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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这一开就是四个多月。华盛顿的妻子玛莎没有随他一起来，这似乎给了华盛顿一个稍稍逃脱婚姻束缚的“假期”。华盛顿是个中规中矩的男人，他对婚姻的忠诚毋庸置疑。他可不像汉密尔顿或杰斐逊那样轻易放纵自己，更何况此时的他已是万众瞩目的领袖，他头上的光环约束着他的欲望。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与鲍威尔先生的友谊，尽量请夫妇俩一同外出，省得别人说闲话。但是，他显然也听从了自己心灵的冲动，把社会规则抛到一边，多次邀伊莉莎单独喝茶、聊天、散步，他从伊莉莎那里得到了任何其他女人都无法给他的快乐。以前，女人是时时刻刻被他保护的弱者。只有在面对伊莉莎时，这个新大陆最强势的男人才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也如此脆弱。他无法不依赖她。
联邦政府迁都费城后，华盛顿与伊莉莎得以常相聚。她是联邦党的坚定支持者，她的话对总统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友情与日俱增，他们之间的通信经常洋溢着活泼、快乐的气氛，互相开玩笑，互相打趣，那跳跃的光泽使人们看到华盛顿一直严密封锁着的强烈情感。她的智慧让他如沐甘霖，他的温柔让她难舍难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华盛顿与伊莉莎有超出友谊的“不恰当”行为，但大家好像更愿意相信，如果华盛顿此生哪怕只有一次“粉色浪漫”，那个人一定是伊莉莎。后世的美国人本着将“八卦”进行到底的精神，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着实演绎了一番这段似有还无的感情，比如，她向他诉说情思，他送她一枝花，他累的时候她给他一句安慰，她伤心的时候他给她一个拥抱，等等。即使在人们最浪漫的想象里也不过如此。
1792年，在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激烈斗争中，年轻的共和国走过了第三个年头。忽然间，所有的喧嚣都不见了，因为大家都开始担心一件事：总统会连任吗？更准确地说，这个问题应该是：咱怎样才能留住他？华盛顿在刚就任总统时只打算干两年，但大家说你必须干满一届（四年）。现在，一届眼看着就要到期，他真的不想干了。他对麦迪逊说，我资质愚钝，实在难当重任，如今眼花耳聋，身体一天比一天糟，是该让位的时候了。麦迪逊说：不行！谁也代替不了你！你不能走！华盛顿又咨询所有的内阁成员，每个人说的都跟麦迪逊一样，从没见他们这么团结过。事实是，过去的三年虽然风雨交加，但人们对华盛顿的爱没有改变。党争的加剧、南北的对峙之所以还没撕裂这个新国家，是因为华盛顿的个人魅力。他的离去将意味着国家的分裂。麦迪逊说：请你再给我们四年，等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基础更稳定了再走，行吗？但华盛顿不想再等了。他身心疲惫，去意已决。他让麦迪逊为他起草告别演说的稿子，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公之于众。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使尽浑身的解数挽留华盛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赌咒发誓不再胡闹了，只求他能留下来。华盛顿看上去有点犹豫，但并没松口。
1792年11月，伊莉莎给华盛顿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纸的信，这封信的目的是劝华盛顿连任。之前，华盛顿对伊莉莎说：我要是再不走，人家就会说我尝到了权力的甜头，舍不得放弃。伊莉莎深知华盛顿特别在乎自己的名声，他不想让后世子孙认为他做的一切来自对权力的贪婪。伊莉莎就抓住这一点做文章：“如果你现在离开，你的敌人就会说，你以前做的一切都是受野心驱使，你利用国家对你的热诚满足了自己的私欲，当人民再也无法给你更多的回报，你就再也不想为他们甘冒风险。”她说，你以为你一走就万事大吉了吗？如果联盟因此破裂，大家还是会把账算到你头上，说你早就知道这套体制行不通，趁着大厦未倾赶紧开溜，以免让别人说社稷毁在你手里。她警告他，共和党人是肯定会瓦解联盟的。所以，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只有你敢于在所有的公共事务中做正确的选择”。毫无疑问，伊莉莎戳中了华盛顿的软肋。那么多男人没做到的事，一个女人做到了。收到这封信不久，华盛顿决定再给美国一次机会。他终于不忍心在他的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转身离去，只因他爱她太深。
华盛顿同意谋求连任足以让举国同庆，他根本不需要竞选。像四年前一样，他再次以全票当选，得到了所有的132张选举人票。这次选战的真正争夺是副总统职位，因为大家都把这个人选看成华盛顿的接班人。汉密尔顿主导的联邦党竞选攻势成功地让约翰亚当斯再次当选副总统，为四年后权力的顺利交接打下了基础。
华盛顿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了，然而，他的运气并没有变得比第一个任期好。在过去的四年里，他把精力都放在国内问题上，总算看到民生恢复，百业俱兴。但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它不会让美国独善其身。华盛顿还能带领新国家避过多少急流险滩？他的外交政策为美国带来的是福还是祸？请看下一个故事：中立宣言。
