助下还是保存住了大部分力量撤进了深山，和之前咱们的人员会合，前往咱们人员建立的抵抗基地！
截止到现在咱们台湾的抵抗基地已经建立了四个，抵抗组织的人员已经差不多有一万多人，其中战士友三千多人！”
汇报完后戴笠向在座的人敬过礼之后，依然坐在自己位子上，沉默不语，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忽视他的存在，会议继续召开，讨论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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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被日本侵占后，台湾的经济模式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占领初期，掠夺土地是日本最**裸的一项经济政策。日本殖民者刚刚确立在台湾的统治，便利用台湾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没有地券、契约作为根据的情况，对广大台湾同胞赖以生存的耕地进行了持续的掠夺和强占。1898年，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设置了以中村是公为局长的“临时土地局”。不久日本殖民者就下令展开森林、土地的调查工作，实行所谓“丈地归官”及“土地所有权申报”。凡是无主土地及手续证明不完备的全部收归官有，并对私人土地课以重税。这样，一些收成不好的土地由于入不敷出，所有者也就不敢申请所有权，土地“名正言顺”地落人日本人手中。。通过一系列巧取豪夺，日本政府及日本财阀攫取的台湾土地短短数年就达264。3万甲一甲约合0。97公顷，占全岛土地总面积的68。5％。最终，台湾97％的林地变成了日本殖民者的私有财产。
日本侵占台湾后，为了能够大量掠夺台湾的稻米，实现其“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经济模式，从创办“农业试验所”着手，全面改造台湾地区传统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条件，如引进优良品种，增施肥料，扩大灌溉面积，甚至依靠地方政府官吏、警察和保甲制度，强迫台湾农民增种水稻、种植防风林。到1905年，台湾地区的水稻产量增至62。2万吨。不过日本殖民统治者采取多种手段提高水稻产量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适应日本本土的需要，即选择台湾作为日本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使日本腾出劳动力进行工业化。此外，台湾生产的凤梨、香蕉、樟脑、蔗糖等农林产品也被日本殖民统治者大量地掠往日本，或销往欧美各国。台湾每年都要向日本出口大量的农产品，而从日本进口的东西却很少，这样就形成了给人以假象的巨额名义出超。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出超根本就没有被百姓赚到一点，依然被土地所有者和日本所赚走。1935年台湾对日出超9600万日元，1939年一跃上升为1。84亿日元，几乎是1935年的一倍。这些钱毫无例外的都流进了日本政府和财阀的口袋，台湾人民依然是处于赤贫的状态。
为了进一步压榨台湾人民，日本人采取了商品专卖的制度来榨取巨额财富，日本殖民者不仅对食盐、烟、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而且还把在日本国内禁止吸食的鸦片在台湾实行专卖，毒害台湾人民。日本殖民当局于1897年3月最先设立了台湾制药所，对鸦片实行专卖。接着又于臣1899年5月和8月先后设立了台湾盐务所和台湾樟脑局，对食盐和樟脑实行专卖。最终于1901年6月在台湾总督府内正式设立了专卖局，统一负责掌管整个台湾地区的全部商品的专卖事宜。台湾专卖局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下设八个分局、11个办事处、六个专卖商品制造工厂，三个试验工厂和一处度量衡所，共有各类管理和生产人员2。7万余人。台湾总督府专卖局成立以后又陆续对烟酒、火柴、煤油等日用工业品实行了专卖管理，并逐步“完善”了一整套专卖管理制度。台湾总督府通过专卖制度获得的收入在年度财政总收人中所占的比重，平均每年高达43。42％。日本殖民统治者通过实行专卖制度从台湾人民身上榨取了巨额财富。
除了直接的掠夺，日本人还采取了一种比较隐蔽的经济掠夺方式，。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独占的日本官僚垄断资本和日本各大财阀集团控制的垄断资本控制着台湾的工业生产。台湾总督府主要控制铁路、矿山、港口、电力、食盐、樟脑、烟酒等工业企业。财阀则主要由三井、住友、野村、三菱、古河、大仓、安田、大川等财团独自或合股经营制糖、化学、建材、米谷加工等工业企业。到1940年收复台湾的战役发起之前，日本殖民垄断资本控制了台湾地区银行存款总额的60％，电力工业的96％，制糖工业的94％，完全控制了台湾的经济命脉，这些企业每年从台湾赚取的利润数目多得无法统计。
台湾与日本的贸易往来更是一边倒，对于数额巨大的台湾对日本的“贸易出超”的收入，日本政府将其全部截留在日本政府的财政收人之中，并不返还给台湾。所以台湾的这笔贸易收入，只是反映日本掠夺台湾的一个数据而已，丝毫不关台湾的经济建设。除此之外，在台湾与日本的商品贸易往来中，双方所交换的物资，完全是根据日本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来决定的。长期以来，由台湾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的物资，主要是稻米、食盐、蔗糖、樟脑、矿石、木材和煤炭等资源类的初级产品。而由日本运来台湾的则主要是棉纺织品、化肥、干咸鱼、清酒、酱油、火柴、药品、五金和陶瓷等日用工业品。
由双方在贸易往来中所交换的物资可以看出，凡是由台湾运往日本的物资全部是日本国内经济发展所必需而又奇缺的资源。这种贸易完全遵循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贸易的规律，殖民地无非是原料来源和倾销市场。也正是日本人的这种经济政策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的相当畸形，有限的近代化工业不管是清朝建立的官办还是民办，都被日本人收归政府或者交给财阀经营，再加上后来的日办工厂，这些近代化工业没有一家控制在中国人的手里。经济完全白日本人所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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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九章 收台湾（三）（）
第三百二十九章收台湾（三）
在日本控制台湾时根本不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对待台湾人民和自己国民完全一样，日本统治时期，虽然在法律上台湾人被看作是“日本人”中的“少数民族”，但与“纯正”日本人相比，台湾人受到了很大的歧视。文字首发】在经济表现和统治上的表现就是一方面。日本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资本出于追逐利润的天性，当然也会对台湾的经济近代化起到一定作用。比如在台湾进行人口调查、水利建设、改进农作物、推行使用化肥、交通建设等。但是这些所谓的“成就”是资本主义扩展的结果，近代化水平越高，日本殖民者得到的越多。实际上，由于日本垄断资本的肆意扩展，台湾本土的民族资本毫无出路，全台同胞几近沦为日本廉价劳动力，这对于台湾的近代化而言完全是个压制。另外，这些现代化企业不但生产了财富，实际上也代替了警察的监视任务。