第70章 中立宣言（）
1793年3月4日，乔治华盛顿再次宣誓就职，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与第一个任期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不得不把心思转到外交舞台。事实上，在华盛顿的整个执政时期，最重要的国际事件就是法国革命。1789年7月14日，就在他第一次宣誓就职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巴黎人攻占巴士底狱，法国革命爆发了。美国人欢呼雀跃，他们认为法国革命是美国革命的继续。从某种程度上看似乎是这样。两场革命都是启蒙思想的产物，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它们的形式和结果却如此不同。波澜壮阔的法国革命让巴黎血流成河，同样是为自由而战，为什么法国人必须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其实，美国革命也是从街头暴力开始的，但革命的领导权迅速转入有知识、有担当、有理想、有财富的精英手中。就在大家“群情激愤”的时候，约翰亚当斯敢于挺身而出在法庭上为英国士兵辩护；汉密尔顿敢于挡在保王党教授的家门口，使他免受革命学生的侮辱。富兰克林说：“世界上没有好的战争或坏的和平。”华盛顿说：“剑是我们捍卫自由的最后手段，也是我们获得自由后应该最先放下的东西。”正是这样的精英让美国革命走上健康、理智的道路，因为暴力从来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而法国的精英们在革命洪流面前却显得力不从心，别说领导革命了，连他们自己也被暴力吞噬，甚至变成魔鬼的帮凶，以至于一场充满希望的革命变成了噩梦。
法国的精英们没能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者说，他们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素质，这不是他们的错。撇开个人修养不说，法国精英缺少美国精英的实践经验。他们大多出身贵族或生活在象牙塔内，他们的思想照亮了人类前行的路，却无法照亮自己脚下的路。法国的等级制度决定了它没有新大陆那样的中产阶级，没有那些既可以谈论哲学艺术又可以参政议政还经营着自己的种植园、律师事务所和贸易公司的“达人”，也就没有把理论与实践连接起来的纽带。更重要的是，新大陆和旧大陆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北美一百七十年的殖民地历史是对“美式民主”最宝贵的实践，新大陆的精英们在英帝国的怀抱中学会了自治，也理解了自由。他们在革命前就掌握着对社会的领导权，人们已经习惯了听议会的，而议会就是精英组织，美国所有的重要“国父”都曾是殖民地议会或各州议会的议员。当新大陆走到革命的大门口时，他们已是成熟的政治家，完全有能力执掌乾坤。在革命中，只要是议会做出的决定，人民就会听从。抗税、独立、打仗、停战、制宪，这一切都在议会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议会是咱自己选的政府，不听它的听谁的？但法国在革命前是专制王权，一闹革命，王权被打倒，大家一下子就蒙了，不知道该听谁的。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你强势，我比你更强势，就看谁能打倒谁。人民没有参政经验，他们或者听权威的，或者听自己的。当一个权威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用暴力推翻它，建立另一个权威。在这周而复始的革命浪潮中，精英还有立足之地吗？在新大陆，自由是“习惯”，革命是为了捍卫已经拥有的自由；在旧大陆，自由是“奢求”，革命是为了争取从未有过的自由。这是两场起点完全不同的革命，人们的心态怎会相同？当你保住了本就属于你的东西，你很可能会安之若素，该干吗干吗；但当你赢得了本不属于你的东西，你会不会激动万分乃至举止失措？自由需要在每个人的心中成长，成长中最大的烦恼就是学会尊重别人的自由。美国革命的结果是一部处处体现着妥协的宪法，它要的是“求同存异”，它相信真理不止一个；法国革命的表现是一次又一次暴乱、一场又一场屠杀，它要的是“非此即彼”，它认为真理就应该是唯一的。于是，执着的法国人只能用鲜血浇灌自由之花，用生命领悟自由的真谛。
说起来，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当初，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砸锅卖铁支持美国革命，结果把自己搞破产。当然，即使没有美国革命，他照样会破产，波旁王朝的家底早就被他祖爷爷和爷爷败光了。路易十五曾说：“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摊上这样的爷爷，路易十六能不倒霉吗？如今，没钱了，咋办呢？只能在1789年5月召开“等级会议”，打算让大伙出点血，救救王室。等级制度的规定是，教士是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其他人是第三等级。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占有绝大多数财富，但不交税，第三等级的处境可想而知。等级会议类似议会，有175年没开了，因为前两个等级不想给第三等级说话的机会。大家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此时不发，更待何时？想要钱？先听听老子的条件！眼看着国王只想征税，不想让步，第三等级代表愤然离席，自己组成“国民议会”。“国民议会”没有等级，只有“人民”，连很多第二等级的“自由派贵族”也站到人民一边，其中就有拉法耶特侯爵。
随着会议消息的传播，巴黎的“温度”越来越高。终于，在7月14日，巴黎人开始攻击巴士底狱。巴士底狱本应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象征着王权的暴政。但路易十六不是暴君，他比较开明、温和，在他的统治下，很少有人因言获罪。几个小时的激烈交战后，巴士底狱陷落。“人民”冲进去一看，偌大的监狱里只有七个犯人，其中四个是外国人，两个是贵族，因“不道德”行为被关在那儿，还有一个杀人犯。尽管有停战协议，但情绪激动的人们还是砍下狱长的脑袋，把他的头颅插在长矛上游街示众。然后，旗开得胜的“人民”冲向市政厅，乱刀劈死市长。从此，暴力一发不可收拾，如当时正在法国当公使的杰斐逊所说：“街上到处是人头，大家都不知道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脖子上。”
巴黎暴乱后，拉法耶特被“国民议会”任命为“国家卫队”的总指挥，掌控巴黎的治安。8月，拉法耶特向国民议会提交了他亲自起草的人权宣言。这是法国革命中最为闪闪发光的文件。在起草这份宣言时，他征求了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的意见。在国民议会上，拉法耶特第一次提议把蓝、白、红三色旗定为法国国旗。这三个颜色代表了三个等级，最前面的是蓝色，代表平民（中产阶级）；中间是白色，代表教士；最后是红色，代表贵族：象征着三个等级的团结。后来，这三色的意义演变为自由、平等、博爱。
在国民议会决定拆毁巴士底狱后，拉法耶特把这座著名监狱的大门钥匙连同一幅它被拆除前的图画一起寄给华盛顿。他说：“谨以此向我的父亲、我的总司令、自由之父致敬。”这把钥匙至今仍保存在弗农山庄。拉法耶特在信中向华盛顿介绍了法国的形势，他显得兴奋又乐观。华盛顿可没那么激动，他小心翼翼地赞扬了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特别提醒拉法耶特，一定要维护好秩序，千万别让革命失控。他再次表达了对拉法耶特的思念之情，像父亲那样担心着孩子的人身安全。此后，他又多次写信叫拉法耶特小心变故。
拉法耶特算是华盛顿一手调教大的，深得美国革命的真传，没有人比更他明白秩序和人权的重要。在他的努力下，国家卫队严密保护着王室的安全，有效地维持着巴黎的秩序，为这座城市带来短暂的和平。拉法耶特和他代表的自由派贵族希望法国能像英国那样走上立宪君主的道路，因为这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可是，法国没有英国的经济基础和地理优势。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外来干涉，这一切注定了法国不可能像英国那样平稳地走向现代。1789年8月，国民议会取消所有贵族的头衔和特权。1791年10月，拉法耶特辞去国家卫队总指挥的职务。贵族嫌他太自由，人民嫌他太保守。他的悲剧在于：他太想当华盛顿了，却忘了法兰西不是美利坚。在一个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度，民主怎么可能一步到位，自由又怎么可能不受煎熬？
巴黎的平静随着拉法耶特一起离去，街头暴力重演。1791年10月，新宪法确立了法国的立宪君主制，立法会议取代了国民议会。但危机没有消除。1792年春，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反法同盟”，拉开欧洲列强干涉法国革命的序幕。接着，英国和荷兰也加入同盟。4月底，法国向奥、普宣战。巴黎人再次涌上街头，把吉伦特派推上权力顶峰。1792年9月，君主制被废除，“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因拒绝宣誓效忠共和国，两万五千名教士逃离法国。就在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月，势力日益壮大的雅各宾派策划屠杀了一千四百多个神职人员和政治犯，这就是“九月大屠杀”。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称这次屠杀是“为人类带来无上光荣的最美丽的革命”。另一个雅各宾派领袖马拉说：“让叛徒的血流吧！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1793年1月23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在两万双眼睛的注视下，国王的头颅滚落在地。刽子手把国王的脑袋夹在他的无头尸体的两腿中间，然后把尸体扔进装满其他尸体的大车里，旁边有人拿各种“纪念品”蘸上“王室鲜血”开卖，另一些人抢了国王带血的头发、衣服叫卖。“礼仪之都”巴黎上演的这部“惊魂片”把全世界都看傻了。1793年2月1日，法国对英、荷、西班牙宣战。现在，美国的麻烦来了。
虽然法国革命早就开始了，但直到1793年，它对美国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法国卷入对英战争就意味着美国不能不表态了，因为美法有同盟条约。当年，法国帮美国打英国；现在，英法打起来了，美国是不是也应该帮法国打英国呢？关于巴黎发生的一切，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共和党为革命欢呼，他们仿佛看到自由的旗帜插遍全球，世界大同就要到来。即使在目睹了巴黎的暴乱之后，杰斐逊仍然坚信法国革命的崇高理想。他说：“我个人为那些殉道者悲伤。但跟革命失败比起来，我宁可看到半个地球变得荒芜。如果每个国家只剩下一个亚当（男人）和一个夏娃（女人），而他们是自由的，那就比现在强。”很难想象这么“冷血”的话