大规模的工厂集中了新型的产业工人，也集中了权力的实施对象。1940年收复台湾战争爆发之前全部工业部门雇用了238856个台湾人和19536个日本人，日本人多数为管理者，台湾同胞则几乎全都为产业工人，日本人占台湾人的8％左右。据战后1946年统计，台湾的官吏和警察总数为500604人，台湾总人口为5768711人，日本人占台湾人的比例也是8％。暴力机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比例和经济生产企业管理者与产业工人的比例惊人的一致，反映了殖民地权力的同构性，以及掠夺实质。
另外，台湾的近代化也不像日本人所说的一般，都是日本人带来的。实际上，台湾的近代化起始于清代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主政台湾时期。他在任内1885年～l891年大力推行加强海防、建立自立之省的“新政”，成绩卓著。在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1400余里，并在澎湖、彰化等地增设报局；创立新的邮政制度，台北设邮政总局，在全岛分设下站、腰站、旁站43处；发行邮票，邮路远达厦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是全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还早八年；修建台北至基隆、新竹和基隆至新竹的铁路，这是全国最早的自行集资、自行主办、自行掌控的自建铁路；鼓励民间富商集资兴建台北街市，走马车，安电灯，引自来水，修造铁桥，使台北成为当时中国比较繁荣的城市。刘铭传还主持了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丈量土地活动，兴办西学堂，聘请外国教师任教，为台湾培养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才。在刘铭传治理下，台湾面貌大变，同时起步岛内的近代化与中国治海近代化，实为开启台湾近代化建设之第一人。
日本之所以这样宣传是因为岛内所有的近代化企业都在日本人的人控制之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完全抹杀以前台湾人民自己的建设成就。
在教育方面，日本人有意识的差别对待又是一个体现，在日本统治期间，殖民当局早在1896年就分别设立了最早的日语教学机构“国语学校”，“国语传习所”。“国语学校”类似以后的中学，传习所又分为甲、乙两科，分别以成人和儿童为对象，其目的是“对本岛人教授国语日语，作为日常生活之用，并养成本国之精神”。日语教育非常严厉，在学校不准讲汉语台湾话，一讲汉语即施予各种处罚。
1919年殖民当局出台所谓“内地延长主义”，又称“同化主义”。为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就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基本上由日本人独占，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教学内容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被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在初级教育阶段，中国儿童就读的则是“公学校”和“国语传习所”及“教育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就读，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
此后日本在台湾更积极地普及教育和推广日本语。1930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30％，到1938年增为50％，1940年更增加到72％。1930年台湾懂日语的人不到10％，1937年猛增为40％，1939年更增加到60％。“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殖民当局严禁台湾民众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烧毁台湾民间祭祀的诸家神灵，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并且强令在10月27日各行各业都要祭祀；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日、8日、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
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在1936年9月到任不久，即开始大规模推行“皇民化”运动。1937年9月30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皇民化”运动就此正式开始。其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殖民当局认为“教育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来说，台湾人具有高知识水平并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他们主张在台湾只进行很有限的教育，实行实际上的“愚民政策”，并宣传台湾日本化。1925年成立台北帝国大学，但这所大学里收容台湾子弟很少。一般台湾子弟只能上像医学专修这样的专门学校、职业学校，其目的是为了接受技能等实用性培训以满足日本统治的需要。很少人有机会接触文科性的精英教育，这些教育都要到日本本土去上。足见日人在台殖民教育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提升台人的文化与知识，而是为了完全把台湾给从文化上抹去。
在医学上，日本对台湾本地的中医也实行取缔灭绝的政策，1897年日本占领台省之统计：当时有中医1070人，据当局分析，富有声望者29人，通儒施医者91人，自称祖传者97人，其他均为一般时医，占80％左右。
1901年，日本占领者对台湾中医进行考试按：日本明治维新对其本土之汉方医生举行考试，主要考西医，其目的是将中医改造成为西医，为消灭取缔中医的一种手段，然而申请报考者竟多达2l26人，经过考试及格者仍有1097人之多，可见我台省中医界求生存竞争之烈。加上未经考试而有许可证者650人，以及考试不及格但给予同情许可证者156人，因此，台湾本世纪初，有合格中医师1903人。此后，日本为了在台湾推行其消灭中医的政策，不再举办中医考试，从此，中医绝了后来者，三十多年间，中医师只能年年减少，乃至完全消灭。
同样为了取缔台湾本地中医，和推行日本的西医的需要，日本还在台湾制定了一系列的卫生制度。
首先是关于医疗卫生行政方面，日本占据台湾后，设总督府于台北。在卫生行政方面，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